莫言在文苑如日中天之後，並沒有忘乎所以，像有的廉價文人那般自吹自擂，或千方百計煎、炒、烹、炸自身。
■憨實的外表
在訪德歸來做總結時，他是全團一致公認的勞動模範
用人體造型美的視角，去掃描莫言，他不能算是文苑美漢。過早謝了頂的腦袋，沒有窄腰而只有肥臀的線條；窄窄的一雙眼睛，似乎也不具備穿透生活的光澤。老實説，從相貌上很難找到他一點瀟灑的神情。記得，在他還身穿著橄欖綠軍裝的時候，有一次亮相於電視螢幕上。不是那身軍服不合他的身腰，而是他的身腰沒能撐起軍裝的一派英豪之氣來；因而當我看到他按著導演的指點，時而行走、時而靜立沉思的時刻，我當真笑出了聲，並對正在收拾屋子衛生的妻子説道：“快來看莫言，
你也當過兵，看看這個男兵，是不是有點像熊貓？”
妻子甩了我一句：“你不能要求文職軍人都像國旗班的旗手一樣。重要的是，他的內在應該是個真正的男人就行了。”
我和她爭辯説：“我是説外形，又沒有涉及他的五臟六腑。”
她説：“外皮儀錶堂堂，一肚子草的男人多了。你們文壇裏這號人，也可以裝幾車皮。莫言這幾年寫了多少東西？這是那些酒囊飯袋的冒牌作家，根本無法相比的。”
我説的是外在。
她説的是靈肉。
她説這些話是由衷的。這些年來，凡是莫言發表在大刊物上的作品，她都是先於我的第一個讀者。雖然她的文字表達能力偏軟，可是感悟文學的能力卻十分過硬；近兩年內，她特別欣賞莫言發表在《收穫》上的《野騾子》。我往往是在她的啟迪之下，閱讀莫言近年大量作品的。但當時面對電視螢幕，我仍然忍不住對莫言的光輝形象竊笑不止，當然，他脫了軍裝，我也就把“綠色熊貓”的印象，漸漸的淡忘了。
想不到的是，我的這一細節被她記住了。1998年中國9位作家應海峽對岸之邀,出訪寶島台灣。當天，她送我到機場時，像是發現了什麼秘密似的對我耳語説：“當過軍人的莫言，就是與別人不一樣。你看，別人都慢悠悠地磨蹭；只有莫言像個搬運工，不惜力地幫大家集中行李。你應當承認你那天，説莫言不像軍人，至少是個偏見。”
我説：“那是他從來具有的憨厚，當然啦，與他當過兵也可能不無關係！”
到底是孰是孰非，這無關重要。重要的是莫言是個一貫沒有文場中嬌氣，肯于在集體中吃苦負重的人。早在1987年，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德國的時候，莫言在團隊中也拿出他的那份樸實，在往返的機場上扮演搬運工的角色。其實並沒有人讓他這麼幹，其閃光點在於出自他的行為本能。因而，在訪德歸來做總結時，是全團一致公認的勞動模範。這些看起來貌似平常的,正是身背嬌驕二氣的同行，最為匱乏的精神。是不是因為我經受過勞改的原因，我特別看重莫言身上十分濃烈，在知識分子中最為欠缺的素質。因而，從80年代中期,開始我總把莫言看成我的忘年小兄弟。在出國訪問期間，只要有兩個人同住一間屋子的機緣，我都願意與他為伍。
■陽剛的內核
我當真覺得莫言的體軀裏，蘊藏著打虎人的陽剛之氣
怎麼説呢，那是一段文學低迷的時期。這年的年節前的12月28日，友人們在我家中歡聚，迎接90年代的文學之春。那天，來的友人很多，我的同輩人自不必説，該來的都來了；在比我年輕一代的作家中，莫言也來了。在我記憶中，他當天説話很少，酒卻喝的不少。在我的認知中，文人有兩種酒態：一種是酒後忘我，一種是酒後沉默。莫言屬於後一種，當他與在座的王蒙、葉楠碰杯時，只是往嘴裏倒酒，沒有葉楠等友人酒後的高聲喧笑。最有意思的是，當友人們離開我家之後，妻子才發現莫言帶來的年節的禮物：一個竹編籃筐裏，蜷臥著兩隻顏色相異、絨布做成的小貓。
“這有點像他今天的肖像，今天他的話很少。”
“應當説人家十分靦腆。”妻説。
我笑了：“老虎醉酒後也是靦腆而無聲的！”
妻説：“你總是戴著有色眼鏡看莫言。”
為了論證出一個真實的莫言來，我對妻子説：“你看他的《紅高粱》，是不是充滿了人性中的野氣？蔫人出豹子。這個山東高密小子，骨子裏藏有豪氣、義氣、霸氣和匪氣。”
妻子笑個不住：“你別侮辱我們軍人。”
“怎麼是侮辱呢，這是最高的褒獎。你沒看見文壇上那些‘排排坐，吃果果’的乖乖們，骨頭裏最缺的就是這種鈣質嗎？”她無言了——她對文壇缺乏全面的了解。
大概是第二年的早春，一位山東的編輯來我家組稿。言談之間，他從背包裏拿出了一瓶酒，説是奉莫言之命給我帶來的家鄉烈酒。那瓶酒的名稱，今天我已忘得一乾二淨，但是酒瓶上的商標，我卻一直記憶在心：那是《水滸傳》中的漢子武松，在景陽崗上打虎的畫面。沒等這位編輯多費唇舌，我立刻應下為他們報紙副刊寫稿。他連連對我表示感謝，我説你感謝莫言去吧，只要是莫言的委託，我一定盡其所能。之所以如此，我當真覺得莫言的體軀裏，蘊藏著打虎人的陽剛之氣。
事隔不久，華藝出版社找到我的家裏，説是要突破一下文壇的沉悶局面，要我出面找上幾個有創作實力的作家，出一套實力派作家的書。在比我們這代人更年輕一代作家裏，我找上了莫言。現在回頭一看，那套叢書雖已黯然失色；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華藝”能把這些作家捆綁在一起，在建國門外的一家飯店聚會，事後又出了一套“當代小説大系”，也算是一次難能可貴的行為了。
記得，在會議間隙，莫言曾對我説：“老哥還不忘我，我銘記於心。”
我説些什麼今天已然記不清了，但是我心裏始終有莫言，倒是真情實話。在我的認知裏，進入90年代之後,出現了一批吃狼奶長大的後來人，他們心中只有自己，並只為自己活著——莫言與一些狼孩涇渭分明，他行文做人的野氣裏，始終不失中國傳統中的忠厚。儘管後來，我們都忙於各自的寫作，彼此來往少了一些，但莫言在文苑如日中天之後，並沒有忘乎所以，像有的廉價文人那般自吹自擂，或千方百計煎、炒、烹、炸自身。這又是我尊重並深愛莫言的又一因素。
■弄潮的桅帆
在文學的馬拉松的長跑中，他進入文學競技的最佳狀態
我們很少通電話——除非有事要談。記得，偶然通電話時，他常常勸我能寫寫家族史。我説我不能，因為多年來讓我夢裏也相思的東西，是勞改隊褸襤的衣衫，是一條茫茫的驛路。生活坐標和生活經歷的不同，決定了各人筆墨馳騁的領域。可以這麼説，從莫言發表《透明的紅蘿蔔》開始，特別是他的《紅高粱》問世之後，我就覺察出這是一匹掙脫了籠頭的野馬。基於這種認知，我除了激動地寫下《五老峰下蕩輕舟》，對莫言的告別文學慣式，另辟蹊徑的藝術之勇表示讚美之外；當時我正主持一家出版社的工作，立刻責令編輯迅速將其幾篇處女作，納入“文學新星”叢書出版。當時，進入那套“文學新星叢書”的青年作家有四十多位，歷經十多年時間的磨礪和檢驗，莫言不僅是其中長明之星，而且創作勢態如決堤之水，一發而不可收。在其洋洋灑灑的筆鋒下，孕生的大都是硬硬的幹貨。他的作品中，不僅沒有自標“新新人類”群體的無病呻吟，更無與年齡成正比的僵化程式，在文學的馬拉松的長跑中，他進入文學競技的最佳狀態。縱觀莫言二十年的創作，近年來又多了些他昔日作品中沒有的幽默，這絕非莫言自作多情，而是他生命中野氣昇華後的揮發。
談及莫言作品的幽默，不禁使我想起一件往事：1998年10月，他在台北圖書館，與兩岸同行們共議21世紀文學命題時，莫言曾讓在場聽眾捧腹大笑不止。他似乎不是在發表講演，而是與在場的聽眾詼諧地對談。他那張憨態畢露的熊貓之臉，使會場上笑聲一直不絕於耳——在那一刻，我就認定這個山東高密小子，越來越向平民型的作家靠攏。之所以如此，在於童年生活的高密田園，對他的影響太深遠了。如他筆下的《紅高粱家族》系列——包括《蒜苔之歌》在內，直到他最近的新作《檀香刑》，都深深刻下山東民間文化對他的影響。他從不作高深的哲理思考狀，更睥視故作深沉的假道學，如果硬是把學院派作家，與生活流的作家分開的話，他理所當然地屬於後者。
在人品上，莫言絕不是文苑中的跳蚤之類，他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朋友。2000年冬季的一天，我與他在電話中聊天時，告訴他一件我的生活瑣事：我們這兒正在粉刷樓房，其中的一個打工仔從樓裏得知我是個作家，有一天他乘升降梯上攀經過我家樓窗時，突然 問我是否認識莫言。我沒置可否，反問他為什麼問我這個問題。那裝修工告訴我他是山東高密人，他們那方水土出了個莫言；既然我也是個作家，想必我也認識莫言。我沒有正面回答這小夥子的問題，只是把一包“紅塔山”香煙，遞到他的手裏——因為裝修工十分清苦，這個高密小子臉上濺滿了白灰點子，何況他在進行高空作業，站在升降梯上説話是不安全的。其實這只是聊天時，我信馬由韁地説出的一件生活瑣事，沒有想到幾天之後，有快遞公司的投遞員，按響我家的門鈴，原來是莫言送來兩條“紅塔山”和一瓶“五糧液”。我打電話給莫言，他説這是出於對老哥的友情。但我仔細想了想，怕不僅僅是對我個人的友誼，更包容了對高密土地上一草一木的一往情深。
以此生活細節來探討莫言的創作源泉，以及他的為人之道，不是比枯燥的評論文字，具有更形象的説服力嗎！這就是從文到人的一幅莫言肖像。
2001年5月改定
北京青年報 2001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