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溽熱而寧靜的週日下午，遠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的老友江寧康博士打來越洋電話，説是因撰寫研究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需要專程來京當面討教莫言先生，希望幫助聯繫。筆者雖久聞莫言大名，但從未有幸謀面，且根本沒有其線索。幾經週折，在朋友鼎力相助下，終於和莫言通了電話。出乎意料的是，他十分爽快地答應見面，根本感覺不到半點名人的“架子”。這樣，一星期後，江寧康和我頂著炎炎烈日，如約來到位於平安大道的一座很普通的住宅，走進莫言先生家的客廳。
坐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身著墨藍色文化衫的中年男子，儒雅、隨和，用青瓷茶具精心準備的綠茶和沖洗乾淨的大個蜜桃招待我們。他笑容可掬地用通俗的語言，很快把我們引進探討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廣闊天地，實話實説，有問必答。他那明快、透徹、深入淺出的談吐，讓人感到夏日窗前吹來一陣清涼的風，比現代化的空調舒服不知多少，用時下流行的一個字便是“爽”。
（一）
提起中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電影，人們總是會想到張藝謀和獲國際大獎的電影《紅高粱》，同時不會忘記《紅高粱》的原作者莫言和他與張藝謀融洽的合作。近日，張藝謀正在大張旗鼓準備拍攝的《幸福時光》也是根據莫言的小説《師傅越來越幽默》改編的。
但是，對於莫言文學創作的詳細情況，多數人還是知之甚少。就數量而言，莫言在過去20多年裏辛勤耕耘的作品多達300萬字，僅《莫言文集》六卷就有240多萬字。就其創作的品質，儘管文學評論界看法不一，但相當數量的文學批評者常為莫言的作品爭得面紅耳赤，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受關注的程度。在海外，莫言的多部長篇小説已被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的葛浩文先生翻譯成英文出版，為不少外國讀者所喜愛。一些歐美國家的博士、碩士研究生還把研究莫言作為課題和畢業論文。曾從事莫言創作研究數年的江寧康博士告訴筆者：“莫言的小説有著強烈的穿透力和感染力，風格獨特和鮮明，是不可多得的文學精品，儘管我至今無法將他的作品加以歸類，但總的感覺是關注人和人性的張揚。”
在談到他的文學生涯時，莫言的感觸頗多。他説作為一名作家，能夠通過新意的構思和風格鮮明的語言表現出具有象徵意義的歷史和現實，把視角和筆觸深入到生活裏，體現人的特性和靈魂，應該是作家最大的欣慰和快樂。
莫言不同意將電影與小説加以類比，因為二者沒有可比性，其他的藝術形式也是一樣。“語言本身就是一種藝術，這是其他藝術形式替代不了的，比如電影、美術等；而文學創作單純靠故事情節是遠遠不夠的，小説語言具有某種象徵性，通過不同的文字符號，人們在欣賞文學作品時會從中體會到一種精神。”
對待文學批評，尤其是來自相當數量評論者的否定意見和難以接受的誤解，莫言表現得很坦然和輕鬆：“對文學作品的批評和評論不應該看作是衡量作品的唯一參照物。多數人在某個時期不予認同或承認的不少東西，恰恰正是作家的價值所在。”他承認他的一些作品採用了誇張和象徵的手法，有的很大膽、富於激情，甚至有些瘋狂，以增強文學的感染力。不過，它們“表達了我對大自然的敬畏與膜拜，表達了我對傳説和神話的理解，也表達了我的愛與恨，當然也袒露了我的靈魂，醜的和美的，光明的和陰晦的，浮在水面的冰和潛在水下的冰以及夢境與現實”。
（二）
每個從事文學創作的名家，都會被問及如何走上文學道路的問題。初見莫言，也免不了涉及這樣的老問題。
1955年，莫言出生於山東省高密縣的農村。童年時在家鄉的鄉村小學讀書，從小愛好寫作文，他的作文時常被當作範文在課堂上宣讀，此種褒獎是他童年時代最為津津樂道的事情。莫言的大哥畢業于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他在學習時所存留的文學書刊是莫言所喜歡的“精神食糧”。莫言還有個好鄰居，是位畢業于山東師範學院的“右派分子”，勞動之餘，這個“右鄰”也不安分，總是講些與文學和作家有關的事情，久而久之，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年幼的莫言。
“我那時幻想著有朝一日能夠成為作家，想法很簡單，因為作家可以一天有三頓餃子吃，可以遠離貧困。當然，更多地促使我走上寫作之路的還是對文學作品的迷戀，書中的世界更精彩。”
莫言上5年級時，“文化大革命”的“春雷”使他文學之夢幾乎成為泡影，由於家庭出身是上中農，很不體面的“階級成分”迫使12歲的他只好輟學，幹起了力所能及的農活。1973年，他還有幸去當地縣裏的第五棉油廠做季節工，半工半農，這一段經歷使他成為半個棉花專家，從種植到加工的每一個過程都清楚。他于1987—1989年間創作的中篇小説《白棉花》就是基於這段經歷創作而成的。3年後莫言應徵入伍，歷任班長、保密員、圖書管理員、教員、幹事等職，並開始自學創作，儘管這時的作品“很不像樣，沒法看”，但從草稿變成鉛字的喜悅，成了他踏上文學之路的動力。
1984年莫言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正規的科班學習，徹底改變了莫言的文學觀念，懂得了什麼才是真正的小説。“我在上軍藝之前，感到沒有什麼可寫，畢業後發現有寫不完的東西，生活中有許多寶藏等待我去挖掘。”
莫言從年輕時代起就閱讀了大量我國現代作家的文學作品，他尤其推崇沈從文先生的作品，那其中散發出的“山野的空氣”，給人以清新、恬靜的感覺。他還特意花時間翻閱其他作家的新作，以便“了解同行們正在幹些什麼，有些什麼新的突破”。在這些新人中，莫言比較喜歡余華的作品，包括《許三觀賣血記》。
莫言也愛讀武俠小説，而且“非常投入”，“可是讀完之後，就把書中什麼都忘記了”，金庸的《鹿鼎記》是唯一給莫言留下印象的武俠小説，因為書中有個性格非常鮮明的形象韋小寶。
多年的農村生活和經歷，為莫言的創作提供了生活的積澱和基礎。“我愛鄉村和自然，所以我的小説中有著濃厚的‘鄉土意識’，主張個性張揚和與自然融合，有時這種意識是與生活在城裏人的‘市民意識’針鋒相對的，城市裏‘水泥、鋼鐵叢林’的長期生活，很容易造成人性的壓抑、扭曲，面對如此大的生活壓力，即使不扭曲也會被壓扁。”
莫言這樣評論自己的小説：“這不是一些傑出的書，但肯定是有著我個人的鮮明風格的別人難以寫出的書。”在創作上，無論語言還是人物塑造，“這一個”是莫言始終如一的追求。
（三）
未見莫言之前，我曾想像他的模樣，他的裝束，以及他的神態，總覺得他多少應具備山東人的高大、粗獷，甚至很“帥”，否則，很難寫出《紅高粱》裏的野性和豪邁。可一見面，莫言既不高大，也不粗獷，更不“帥”，平平常常一個普通人，但他的話語和氣質，讓人確確實實感受到無形力量的存在，這是一種精神的力量。記得有人説過，作家只是一個職業，而知識分子意味著一種精神，一種文化的品位。莫言給人的印象就是從事文學創作的知識分子。
莫言在談到他的創作時説：“在寫作過程中，我有切膚之感，就好像當地農民的遭遇直接關係到我個人的命運，所以我要説，應該以寫實的筆和樸素的手法表達自己內心的話。”
現實生活中莫言給人的感受也是樸實的。第一次與他電話交談中，他一面欣然答應與我們的見面，一面又誠懇地告訴我時間的安排和他面臨的個人困難，這就是他的女兒正全力以赴備戰高考，任何其他事情的安排最好不要干擾他們家的“頭等大事”。真摯的話語，讓人真切地體會到“可憐天下父母心”。
10天前，再次與莫言通電話，他告訴我，女兒如願以償地考取山東大學英語系。興奮的情緒透過話筒，使人感到全家沉浸在歡樂之中。他説，女兒的成功使他輕鬆了許多，他將盡全力在10月份完成他的新作———一個描寫20世紀初義和團在山東的故事。
這就是我所接觸的莫言。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0年09月20日第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