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莫言打磨了五年的新長篇小説《檀香刑》面世了。這是一部什麼樣的小説?有人説剛讀了一個開頭就覺得害怕,有人説心臟病患者不宜讀此書,有人説小説的某些情節太殘忍。
1900年,德國人在山東修建膠濟鐵路,貓腔戲班的班主孫丙的妻子被洋人侮辱,孫丙借助義和團的力量反抗洋人。孫丙有個美麗的女兒叫眉娘,是縣令錢丁的情人。在袁世凱的壓力下,錢丁被迫將孫丙關入大牢,並給他施以類似西方木樁刑的一種殘酷死刑———檀香刑。行刑者是大清朝頭號劊子手、眉娘的公爹趙甲。趙甲把這次死刑視為他退休生涯中至高的榮譽,一心想讓親家死得轟轟烈烈。這個聽上去大義凜然的故事,在莫言的筆下卻成了一場華美的大戲。莫言為小説安排了兩個時空。清末的屈辱歷史退為全書的大背景,在這背景裏呼嘯著火車的銳叫,其間迴響著溫暖的、盪氣迴腸的貓腔。
高密東北鄉是我的精神故鄉
記者:《檀香刑》出版以後,讀者和評論界反響挺大。時隔幾年,你的寫作又回到高密東北鄉,你重又讓讀者看到鮮活的創造激情和創造力量。那麼你想用這部書表達什麼呢?
莫言:我想寫一種聲音。在我變成一個成年人或中年人以後,回到故鄉,偶然會在車站或廣場聽到貓腔的聲調,聽到火車的鳴叫,那些聲音讓我百感交集。好像不僅僅是戲劇,不僅僅是火車走過的聲音,包括我童年的記憶,少年的記憶全部因為這種聲音被激活。在十幾年前,我在聽到貓腔和火車的聲音時就感覺貓腔這種戲和火車走動的聲音最終會在我的內心成長為一部小説。
到1996年的時候,我想到膠濟鐵路修建過程中,在我的故鄉有一個戲班的班主,也就是小説描寫的孫丙,他領導老百姓自發地與入侵中國的德國人抗爭。當然他們的抗爭用現代的觀念看很愚昧。孫丙這個人在近代史和地方誌都有記載,但被拔高得很厲害,他被塑造成一個不亞於李自成甚至八路軍式的英雄人物。後來我做了大量的調查,發現沒有那麼複雜。孫丙作為一個農民,作為一個鄉村戲班班主的那麼一個人,他還沒有意識到反帝反侵略那樣重要的問題,實際上他的想法很簡單,就是修膠濟鐵路要穿過祖先的墳塋,要遷墳,遷墳肯定就會破壞風水。村裏由祖先沿襲下來的生活會因此而改變,他們不願意,就抗拒,然後就引發一場轟轟烈烈的暴動。
記者:我注意到你的寫作,好像在你回到故鄉,回到高密的時候,就跟你天賦的氣質、激情、靈感甚至血脈吻合,達到一種合一的狀態。《透明的紅蘿蔔》、《紅高粱》、《紅蝗》、《歡樂》、《豐乳肥臀》都如此,這樣的寫作飽滿酣暢具有神性。你怎麼看自己的故鄉,高密是你的精神故鄉嗎?
莫言:我想故鄉對一個作家是至關重要的,即便是一個城市出生的作家也有自己的故鄉。
我記得美國作家托馬斯 沃爾夫在寫《天使,望故鄉》時,故鄉的人都攻擊他,指責他詆毀故鄉,但實際上他寫的故鄉是他自己的精神故鄉。所以我提醒讀者不要對我筆下的高密鄉對號入座,尤其高密的老鄉們不要對號入座。
我想作家在開始創作的時候是尋找故鄉,然後是回到故鄉,最後是超越故鄉,超越故鄉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
我的寫作是對優雅的中産階級情調寫作的抵抗
記者:這幾年你經歷過很多變遷,人生際遇、文學環境都發生了變化,社會環境公眾心態和以往也極不同,現在你怎麼看自己的寫作,怎麼看當下的時尚化寫作,怎麼看幾年前的先鋒姿態?
莫言:90年代開始社會上確實有一些人發了財,不管通過什麼手段,他們對西方一些中産階級一言一行進行模倣,包括他們的情調。大概在90年代中期的時候,北大的一些學者提出在下一個世紀誰決定一部書的命運,究竟是什麼人在讀書,他們提出一個“中産階級”的概念,聲稱要為中産階級寫作。他們説你要想自己的書賣得好的話,你就得討中産階級的歡心。
我當時就説在中國,中産階級的提法還為時過早,我覺得一個中産階級的審美情趣並不是有了錢就能培養起來的,那種精神的優雅和靈魂的高貴,我想真正的一個貴族要經過幾代人的培養,真正的中産階級要經過幾十年的培養才能形成。而當今的中國有幾個人能有超出普通中國人的意識呢?
寫作《檀香刑》如果有什麼是有挑戰性的話,我覺得就是和這種被稱為中産階級的對抗。另外,我覺得先鋒並不僅僅是一種姿態,先鋒也不只是寫作態度,實際上是一種人生態度。
90年代以後,隨著年齡的增長,創作量的累積,那種有意識的對抗越來越少。到了《豐乳肥臀》之後又掀起一個高潮。到1998、1999年以後的寫作我變得低調,很多的鋒芒被藏起來了,當時往後退了一步,有意識的壓低寫作的調門,比如我寫的《三十年代的長跑比賽》、《牛》、《我們的七叔》、《拇指考》等等。當我突然變成我從前的調子的時候,很多人又會不喜歡了。
《檀香刑》就是這種寫作。我已經壓了三年,用那種低調的寫作,用那種比較優雅的態度寫作。開始寫《檀香刑》的時候也想寫得不那麼劍拔弩張,但壓著壓著就不想再壓了。
《北京青年週刊》2001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