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莫言最近推出了他前後歷經五年時間創作的長篇小説《檀香刑》。

    在這部小説裏，莫言以1900年德國人在山東修建膠濟鐵路、袁世凱鎮壓山東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倉皇出逃為歷史背景，重又回到"紅高粱"的"高密東北鄉"。

    在這部小説裏，一位告老還鄉的劊子手，引出了一場可歌可泣的運動、一樁駭人聽聞的酷刑、一段驚心動魄的愛情……

    看過這部小説的作家們都感嘆這部作品的神妙結構。

    看過這部小説的讀者都感嘆這部小説的柔情萬種與毛骨悚然。

    莫言在這部作品中更是實踐了自己某些創作理想。

    記者就這部被不少人看好的新作對莫言進行了採訪。

    記者：您在"後記"裏面講到，這部小説您從1996年就開始動筆了，為什麼直到最近才完成？

    莫言：1996年，當時寫了十萬字，就是現在的"鳳頭"部分將完時放下了，主要是結構問題沒解決。這裡面涉及很多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不能不交代，但交代的話會寫得非常長。於是就放下了，先寫了四五十萬字的中短篇。

    2000年7月份的時候，我突然想到中國傳統小説"鳳頭、豬肚、豹尾"的結構模式，一下子就寫得很順暢。

    記者：看您的小説能夠感受到一種強大的激情，一種強烈的節奏感。您在"後記"中也談到，這部小説實際是在寫"聲音"，寫兒時冰涼而震撼的鐵軌聲，寫唱腔悲涼而又融入高密百姓血液裏的地方小戲"貓腔"。好像也正是這些聲音促使您寫成了這樣一部小説。您能回憶一下您在寫作時的情緒狀態嗎？

    莫言：是一種很亢奮的狀態。我當年雖然停筆，但一直在蒐集材料，託人從高密帶回來"貓腔"的錄音帶和VCD，整天聽和看。我小時候也在戲裏跑過龍套。這樣，很多當年的感覺都找回來了，旋律始終在腦子裏迴響。有時我帶著耳機一邊聽一邊寫，甚至不可抑制地將戲裏的情節寫在小説裏。

    記者：《檀香刑》與《紅高粱》同樣是發生在高密東北鄉大悲大喜的故事，您能給沒看過您這部新著的讀者比較一下您這兩部作品的異同嗎？

    莫言：《紅高粱》實際上是一個組合性的長篇，由系列中篇組成，嚴格講不成熟，很難説有什麼結構。《檀香刑》首先從結構上是一個真正的長篇。

    兩部作品的主題客觀上都是反侵略、反殖民化的，但《紅高粱》是寫抗日時期，《檀香刑》更老一點，是一百年前抗德的。

    《檀香刑》裏人物較少，戲劇性更強，又寫了"貓戲"成長髮達的過程。這部小説的戲劇衝突激烈、愛憎分明，它的根是從民間戲劇長起來的；而《紅高粱》受西方現代小説影響，運用了時空顛倒、變幻的手法。

    《檀香刑》語言簡潔樸素，是向民間倒退的，即使有一些華麗的成分也是由於戲的因素；《紅高粱》語言更華麗、汪洋恣意，語言上文學色彩更濃重。

    《紅高粱》體現了一種野生的、民間的、富於生命力的愛情力量；《檀香刑》裏的女主人公眉娘的愛情帶有小市民的愛情色彩，不是民間的愛情。

    記者：您的這部《檀香刑》裏有很多殺人場面和手法的細節描寫，包括"閻王閂"、淩遲等酷刑您寫得都很細，讓人讀起來毛骨悚然。再聯繫到您以前寫的《紅高粱》，包括前兩年的《酒國》從主題到細節都有一種很殘酷、很狠的味道。您為什麼要讓您的作品産生這種效果呢？

    莫言：這可能與我對武俠的偏愛有關。其實我也不是不考慮，是不是這樣寫太殘酷了，但像《檀香刑》，不這樣寫就無法把劊子手寫出來。現實生活可能比我寫的還要狠，我寫的東西有些還是很溫情的，潛意識在起作用。

    當年我這樣寫的初衷是與優雅的一種對抗，想與中産階級情感對抗一下。這也是很荒唐的想法。

    自己回頭一檢點，小説中確實有過分刺激的東西。當然，這也是一類小説，無法説是好還是不好。但是我寫過不少這種作品的話，是應該要求自己改變一下了。

    記者：您稱《檀香刑》是您創作過程中的一次有意識地大踏步撤退，但可惜撤退得還不到位。您的這種撤退指什麼？為什麼説還不到位？

    莫言：這種撤退是指追求真正的民間風格，語言上追求民間口語、戲劇的特點，與現代特優雅的文學不同。

    但我在70年代受西方影響很大，雖然後退但有一些比方説書面語的東西還是沒有消滅乾淨，沒有像趙樹理的小説那樣純粹。

    往後再退，我會退到一種真正土得掉渣的完全有生命的語言，我相信我能掌握。但同時，我也會寫很優雅的東西。不過這些都不會那麼純粹，就像我即便寫現代文化這些民間語言也會滲透進去，或者經過長時間嘗試在兩者之間走出一條路。

    記者：您個人希望您在讀者心目中是一個什麼樣的作家？

    莫言：我不把作家當做高不可攀的職業，希望與讀者平等交流，甚至希望他們認為他們比我高明。我不像有的作家很自信，我越寫越戰戰兢兢，我現在也很忐忑--《檀香刑》究竟到達的是一個什麼水準？

    我討厭作家把自己的位置放在不切實際的高度，是"人民藝術家"、"時代的良心"什麼的。我是一個俗人，我在很多地方不如讀者。

    年輕時我也今天不服氣這個，明天不服氣那個，四十歲以後，平和寬容了，反倒更加認識自己，看到同行的成就。前十幾年我很少讀，但這十幾年我非常認真地讀同行的作品。我可以不喜歡某個人的作品，但我認為他們有存在的價值。

    一件事能讓大部分人説好已經不錯了。

    記者：您的《酒國》最近獲得了法國魯爾巴泰龍外國文學獎，您能介紹一下嗎？

    莫言：這是法國南方兩個城市評選的一個小獎。

    每個人有自己的命運，每個小説也有自己的命運，得獎並不能説明什麼，得獎也並不意味著這就是作家最成功的作品。

    記者：那您的《紅高粱》目前肯定是您作品裏命最好的了，您作品中命最差的是哪篇呢？

    莫言：命最差的是我的中篇《歡樂》，這部作品我覺得藝術上比較成熟，寫得非常意識流，把第二人稱用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但是可能由於某些描寫過分自然主義，讓某些人不能接受。另外，《十三步》命也比較差，寫在80年代初可能太前衛了，當時能欣賞這部小説的人不多。去年我修訂它時也感到比較吃驚，自己在80年代能寫出這麼前衛的東西。本報記者 李曉犁／文

    作家出版社出版

    《精品購物指南》2001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