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諦（鄭振鐸）先生1958年10月飛機失事時，我正在莫斯科。當我登上飛機回國時，同一架飛機中就放著西諦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

    20世紀30年代，我在清華大學讀西洋文學系，西諦先生是燕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教授，在清華兼課。西諦先生是一個淵博的學者，講起課來，口若懸河。他那透過高度的近視眼鏡從講臺上向下看擠滿了教室的學生的神態，至今仍宛然在目。當時的教授一般都有點所謂“教授架子”，我同西諦先生一接觸，就感到他同別的教授不同，看不到半點架子。他自己好像並不覺得比我們長一輩，有時就像一個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説話非常坦率，不裝腔作勢，也從來不想教訓人。因此我們在背後常常説他是一個宋江式的人物。他當時正同巴金、靳以主編一個大型的刊物《文學季刊》，按照慣例是要找些名人來當主編或編委的，這樣可以給刊物鍍上一層金。他確實也找了一些名人，但是像我們這樣一些無名又年輕之輩，他也決不嫌棄。我們當中有人當上了編委，有的當上特約撰稿人，名字都煌煌然印在雜誌的封面上，我們難免有些沾沾自喜。西諦先生對青年人的愛護，除了魯迅先生外，恐怕並世無二。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既景仰他學問之淵博，又熱愛他為人之親切平易，只要有機會，總去旁聽他的課。記得在一個秋天的夜晚，我們幾個人從清華園走到燕園，到他家去拜訪他。舊式平房，屋子裏排滿了書架，都是珍貴的紅木做成的，整整齊齊地擺著珍貴的古代典籍，其中明清小説、戲劇的收藏更在全國首屈一指。他兼職很多，常常奔走于城內城外。有時坐校車，有時候要騎驢，有時候坐人力車。西諦先生挾著一個大皮包，裏邊總是裝滿了稿子，鼓鼓囊囊的。我們在背後説笑話，説鄭先生走路就像一隻大駱駝。可他一坐上校車，就打開皮包拿出稿子寫起文章來。據説他買書的方式也很特別。他愛書如命，認識許多書賈，一向不同書賈講價錢，只要有好書，他就留下。手邊也不一定有錢償付書價，什麼時候有了錢就還賬，沒有錢就用別的書來對換。他自己也印了一些珍貴的古籍，比如《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玄覽堂叢書》等，有時他就用這些書去還書債。

    我大學畢業後出國十年，直到了1946年夏天才從國外回到上海。這時西諦先生也在上海。我曾告訴他，我已應北京大學之聘，擔任梵文講座。他聽後喜形於色，認為在北大教梵文簡直是理想的職業。解放後不久，我同他一起參加了新中國開國後派出去的第一個大型文化代表團，到了印度和緬甸，這是我們相聚最長的一次。

    不忘故人的胡喬木

    我認識喬木是在清華大學。當時我不到二十歲，他小我一年。我念外語系而他讀歷史系。當時他正在從事反國民黨的地下活動（後來他告訴我，他當時還不是中共黨員），創辦了一個工友子弟夜校，約我去上課。我確實也去上了課，就在那座門外嵌著“清華學堂”的高大的樓房內。有一天夜裏，他摸黑坐在我的床頭上，勸我參加革命活動。我雖然痛惡國民黨，但怕擔風險。所以儘管他苦口婆心，我這一塊頑石愣是不點頭。早晨，在盥洗室中我們的臉盆裏，往往能發現革命傳單，是手抄油印的。我們心裏都明白，這是從哪來的，但是沒有一個人向學校當局去報告。直到一兩年後，喬木為了躲避國民黨的迫害，逃往南方。

    我在清華畢業後，教了一年書，同另一個喬木（喬冠華）一起到了德國，一住就是十年。此時胡喬木早已到了延安。我1946年回國，三年後解放軍開進了北京城。就在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忽然接到一封從中南海寄出的信，開頭就説：“你還記得當年在清華時一個叫胡鼎新的同學嗎？那就是我，今天的胡喬木。”他在信中告訴我説，現在國家需要大量的研究東方問題、通東方語文的人才。他問我是否同意把南京東方語專、中央大學邊政係一部分和邊疆學院合併到北大來。我表示同意。後來有一段時間，東語系就成了北大最大的係，熱鬧非凡。

    在這之後不久，喬木到我住的翠花衚同來看我，一進門就説：“東語系馬堅教授寫的幾篇文章毛先生很喜歡，請轉告馬教授。”他大概知道，我們不習慣於説“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這個詞兒。足見他在一些細節上也很為我們著想。但是我是一個上不得臺盤的人，很怕見官。不過説句實話，我這兩個喬木朋友其實都沒有官架子。胡喬木的官越做越大，被譽為“黨內的才子”，然而他沒有忘掉故人。

    1986年冬天，喬木讓我的兒子告訴我，想找我談一談。我答應了。在中南海他住的地方，我們兩人促膝而坐。他開宗明義先聲明：“今天我們是老友會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而是六十年來的老朋友。”他要我談談對青年學生的看法。我當然理解他的意思，於是就把我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盤托出。我説的要旨非常簡明：在上者和年長者，惟一正確的態度就是理解與愛護青年學生，進行誘導與教育；個別人過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後，喬木説：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要把我的意見帶到政治局去。

    進入晚年，喬木的懷舊之情好像愈加濃烈。他曾幾次對我説：“老朋友見一面少一面了！”他最後一次到我家，是老伴谷羽陪他來的。我感謝他簽名送給我的詩集和文集。他讚揚我在學術研究中取得的成就。1992年八九月間，他委託他的老伴邀我到醫院裏去看他。我了解他的心情，這是要同我最後訣別了。他看到我來了，顯得有點激動，抓住我的手，仍然同平常一樣慢聲慢氣地説著話。過了不久，他就離開了人間。

    屢遭批判的李長之

    長之是我一生中最早的朋友。認識他時，我只有八九歲，兩人都在濟南一師附小唸書。後來我轉到新育小學（後改稱三合街小學），每天下午下課以後，就躲到附近工地一個堆磚的角落，大看舊武俠小説，什麼《彭公案》、《施公案》、《東周列國志》、《封神演義》、《説岳》等等。不認識的字當然很多，看了幾年閒書，卻覺得收穫極大。我以後寫文章，思路和文筆似乎就比較通暢。所以我痛感今天的青年閒書看得還不夠。

    1930年我考入清華大學，同長之在清華園會了面。長之最初入的是生物系，我有一次到他屋裏去，看到墻上貼著一張圖，是他自己畫的細胞圖之類的東西，上面有許多教員改正的地方。長之認為，細胞不應該這樣排列，他根據自己的審美觀加以改變，當然就與大自然有違。這樣的人能學自然科學嗎？於是他轉入了哲學系。長之稱他自己的文學批評理論為“感情的批評主義”。我對理論一向不感興趣，直到今天我對他的理論還是一點都不明白。

    1935年，我從清華畢業後，在濟南省立高中教過一年國文。這一年我考取了清華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回到北京辦理出國手續，在清華與長之天天見面，並一同去拜見了聞一多先生。長之還在他主編的天津《益世報》“文藝副刊”上寫長文為我送行，又邀集了不少的朋友在北海為我餞行。同長之分手後，到德國的前兩年，我們還不斷有書信往來。他給我寄了日本學者高楠順次郎等著的《印度古代哲學宗教史》，還在扉頁上寫了一封信。二戰一起，郵路阻絕，我們彼此不相聞長達八九年之久。但我從當時在台灣教書的清華校友許振德的信中，得知長之仍筆耕不輟，著述驚人。著作中最引人矚目的是《魯迅批判》，魯迅曾讀到此書。當時所謂“批判”就是“評論”的意思，但是後來這給長之招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與災難。

    1946年深秋，我回到了闊別十一年多的北京。長之在國立編譯館工作。我們一向是無話不談的，他向我介紹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派出了很多大員，也有中員和小員，到各地去接收敵偽的財産，你爭我奪。長之講得繪聲繪形，可見他對國民黨是不滿的。他常帶我到鼓樓附近的一條大街上新華社對外報欄那裏去看中共的《新華日報》，這是危險的行動，會有人盯梢照相。他還介紹我認識了梁實秋。梁先生當時也在國立編譯館工作，他設盛宴，從此我們成了忘年交。

    解放初長之調到北京師範大學，之後我另一位初中同學張天麟也調到北師大工作。每次運動，他們倆總是首先被衝擊的對象。長之最大的罪名恐怕還是那部《魯迅批判》，結果他被加冕為“右派”，被剝奪教書的權力。“四人幫”垮臺後，長之終於摘掉了“右派”帽子。有一天他到燕園來看我，這是我們的最後一次會面。

    清華園“四劍客”

    早在1930年，我就認識了吳組緗先生。當時我們都在清華大學讀書，他大我三歲，比我高兩年級，又不在一個係。然而共同的文學愛好把我們聚攏在一起，竟成了好友。當時同我們一起的還有林庚和李長之，可以説是清華園“四劍客”。我讀的雖然是外語系，但曾旁聽過朱自清和俞平伯的課。我們“四劍客”還偷聽過當時名噪一時的女作家謝冰心和燕京大學教授鄭振鐸的課。結果，卻被冰心先生板著面孔趕了出來；但和鄭振鐸先生卻交上了朋友。

    四人中我的歲數最小，還不到二十歲，幻想特多。我們放言高論，無話不談，個個都吹自己的文章寫得好。林庚早晨初醒，看到風吹帳動，立即寫了兩句白話詩：“破曉時天旁的水聲，深林中老虎的眼睛。”當天就得意地念給我們聽。我們會面的地方，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工字廳。這是一座老式建築，裏面回廊曲徑，花木蓊鬱，後臨荷塘。那個有名的寫著“水木清華”四字的匾，就挂在工字廳後面。這裡非常清靜，對我們“四劍客”來説，是侃大山（當時還沒有這個詞兒）的理想地方。記得茅盾《子夜》出版時，我們四個人又湊到一起，大侃《子夜》，意見大體分為兩派：我給予否定，覺得茅盾的文章死板、機械，沒有魯迅那種靈氣；組緗進行肯定，説《子夜》結構閎大，氣象萬千。

    組緗上中學時就結了婚。他家境大概頗為富裕，上清華時，把家眷也帶了來。現在聽説中國留學生可以帶夫人出國，名曰伴讀。組緗的所為不正是“伴讀”嗎？真可謂“超前”了。我曾同林庚和長之去他家看過，除了夫人外，還有一個三四歲的女孩，小名叫小鳩子。1993年下半年，我去看組緗，小鳩子正從四川回北京陪伴父親。她當時也已六十多歲，我叫了聲“小鳩子！”組緗笑著説：“現在已經是老鳩子了。”時間的流逝竟是如此迅速，我也不禁“驚呼熱中腸”了。

    清華畢業後，我們“四劍客”各奔前程。但各自懷著對對方的憶念，在寂寞中等待。一直等到上世紀50年代初的院係調整，組緗和林庚又都來到了北大。此時我們都已成了中年人，當年的少年銳氣已經磨掉了不少，平常也難得見面。時光是超乎物外的。我同組緗在牛棚中做過“棚友”，之後我們終於都進人耄耋之年。1992年，胡喬木來北大參加一個什麼會，會結束後，我陪他去看了林庚。他執意要看一看組緗，説他倆在清華時曾共同搞過地下革命活動。我於是從林庚家打電話給組緗，但沒有人接，組緗和喬木至終沒能再見上一面。（賀春摘編）

    摘自《我的求學之路》季羨林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1月版定價：17.00元

    《文匯報》2002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