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護青年的西諦先生
西諦(鄭振鐸)先生1958年10月飛機失事時,我正在莫斯科。當我登上飛機回國時,同一架飛機中就放著西諦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
20世紀30年代,我在清華大學讀西洋文學系,西諦先生是燕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教授,在清華兼課。西諦先生是一個淵博的學者,講起課來,口若懸河。他那透過高度的近視眼鏡從講臺上向下看擠滿了教室的學生的神態,至今仍宛然在目。當時的教授一般都有點所謂“教授架子”,我同西諦先生一接觸,就感到他同別的教授不同,看不到半點架子。他自己好像並不覺得比我們長一輩,有時就像一個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説話非常坦率,不裝腔作勢,也從來不想教訓人。因此我們在背後常常説他是一個宋江式的人物。他當時正同巴金、靳以主編一個大型的刊物《文學季刊》,按照慣例是要找些名人來當主編或編委的,這樣可以給刊物鍍上一層金。他確實也找了一些名人,但是像我們這樣一些無名又年輕之輩,他也決不嫌棄。我們當中有人當上了編委,有的當上特約撰稿人,名字都煌煌然印在雜誌的封面上,我們難免有些沾沾自喜。西諦先生對青年人的愛護,除了魯迅先生外,恐怕並世無二。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既景仰他學問之淵博,又熱愛他為人之親切平易,只要有機會,總去旁聽他的課。記得在一個秋天的夜晚,我們幾個人從清華園走到燕園,到他家去拜訪他。舊式平房,屋子裏排滿了書架,都是珍貴的紅木做成的,整整齊齊地擺著珍貴的古代典籍,其中明清小説、戲劇的收藏更在全國首屈一指。他兼職很多,常常奔走于城內城外。有時坐校車,有時候要騎驢,有時候坐人力車。西諦先生挾著一個大皮包,裏邊總是裝滿了稿子,鼓鼓囊囊的。我們在背後説笑話,説鄭先生走路就像一隻大駱駝。可他一坐上校車,就打開皮包拿出稿子寫起文章來。據説他買書的方式也很特別。他愛書如命,認識許多書賈,一向不同書賈講價錢,只要有好書,他就留下。手邊也不一定有錢償付書價,什麼時候有了錢就還賬,沒有錢就用別的書來對換。他自己也印了一些珍貴的古籍,比如《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玄覽堂叢書》等,有時他就用這些書去還書債。
我大學畢業後出國十年,直到了1946年夏天才從國外回到上海。這時西諦先生也在上海。我曾告訴他,我已應北京大學之聘,擔任梵文講座。他聽後喜形於色,認為在北大教梵文簡直是理想的職業。解放後不久,我同他一起參加了新中國開國後派出去的第一個大型文化代表團,到了印度和緬甸,這是我們相聚最長的一次。
不忘故人的胡喬木
我認識喬木是在清華大學。當時我不到二十歲,他小我一年。我念外語系而他讀歷史系。當時他正在從事反國民黨的地下活動(後來他告訴我,他當時還不是中共黨員),創辦了一個工友子弟夜校,約我去上課。我確實也去上了課,就在那座門外嵌著“清華學堂”的高大的樓房內。有一天夜裏,他摸黑坐在我的床頭上,勸我參加革命活動。我雖然痛惡國民黨,但怕擔風險。所以儘管他苦口婆心,我這一塊頑石愣是不點頭。早晨,在盥洗室中我們的臉盆裏,往往能發現革命傳單,是手抄油印的。我們心裏都明白,這是從哪來的,但是沒有一個人向學校當局去報告。直到一兩年後,喬木為了躲避國民黨的迫害,逃往南方。
我在清華畢業後,教了一年書,同另一個喬木(喬冠華)一起到了德國,一住就是十年。此時胡喬木早已到了延安。我1946年回國,三年後解放軍開進了北京城。就在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忽然接到一封從中南海寄出的信,開頭就説:“你還記得當年在清華時一個叫胡鼎新的同學嗎?那就是我,今天的胡喬木。”他在信中告訴我説,現在國家需要大量的研究東方問題、通東方語文的人才。他問我是否同意把南京東方語專、中央大學邊政係一部分和邊疆學院合併到北大來。我表示同意。後來有一段時間,東語系就成了北大最大的係,熱鬧非凡。
在這之後不久,喬木到我住的翠花衚同來看我,一進門就説:“東語系馬堅教授寫的幾篇文章毛先生很喜歡,請轉告馬教授。”他大概知道,我們不習慣於説“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這個詞兒。足見他在一些細節上也很為我們著想。但是我是一個上不得臺盤的人,很怕見官。不過説句實話,我這兩個喬木朋友其實都沒有官架子。胡喬木的官越做越大,被譽為“黨內的才子”,然而他沒有忘掉故人。
1986年冬天,喬木讓我的兒子告訴我,想找我談一談。我答應了。在中南海他住的地方,我們兩人促膝而坐。他開宗明義先聲明:“今天我們是老友會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而是六十年來的老朋友。”他要我談談對青年學生的看法。我當然理解他的意思,於是就把我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盤托出。我説的要旨非常簡明:在上者和年長者,惟一正確的態度就是理解與愛護青年學生,進行誘導與教育;個別人過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後,喬木説: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要把我的意見帶到政治局去。
進入晚年,喬木的懷舊之情好像愈加濃烈。他曾幾次對我説:“老朋友見一面少一面了!”他最後一次到我家,是老伴谷羽陪他來的。我感謝他簽名送給我的詩集和文集。他讚揚我在學術研究中取得的成就。1992年八九月間,他委託他的老伴邀我到醫院裏去看他。我了解他的心情,這是要同我最後訣別了。他看到我來了,顯得有點激動,抓住我的手,仍然同平常一樣慢聲慢氣地説著話。過了不久,他就離開了人間。
屢遭批判的李長之
長之是我一生中最早的朋友。認識他時,我只有八九歲,兩人都在濟南一師附小唸書。後來我轉到新育小學(後改稱三合街小學),每天下午下課以後,就躲到附近工地一個堆磚的角落,大看舊武俠小説,什麼《彭公案》、《施公案》、《東周列國志》、《封神演義》、《説岳》等等。不認識的字當然很多,看了幾年閒書,卻覺得收穫極大。我以後寫文章,思路和文筆似乎就比較通暢。所以我痛感今天的青年閒書看得還不夠。
1930年我考入清華大學,同長之在清華園會了面。長之最初入的是生物系,我有一次到他屋裏去,看到墻上貼著一張圖,是他自己畫的細胞圖之類的東西,上面有許多教員改正的地方。長之認為,細胞不應該這樣排列,他根據自己的審美觀加以改變,當然就與大自然有違。這樣的人能學自然科學嗎?於是他轉入了哲學系。長之稱他自己的文學批評理論為“感情的批評主義”。我對理論一向不感興趣,直到今天我對他的理論還是一點都不明白。
1935年,我從清華畢業後,在濟南省立高中教過一年國文。這一年我考取了清華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回到北京辦理出國手續,在清華與長之天天見面,並一同去拜見了聞一多先生。長之還在他主編的天津《益世報》“文藝副刊”上寫長文為我送行,又邀集了不少的朋友在北海為我餞行。同長之分手後,到德國的前兩年,我們還不斷有書信往來。他給我寄了日本學者高楠順次郎等著的《印度古代哲學宗教史》,還在扉頁上寫了一封信。二戰一起,郵路阻絕,我們彼此不相聞長達八九年之久。但我從當時在台灣教書的清華校友許振德的信中,得知長之仍筆耕不輟,著述驚人。著作中最引人矚目的是《魯迅批判》,魯迅曾讀到此書。當時所謂“批判”就是“評論”的意思,但是後來這給長之招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與災難。
1946年深秋,我回到了闊別十一年多的北京。長之在國立編譯館工作。我們一向是無話不談的,他向我介紹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派出了很多大員,也有中員和小員,到各地去接收敵偽的財産,你爭我奪。長之講得繪聲繪形,可見他對國民黨是不滿的。他常帶我到鼓樓附近的一條大街上新華社對外報欄那裏去看中共的《新華日報》,這是危險的行動,會有人盯梢照相。他還介紹我認識了梁實秋。梁先生當時也在國立編譯館工作,他設盛宴,從此我們成了忘年交。
解放初長之調到北京師範大學,之後我另一位初中同學張天麟也調到北師大工作。每次運動,他們倆總是首先被衝擊的對象。長之最大的罪名恐怕還是那部《魯迅批判》,結果他被加冕為“右派”,被剝奪教書的權力。“四人幫”垮臺後,長之終於摘掉了“右派”帽子。有一天他到燕園來看我,這是我們的最後一次會面。
清華園“四劍客”
早在1930年,我就認識了吳組緗先生。當時我們都在清華大學讀書,他大我三歲,比我高兩年級,又不在一個係。然而共同的文學愛好把我們聚攏在一起,竟成了好友。當時同我們一起的還有林庚和李長之,可以説是清華園“四劍客”。我讀的雖然是外語系,但曾旁聽過朱自清和俞平伯的課。我們“四劍客”還偷聽過當時名噪一時的女作家謝冰心和燕京大學教授鄭振鐸的課。結果,卻被冰心先生板著面孔趕了出來;但和鄭振鐸先生卻交上了朋友。
四人中我的歲數最小,還不到二十歲,幻想特多。我們放言高論,無話不談,個個都吹自己的文章寫得好。林庚早晨初醒,看到風吹帳動,立即寫了兩句白話詩:“破曉時天旁的水聲,深林中老虎的眼睛。”當天就得意地念給我們聽。我們會面的地方,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工字廳。這是一座老式建築,裏面回廊曲徑,花木蓊鬱,後臨荷塘。那個有名的寫著“水木清華”四字的匾,就挂在工字廳後面。這裡非常清靜,對我們“四劍客”來説,是侃大山(當時還沒有這個詞兒)的理想地方。記得茅盾《子夜》出版時,我們四個人又湊到一起,大侃《子夜》,意見大體分為兩派:我給予否定,覺得茅盾的文章死板、機械,沒有魯迅那種靈氣;組緗進行肯定,説《子夜》結構閎大,氣象萬千。
組緗上中學時就結了婚。他家境大概頗為富裕,上清華時,把家眷也帶了來。現在聽説中國留學生可以帶夫人出國,名曰伴讀。組緗的所為不正是“伴讀”嗎?真可謂“超前”了。我曾同林庚和長之去他家看過,除了夫人外,還有一個三四歲的女孩,小名叫小鳩子。1993年下半年,我去看組緗,小鳩子正從四川回北京陪伴父親。她當時也已六十多歲,我叫了聲“小鳩子!”組緗笑著説:“現在已經是老鳩子了。”時間的流逝竟是如此迅速,我也不禁“驚呼熱中腸”了。
清華畢業後,我們“四劍客”各奔前程。但各自懷著對對方的憶念,在寂寞中等待。一直等到上世紀50年代初的院係調整,組緗和林庚又都來到了北大。此時我們都已成了中年人,當年的少年銳氣已經磨掉了不少,平常也難得見面。時光是超乎物外的。我同組緗在牛棚中做過“棚友”,之後我們終於都進人耄耋之年。1992年,胡喬木來北大參加一個什麼會,會結束後,我陪他去看了林庚。他執意要看一看組緗,説他倆在清華時曾共同搞過地下革命活動。我於是從林庚家打電話給組緗,但沒有人接,組緗和喬木至終沒能再見上一面。(賀春摘編)
摘自《我的求學之路》季羨林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1月版定價:17.00元
《文匯報》2002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