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是2000年夏天，李景端先生主動給我來信，説中國物價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諾貝爾文學獎大系》，3大卷300萬字，書中所收的譯作全無譯者的署名，經他多方查對，在66篇譯文中查出了有15位教授的26篇譯作被盜用，其中也有我在80年代發表的托馬斯曼的《沉重的時刻》。他説，他正在聯絡這些被侵權的譯者，準備聯合起訴物價出版社，問我是否願意參加起訴。

    近些年文壇上抄襲、剽竊、盜版等侵權現象確實是屢禁不止，我的一些作品就已經好多次被人盜用、盜印。以往我總是抱著寬容和重在教育的態度，希望那些侵權的人，能提高認識，改正錯誤，我也就不去追究了。不料我的這種寬容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社會上侵權現象不但沒有收斂，反而發展到像這次物價出版社那樣，盜用了別人的作品，竟連人家的名都不署，真是太過分了。為了表示我對文壇侵權現象的譴責，也為了支援作家、翻譯家運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合法的權益，我答覆李景端同意一起參加起訴，並正式聘請他作為我的訴訟代理人。由此我同他的聯繫多了，在他和各位原告的共同努力下，這場官司我們勝訴了，從中我也更多地感受到了李景端為人的正直、熱心和辦事負責的作風。回想起來也有趣，真正使我增進了對李景端的接觸和了解的，竟是這場意外官司帶來的緣分。

    李景端辦雜誌、辦出版社的成就不用我再去多説，我只是在想，那些出侵權書的人，同李景端一樣，都是出版人。前者有法不依，明知故犯，存心置國家的法律和作者的權益於不顧；而後者，這場官司本來同他毫無關係，但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為了替被侵權的文人討回公道，卻不怕麻煩，挺身去做這種自己本可以不做的事。這就是一種差別，是人的素質的差別。出版人是一種高尚和神聖的職業，必須具備較高的素質。我衷心地希望所有的出版人，都能從政治、學術、法律、管理等各方面，不斷提高自己的素質，更出色地完成肩負的使命。李景端先生就是我們大家學習的榜樣。我甚至還想進一步説，現在我們社會上確實需要多出幾位像李景端先生這樣的敢於仗義執言的人。

    李景端先生在編輯工作之餘，也喜歡寫些散文、隨筆，他常在報刊上發表的那些海外見聞和生活感想，文字精練，聯想豐富，讀來生趣。我向來非常支援和讚賞編輯們也能多寫寫文章，我的不少老編輯朋友，寫出的文章都很有特色，其結果讓讀者和編輯自己都會獲益不淺。現在李景端先生也能這樣做，對此我自然十分高興。趁著他把自己寫的一些散文、隨筆結集出版之際，特草此為序，也算對編輯們多寫文章的一種鼓勵吧。

    《中華讀書報》2002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