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泰斗——季羨林  

     季羨林(1911年——),山東清平(今併入臨清市)人。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趙氏,農民。叔季嗣誠。

     幼時隨馬景恭識字。6歲,到濟南,投奔叔父季嗣誠。人私塾讀書。7歲後,在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附設新育小學讀書。10歲,開始學英文。12歲,考入正誼中學,半年後轉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叔父對季羨林期望極大,要求極嚴,親自輔導,並編《課侄選文》供其研讀。“我今天勉強學得了一些東西,都出於他之賜,我永遠不會忘掉。”受到國文教師、桐城派古文家王昆玉影響,自學唐宋八大家文。在高中開始學德文,並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18歲,轉入省立濟南高中,國文老師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譯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 1929年,遵父母命,與彭德華( 19O7—— 1994年,濟南人)結婚。

     1930年,考人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德文。從師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並選修陳寅恪教授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伯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與同學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結為好友,稱為“四劍客’。同學中還有胡喬木。喜歡“純詩”,如法國魏爾蘭、馬拉梅。比利時維爾哈倫,以及六朝駢文,李義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譯德萊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學期間,以成績優異,獲得家鄉清平縣政府所頒獎學金。

     1935年 9月,根據清華大學文學院與德國交換研究生協定,清華招收赴德研究生,為期兩年。季羨林被錄取,隨即到德國。在柏林,和喬冠華同遊。I0月,抵哥廷根,結識留學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學,“我夢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讀一點書,讀點古代有過光榮而這光榮將永遠不會消滅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這個夢。’(《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羨林選擇了梵文。他認為“中國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係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明。”因此,“非讀梵文不行。”“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留德十年》)

     “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哥廷根大學是學梵文最理想的地方,她有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較語言學的傳統,梵文學者雲集,比較文學史學的創建者本發伊、最偉大的梵文家瓦克爾納格爾都曾在此任教,而且圖書館梵文藏書富甲天下。季羨林用“梵學天空,群星燦列”來形容這座德國古老的大學,並不為過。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學,學梵文、巴利文。選英國語言學、斯拉伕語言學為副係,並加學南斯拉伕文。季羨林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成為他唯一的聽課者。一個學期4O多堂課,學習了異常複雜的全部梵文文法。接著讀梵文原著,第5學期讀吐魯番出土的梵文佛經殘卷。第6學期準備博士論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冊,是用混合梵文寫成的,他爭分奪秒,致力於讀和寫,“開電燈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後來瓦被徵入伍,他的前輩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接執教鞭。西克教授是世界著名的吐火羅文大師,他講授《梨俱吠陀》、印度古典語法、《大疏》、《十王子書》,和吐火羅文。他以學術為大下公器,對他的異國弟子誨之諄諄。“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國的老師中對我最愛護、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師。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劇烈地跳動,老淚立刻就流滿全臉。”吐火羅文,5—I0世紀通行于塔裏木盆地,本世紀初德國探險隊在我國新疆吐魯番發掘出吐火羅文古籍殘卷,運回柏林,西克和柏林的西克靈教授窮3O年之力,終於讀通,使世界學術界為之震動。“它就像一片原始森林,艱險複雜,歧路極多”,但季羨林“不以為苦”,以驚人毅力“跳過龍門”,成為東方第一個讀懂吐火羅文的學者。1940年12月至1941年 2月,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印度學、斯拉伕語言、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因戰事方殷,歸國無路,只得留滯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同時繼續研究佛教混合梵語,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發表多篇重要論文。“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博士後”的歲月,正是法西斯崩潰前夜,德國本土物質匱乏,外國人季羨林也難免“在饑餓地獄中”掙扎,和德國老百姓一樣經受著戰禍之苦。而作為海外遊子,故園情深,尤覺“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祖國之思和親情之思日夕索繞,“我悵望灰天,在淚光裏,幻出母親的面影”。1945年1O月,二戰終結不久,即匆匆束裝上道,經瑞土東歸,“宛如一場春夢,十年就飛過去了”。離開哥廷根35年後的 1980年,季羨林率中國社會科學代表團重訪哥市,再謁83歲高齡的瓦爾德施米特恩師,相見如夢。後來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達上海,旋赴南京,與李長之重逢,經李介紹,結識散文家梁實秋、詩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謁清華時期的恩師陳寅恪,陳推薦他去北京大學任教,遂又拜見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會北大文學院院長湯用彤,被聘為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在北大創建該係。同事中有阿拉伯語言學家馬堅、印度學家金克木等。

     解放後,繼續擔任北大東語系教授兼系主任,從事係務、科研和翻譯工作。先後出版的德文中譯本有德國《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説集》(1955年),梵文文學作品中譯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達羅》(劇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書》(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優哩婆濕》(劇本,1962年)等,學術著作有《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1957年)、《印度簡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義》(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54年、1959年、1964年當選為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並以中國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後出訪印度、緬甸、東德、前蘇聯、伊拉克、埃及、敘利亞等國家。

     “文革”中受到“四人幫”及其北大爪牙的殘酷迫害。

     1978年復出,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東語系系主任,並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1988年,任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並曾以學者身份先後出訪德國、日本、泰國。

     70年代後期以來擔任的學術回體職務有:中國外國文學會副會長(1978年)、中國南亞學會會長(1979年)、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 1980年)、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1981年)、中國語言學會會長(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1983年)、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1984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1984年)、中國作家學會理事(1985年)、中國比較文學會名譽會長( 1985年)、中國亞非學會會長( 1990年)等。

     1998年 4月,《牛棚雜憶》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認為“這是一本用血淚換來的和淚寫成的文字。這是一代宗師留給後代的最佳禮品”。

     季羨林的學術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説是:“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綜合北京大學東方學系張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羨林的學術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個方面:(1)印度古代語言研究——博士論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使用不定過去式作為確定佛典的年代與來源的標準》等論文,在當時該研究領域內有開拓性貢獻;(2)佛教史研究——他是國內外為數很少的真正能運用原始佛典進行研究的佛教學學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語言的變化規律和研究佛教歷史結合起來,尋出主要佛教經典的産生、演變、流傳過程,藉以確定佛教重要派別的産生、流傳過程;(3)吐火羅語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緣經〉吐火羅語諸本諸平行譯本》,為吐火羅語的語意研究開創了一個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對新疆博物館藏吐火羅劇本《彌勒會見記》進行譯釋,1980年又就 7O年代新疆吐魯番地區新發現的吐火羅語A《彌勒會見記》發表研究論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羅文發現在中國,而研究在國外”的欺人之談;(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國紙和造紙法輸人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遊記》有些成分來源於印度的論證,説明中印文化“互相學習,各有創新,交光互影,相互滲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編《大唐西域記校注》、《大唐西域記今譯》,並撰10萬字的《校注前言》,是國內數十年來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東南亞,以及歐、美、非三洲和這些地區文化交流的歷史畫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6)翻譯介紹印度文學作品及印度文學研究——《羅摩衍那》是即度兩大古代史詩之一,2萬餘頌,譯成漢語有9萬餘行,季羨林經過1O年堅韌不拔的努力終於譯畢,是我國翻譯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較文學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導恢復比較文學研究,號召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為我國比較文學的復興,作出了巨大貢獻;(8)東方文化研究一一從8O年代後期開始,極力倡導東方文化研究,主編大型文化叢書《東方文化整合》,約50O余種、8OO余冊,預計 15年完成;(9)保存和搶救祖國古代典籍——9O年代,擔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傳世藏書》兩部巨型叢書的總編纂;(10)散文創作——從17歲寫散文起,幾十年筆耕不輟,已有80余萬字之多,鐘敬文在慶賀季羨林88歲米壽時説:“文學的最高境界是樸素,季先生的作品就達到了這個境界。他樸素,是因為他真誠。”“我愛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話家常。”

     80年代後期以來,季羨林對文化、中國文化、東西方文化體系、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紀的人類文化等重要問題,在文章和演講中提出了許多個人見解和論斷,在國內外引起普遍關注。

    齊魯名人網200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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