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我揣測這位大師至少應當是在接近功成名就的時候才身染重疾，但事實上，他卻是在２１歲就被診斷患了肌肉萎縮症即運動神經病這一絕症了。當時是１９６３年，是霍金進入康橋的第二年。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打擊，霍金開始了他不斷與病魔進行鬥爭的歷史，同時對自己的志向矢志不移。隨著身體狀況的不斷惡化，他先是不得已開始使用輪椅，然後在１９８５年他又接受了氣管造口手術，並由此完全喪失了語言能力。除了思想，他既不能説話，也幾乎不能動彈，他要用很大努力才能舉起頭來。但他很快學會了使用先進的發音合成器，並借助它來寫作、交談、演講。他不能寫字。他看書必須依賴於一種翻書頁的機器，讀文獻時必須讓人將每一頁攤平在一張大辦公桌上，然後他驅動輪椅如蠶吃桑葉般地逐頁閱讀。他斜躺在電動輪椅上，依靠右手僅能自由運動的幾個手指驅動輪椅……但這一切都未能阻擋霍金向宇宙學峰巔攀登的步伐。

    我一方面對這位奇人的天才與堅忍充滿了深深的敬意，另一方面，也為英國能提供一片沃土，助這位奇才得以長成一棵科學領域的參天大樹而感嘆。

    相形之下，媒體的一則報道則令我不免為之扼腕嘆息。那是一位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化學類五科成績總分６１６分，但因幼時患小兒麻痹症被奪去了右腿，要靠拐杖助行的名叫戚永鶴的學生。他的分數已超過他所填報的第一志願報考的某省醫學院的投檔分數線３４分，但幾經努力，他就讀該校的願望還是落空了。後經殘聯的努力，他被一所師範學院化學系錄取，但聽到這個“好”消息的戚永鶴非常痛苦，因為他學醫的夢破滅了，他在絕望之中，求助於報社，希望能通過呼籲還他一個圓夢的機會。

    我不知道他這個夢想成真的希望還有幾分。在我們這個社會，對殘疾人的關愛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體現。如道路建設會為殘障人士留有專用通道，廁所也會為殘障人士設立專門位置，有專為殘疾人舉行的運動會、演出，殘疾人就業和經商甚至還有諸多優惠和照顧，等等。但是，在如何為殘疾人提供與正常每人平均等的學習與發展的機會方面，我們這個社會做得似乎太不夠了。而這，遠比前面所列舉的種種要重要得多。

    以升學來説，戚永鶴的例子一定程度地説明瞭殘障人沒有與正常每人平均等的機會。也許，戚永鶴還算是比較幸運的。畢竟，最終還是有學校接納了他。我的一個高中同班同學，一個左眼有疾而右眼視力好得不必戴眼鏡的女孩子，和我在八十年代初期同時考入同一所重點大學的同一個專業同一個班級，其考分位列班級第一。但報到時被繫領導盯上，三天過後，就被學校通知不予接收。理由是：體檢存在舞弊嫌疑。傷心的女孩只好捲起鋪蓋回家。由於當時全國的招生工作已全部結束，她甚至連再次選擇也沒了機會。要強的女孩第二年又參加了高考，這一次她學“乖”了，高分低就去了一個中專。

    捫心拷問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相關制度，這公平嗎？歧視性的制度、歧視性的規定、歧視性的做法，毀了多少殘障人士的夢想，又在無形中毀了多少本來可以為社會帶來財富的人力資源？

    我們的社會一直倡導給予殘疾人同情和關愛，這自然是不錯的。但如何建立健全相關的制度與規定，以確保他們在學習和發展方面有著與正常人相同的機會，在目前的形勢下，這恐怕才是更為根本的一種關懷。

    現在，讓我問大家這樣一個問題：如果霍金在中國考大學，他會被錄取嗎？

    《南方都市報》 2002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