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極聯動這樣一個戰略安排裏，我們直接地感受到新一屆領導集體對中國未來數十年的穩定所具有的強烈信心和預期。出臺類似的戰略安排，這樣的預期是必不可少的。

新一屆領導集體關於經濟發展的三極聯動藍圖是慢慢地向世人展開的。

當溫家寶總理第一次去東北阜新考察，甚至在這個標準的資源型城市的礦井下與礦工一起吃年夜餃子的時候，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一起例行的高層領導向弱勢群體送溫暖的行動；而他參加完香港回歸慶典以後到廣東調研則被理解成一次順訪。一直到8月份溫總理第三次考察東北，在長春召開高級別的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座談會，以及8月下旬上海調研之後，溫總理才把自己核心的戰略示人。這個戰略就是他在長春會議上提出的那20個字：“西部加速、東北攻堅、東部保持。東西互動、帶動中部。”香港媒體將之簡潔地稱為“三極論”。在這樣一個戰略下再去回顧溫總理的這一系列考察，我們發現這五次考察完全是服務於它，另外，這樣一個戰略存在於新一屆領導集體的意念之中也肯定不是一天兩天，從溫總理在幾次考察中的活動看，戰略的形成應該在他考察之前。

這不能不讓人想起五年前朱基總理上任之初的情形，當時東南亞金融危機的余波還未過去，長江的水災又接踵而來。朱總理上任時面臨的問題可以用火燒眉毛來形容：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下人民幣貶不貶值？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還能有多少？在全球經濟衰退的情況下，一直以出口為主導的中國接下來靠什麼來作自己發展的動力？在這些問題的嚴厲逼問下，我國政府出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小城鎮建設、推動城市化進程等一系列政策，完滿地回答了這一系列問題。但總體來説，我們不得不承認五年前的那一瞬間，中國在面臨兩大衝擊之時，政策出臺更多地是以“沉著應付”為主導底線的。

有趣的是，溫家寶總理上任之際，同類問題仍然等著他來回答，但問題本身卻有了變化，現在的問題是，經濟會不會過熱？人民幣要不要升值？我們在公平和發展之間應取得怎樣的一個平衡？這些變化本身就説明瞭中國在這五年中的進步。現時中國，發展已經入了軌道而成為不可逆的趨勢，領導層感到需要操心的，更多的是以怎樣一個途徑來發展。在這個前提下，溫家寶總理可以以半年的時間來從容考察，用一個悉心設計的、主動出擊的戰略來給這些問題以一個回答。

東北！東北！

溫家寶總理在東北的一系列講話中，有一些是很值得玩味的。比如説他提到“振興東北有十分廣泛的民意基礎”。

從東北的反應來看，溫家寶總理此言當然不差。在長春會議之後，東北政界、學界和傳媒界因總理“振興東北將成為國策”的言詞而群情激奮。當地媒體連篇累牘地圍繞著這個大前提召集專家名流獻計獻策，東北政界高層人物如薄熙來等更是發出了“闖關東是時候了”這樣的召喚。從對總理講話的反應來看，東北人的自信心並未隨經濟的退化而退化，東北人並沒有服輸。而這本身是東北復興的最好基礎。

就振興東北而言，現在最重要的條件是有了一個很好的市場基礎。中國的改革開放最先是從下游的輕加工工業開始的，因為這些産業的發展能夠直接改善人民生活，有廣泛的市場。在這一時期，中國的比較優勢——勞動力價格優勢是企業在國內國際市場上最重要的制勝法寶，而東北的重工業大部分以資本密集型企業為主，與國外同行競爭在技術上不先進，在體制上又不靈活，國內市場也比較小，所以處於劣勢。但隨著改革的深入，當下游産業已經充分競爭、國有經濟之外的各种經濟成分都得到了很大發展、同時中國的開放程度也已經達到空前高度之後，國內企業對裝備工業的需求已經擴大，資本對重工業的興趣也越來越重。在“振興東北”國策確定以前，像溫州正泰電器這樣的民企巨頭已經對東北像瀋陽變壓器廠這樣的國資大廠十分感興趣。隨著多种經濟成分的資本向重化工業的核心領域進一步挺進，東北作為老重工業基地的各種基礎條件—便利的交通網、熟練的産業工人、已有的重工體系必然會引起他們的注意。這構成了溫總理以“四新”方式——新思路、新體制、新機制和新方式重振東北的基礎。

現在振興東北主要面臨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國有體制內遺留下來的金融問題，這包括債權債務和銀行壞賬；一個是歷次體制內改革遺留下來的人員。近年來國家在解決大型國企的虧損問題時，也給東北企業不少資金和政策援助，但都不見很大的起色。主要問題多在歷史老賬吃掉了新的增量，使增量部分不能實現帶動。而在國有體制內，這種軟約束永遠存在，這從另一方面印證了溫總理提出四新方式的必要性。

無疑，在溫家寶總理的三極論中，東北的振興是新提出的一極，是關鍵的一極，也是最富增長含義的一極。從總理已有的談話中，已經可以依稀地看出高層對東北重振的內在決心和大致策略。相當的可能是，進一步處理好類似于朝核這樣的國際問題（促成六方會談是最新的一次努力），為東北重振創造一個平穩的國際環境；為充分利用外來資本——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産業資本建設制度環境；投入資金為外資的進入卸下包袱——包括歷史老賬和社會保障兩個方面的包袱將成為今秋三中全會的重要議題。

東部：橋頭堡的作用

在溫總理代表新一屆領導核心提出的三極論中，東南沿海地區的作用可以用一個“新”字來概括。從他給深圳和上海的贈言中很容易看出，“新”是關鍵詞。

從産業經濟和資本兩個角度看，改革開放20年，東部地區因為地利之便，結合外來資本並將本地創業者的利潤集中投資于與民生高度相關的下游産業，在國內市場巨大需求的拉動下，獲得了高速成長，而東部地區本身的資本累積度也獲得了極大的提高。另外在外資不斷涌入的過程中，東部地區在很多領域的國際化方面都走在了前列。

在總的形勢相當不錯的表面之下，東部地區在發展的過程中也積累了一些矛盾。高度集中的製造業使東部地區的土地資源趨向緊張，民企資本高度集中的溫州地區就因為土地資源缺乏而出現民企資本大量出走，同時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還因為土地資源缺乏、住房價格高企導致了商務成本的急速上升；另外，東部地區製造業的産業分佈多在下游直接産品階段，使得競爭空前激烈，企業的利潤率下降，而在出口上的價格戰還使中國産品背上輸出通縮的名聲。

從溫家寶總理公開的言談中可以看出一些他對東部未來發展的設計。在國家財政投入重點轉移到東北和西部以後，高層對東部寄予厚望，一方面，東部在未來的發展中，很大程度將擔任一個資本輸出者的角色，當然在輸出資本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輸出觀念和機制。用活躍的東部民間資本來激活多年來由國有體制投資但因為機制問題沒有充分發揮效率的資産；其次還希望東部地區在産業升級和與國際接軌的方面為整個國家的發展起到先行者的作用。雖然財政的投資重點轉移，但從溫總理反覆要求深圳和上海要走創新之路來看，在制度創新方面的政策，高層還是十分樂於對東部實行傾斜的。

事實上，在此之前，高度活躍的東部資本在投資東北和西部方面已經有了相當的動作。但是就目前而言，像東北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的國資對民企來説還是過於龐大，同時包袱也過於沉重，另外對於民間資本來説，在法制建設尚不完善的前提下，異地投資的控制也是挑戰極大的問題。

除此之外，如果把中國看成是東北、東部和西北三個極，那麼對外開放走在前面的東部地區應該可以從內陸地區的進一步開放中獲得收益，比如説跨國公司總部雲集的上海和北京這樣的城市，跨國公司越深入到中國內陸，它們的地位就越重要。

西部：以生態為先的開發

在三極論提出的過程中，溫家寶總理並沒有對西部進行專題的考察。外界的評論認為，這不是因為西部開發在三極論中不重要，而是因為西部對第四代領導層來説可謂了然于胸。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都是在西部度過他們基層或中高層政治生涯的。溫家寶總理在履新的記者見面會上，對中國貧困問題的闡述已經表明瞭他對此的重視程度，而就地區而言，西部正是中國貧困問題最嚴重的地區。

儘管從2001年西部大開發的口號提出以來，被劃入西部地區的各級地方政府熱情高漲，國家財政投入也極其巨大（投入資金佔近年來國債發行總量的1/3以上），但從總體來看，中央政府在西部開發的投入方面並沒有在口號下失去對西部情況的清醒認識，搞大躍進式的開發，而是抓住了生態和資源兩大要素進行大筆的投入。西氣東輸、三峽工程都可以看作是以資源為中心的投入，而普遍的退耕還林還湖和沙漠治理則更冷靜地以生態為中心進行建設。

在生態十分脆弱的西部解決數千萬人的貧困問題，對於任何一個政權而言都不是一件易事。雖然溫總理在三極論中對西部只有“西部加速”這樣四個字的闡述，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第四代領導層不長的執政時間內看出其強烈的民本政府的趨勢。在這樣一個西部背景和民本指向都很強烈的政治領導核心裏，可以很清晰地推測，西部問題在高層決策的優先序列中將會處於很靠前的位置。相比東北，國家無疑將會給西部以更多的項目和直接投資，在為東部的進一步發展和東北的“攻堅”戰役換得資源支援的同時，也幫助更多的西部貧困人口脫困。（南風窗）

2003-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