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民良:論建設京津製造業産業帶

    20世紀後期,沿海地區成為牽引中國經濟發展的引擎。其中,20世紀80年代的珠江三角洲、90年代的長江三角洲在開放中的突出表現,都給人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形成了中國南部兩大重要河流沿線的製造業産業帶,但是,同為沿海地區的環渤海地區卻並沒有出現同等程度的繁榮。如果説,珠江三角洲的特點是一個行政區一條河流、長江三角洲是三個行政區一條河流的話,環渤海地區的特點就是多個行政區多個河流了。而這,也可能正是其開放中的缺陷所在。除了政策方面的因素以外,環渤海地區城市和産業的相對分散限制了集聚效應的發揮。從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充分利用生産要素的角度看,都應該瞄準有限目標,集中力量建設好京津製造業産業帶。

    提出建設京津製造業産業帶的緣由,首先是因為北方地區需要這樣一個製造業帶,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熱點地區主要集中在中國的南方,經濟發展的差距不僅在沿海與內陸之間存在,在南北方之間也同樣存在。北方地區佔據全國面積的一半以上,卻缺乏一個持久的能夠具有帶動作用的高增長地區,這是與全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原則不相適應的。為了提升北方在地區競爭中的地位,必須像促進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一樣,在北方“發掘”出一個新的經濟熱點。在北方,西北經濟實力太弱難以勝任,東北面臨資源枯竭和老工業設備陳舊等問題而步履蹣跚,只有環渤海地區的歷史負擔相對較輕,海岸線又漫長,承載的科技文化基礎又好,具有在北方地區率先崛起的現實基礎。

    建設京津製造業産業帶,也還是因為我們認識到環渤海地區面積廣闊,難以用一種模式覆蓋整個區域,必須突出個別地區的發展,而後帶動其他地區。從區域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強化京津製造業也是有理論支撐的,現代區域經濟學強調集聚作用,或者要求更多地注意發揮先集中後擴散的區域要素集中功能。如果要在環渤海地區選擇最有利於集中生産要素的地區,首選區域應該是京津之間的。京津製造業帶是介於遼寧中南地區和膠東地區兩個製造業帶的中間地區,由京津往膠東或者遼寧中南地區都相對便利,可以與南北兩個近鄰的製造業地區建立緊密的經濟聯繫,京津的這種區位優勢是另外兩個相對偏南和偏北的地區所難以替代的。從大的區域範圍看,京津地區介於東北、西北和黃淮地區的中樞位置,具有良好的匯集要素和增加輻射的功能,便於與北方的各個地區加強溝通和實現交互作用。

    從京津自身的背景看,建立京津製造業帶具有許多有利條件。首先,京津兩市都具有良好的製造業基礎,鋼鐵、化工、生物醫藥、電子等産業都在全國具有一定的優勢,一些外資製造業在京津地區摩托羅拉和諾基亞等世界知名跨國公司分別在北京和天津建立了自己的生産基地。其次,京津兩市的距離相對較短,可以與南京——上海或者廣州——深圳的距離進行比較,符合建立製造業産業帶的合理半徑;再次,京津地區具有相當多的科研院所和大專院校,科技人員眾多,並且有不少國外設立的研發機構紮根京津,這是珠江三角洲甚至長江三角洲的城市所難以比擬的;此外,這一區域集中了大量的金融中心、風險投資公司、證券公司、外資銀行辦事機構、信託投資機構,開發初期的資本供給條件可以得到滿足;還有,這一區域的基礎設施已經基本完善,高速公路、現代化港口、四通八達的鐵路和高水準的機場能夠滿足製造業發展的要求;另外,通過製造業帶的建設可以在一個小範圍地區將兩個直轄市的經濟力量加以集中和整合,京津製造業帶應該屬於經濟資源動員和行政資源動員基礎上的強強結合,這也是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所沒有的特點。

    動態的外部環境也有利於京津製造業産業帶的建立。一是國際上産業結構的調整和跨國公司的産業轉移和重組還在加緊進行。由於比較優勢的存在,日本、南韓等國家製造業産業向中國轉移的速度和規模依然驚人,為京津製造業帶的建設提供了較好的資源來源;二是京津兩市都在進行結構調整,將一批製造業企業搬離城市的核心區域,可以將這些企業在技術改造後安置在京津之間的地段,有利於營造製造業發展的環境,併為與以後進入的製造業企業加強産業聯繫和配套打下基礎;三是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土地供給上的制約因素逐步顯現,但京津之間因為城鎮較少,土地儲備十分充裕,土地不成為制約製造業發展的障礙;四是南水北調東線工程和中線工程向北方地區的調水,目的地都直指京津,成本相對較高,應該不單純或者不主要用於農業生産,而應用來滿足附加值較高的製造業産品的生産。

    總體來看,京津製造業産業帶的建設,是沿海經濟發展戰略在南方成功基礎上向北方的繼續和延伸,體現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的有機結合,對推動廣大的華北、東北和西北地區的發展將起到重要作用。

    當前,建設京津製造業産業帶的各種條件都已經具備。最主要的問題是這一地區分屬於北京、天津與河北三個行政區域。分則兩害,如果這一區域的每一個城市都按照自己的行政邊界“圍城”式發展的話,這一區域的經濟就難以儘快興起,各種資源就很難得到充分利用。從區域經濟長遠發展的角度看,可以在徵求各方意見的基礎上,考慮對這一區域的行政區劃進行必要的“外科手術”式的調整,穿透京津之間經濟聯繫的行政壁壘,將行政組織的外部成本內部化,促進經濟要素的合理流動和資源的合理配置,從而加快這一區域及周鄰地區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 (周民良:中國社科院工經所)

    經濟參考報 2003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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