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倫先生是我們尊敬的長輩,我們都稱他“李大爺”。10月19日,他去世的不幸消息剛一傳開,他家門外就出現了絡繹不絕的弔唁者。李大爺住在北京和平裏一幢普通的居民樓裏,4年前裝修時打通陽臺,往外擴展了半間,算是稍稍寬綽了一點。但在這特殊的日子裏,這點地方遠遠盛不下人們對他的懷念之情。他用過的那架舊鋼琴上,擺著他指揮的照片,轉瞬之間已成了遺像。遺像下、鋼琴前,花籃、花圈和花束,堆成了一座小小的花山。近五六年,我常常光顧這間客廳,看望李大爺,既談正事,也閒聊天。每次去,我幾乎都能看出微妙的變化:新挂上一幅畫,換了一張照片,擺著剛從新疆帶回的紀念品……然而,這次的變化太大了,雖説李大爺這兩年常住醫院,但他不會想到再次進醫院就一去不回,我也沒想到他的家一下子就成了靈堂。來弔唁的人中,有很多熟面孔,我看出他們有話想説,一時又不知從何説起。身邊,李大爺的女兒李鹿正對“國交”的負責人説:爸爸的意思是不搞遺體告別,也不開追悼會,家屬希望能搞一台紀念音樂會。我知道籌備音樂會需要時間,此刻更應該創造一個機會讓這些人聚在一起談一談,於是我向在場的音樂週報總編周國安建議,迅速組織一個追思會。
10月22日上午,李德倫先生追思會在音樂週報社舉行,小小的會議室始終瀰漫著沉重的氛圍。年已八旬的黃宗江40年代在上海就和李德倫同吃同住同臺演戲,以晚年未能再次與李德倫同臺合作為憾事。1999年11月,我陪宗江先生去世紀劇院聽李德倫與斯特恩合作的音樂會,兩天后,又隨宗江先生去協和醫院探望李先生。黃宗江深情地説:老朋友的離去,如同我們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死去了,語言和文字都不能表達這種感情,也許只有音樂能表達。他説,有人問李德倫在國際樂壇上佔什麼地位?他明確答之:你這樣問就是沒學問,李德倫的貢獻,在於他以自己的努力,賦予中國交響樂以生存和生機,他是中國交響樂開荒的人。這片荒地,是因為有他這樣的開荒人,才有今天的局面。
徐新轉達了山東、廣西等地樂團對大師的哀思,還談到李先生倡議的指揮界每年一次的新春聚會,他説李先生今年初在醫院,還託人打來電話,叮囑一定要按時聚會。余隆説李先生是他的精神導師,教了他很多音樂之外的東西。湯沐海説,在李先生那裏總能獲得精神鼓舞。
聽諸位發言時,我一再感到氣氛的壓抑,忽而想到,如果李大爺在世、在場,他肯定不願這樣,他會用一個玩笑、一句話,化解這種沉重和壓抑。我發言時,本想克制住內心的哀痛,儘量説得鬆弛些,但一開口,淚水還是止不住地冒了出來。我説,直到1999年坐在臺上指揮,李大爺沒有廢在臺上,他對音樂是鞠躬盡瘁的。幾年前,李大爺見到已説不成話的於是之,感慨地對我説:於是之在臺上説得太多了,現在説不了話了;我在臺上站得太多了,現在快走不動了。
這幾天我總在回憶親眼見過的李大爺的言行舉止。去年秋天,李大爺曾打來一個電話:你知道河南的宣傳部長叫什麼名字嗎?他説聽過我的講座。我想給他寫封信,河南還沒有交響樂團。李大爺又説:先幫我給深圳的宣傳部長寫封信,深圳的少年樂團維持不下去了,要幫他們呼籲一下。珠海有人為已故女鋼琴家顧聖嬰編一本書,本人採訪李大爺,整理成文字後,他不滿意,又讓我按他的口述整理了一遍。我幫助李大爺整理了50年來他發表的各種文章、演講,編成書稿後,他連續看了三遍,每次都有修改,都有新的想法。這部書稿中,有他回憶黃佐臨、蕭友梅、賀綠汀、沈湘、徐遲、卡拉揚的文章,還寫到了黃曉同、羅日傑斯特文斯基、胡國堯,甚至他看著長大的陳雄。有一次他提到,還想寫寫當年的老同事黎國荃、張孔凡。石叔誠説李大爺活得很有意義,也很辛苦。這話一點不錯。
李大爺的重情義,不僅限于音樂界的同仁,我在東直門一家爆肚店中看到過他的一幅字,這樣寫道:“昔余幼年時,常往東安市場,聽晶正三後吃爆肚馮。今金聲先生無常未及七日,來新爆肚馮就食,不失當年滋味。近70年前舊事,感慨係之。時年81歲。”八旬老人,哪還嚼得動爆肚?他只喝了一碗雜碎湯,但他記得聽晶正三説書的舊事,記得爆肚店老闆馮金聲的名字。以自己的書法贈人,是中國知識分子與好友交往的一種方式,李大爺也繼承了這個傳統。他的隸書是相當有功力的,晚年精力有限,很少寫隸書了,但仍有“金帆音樂廳”這幾個字為證。卞祖善説,今年春天他曾去求李先生為四川的樂團寫了“中國四川交響樂團”幾個字,大概是李大爺毛筆字中的絕筆了。
重情義與不講情面集于一身的李大爺,給我的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教育,那大樹般的恩澤,得以感受和享受者,恐難以計數;覆蓋面之廣,一時亦難以計數。老人八旬生日時,我曾以打油詩賀之:“樂壇八旬不老松,昔日曲高今相眾。執棒穩坐指揮臺,馳騁交響寫人生。”願拓荒者故去的地方,不會變荒蕪;願大樹倒下的地方,會有新樹茁壯成林。
《人民日報》 2001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