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倫先生是我們尊敬的長輩，我們都稱他“李大爺”。10月19日，他去世的不幸消息剛一傳開，他家門外就出現了絡繹不絕的弔唁者。李大爺住在北京和平裏一幢普通的居民樓裏，4年前裝修時打通陽臺，往外擴展了半間，算是稍稍寬綽了一點。但在這特殊的日子裏，這點地方遠遠盛不下人們對他的懷念之情。他用過的那架舊鋼琴上，擺著他指揮的照片，轉瞬之間已成了遺像。遺像下、鋼琴前，花籃、花圈和花束，堆成了一座小小的花山。近五六年，我常常光顧這間客廳，看望李大爺，既談正事，也閒聊天。每次去，我幾乎都能看出微妙的變化：新挂上一幅畫，換了一張照片，擺著剛從新疆帶回的紀念品……然而，這次的變化太大了，雖説李大爺這兩年常住醫院，但他不會想到再次進醫院就一去不回，我也沒想到他的家一下子就成了靈堂。來弔唁的人中，有很多熟面孔，我看出他們有話想説，一時又不知從何説起。身邊，李大爺的女兒李鹿正對“國交”的負責人説：爸爸的意思是不搞遺體告別，也不開追悼會，家屬希望能搞一台紀念音樂會。我知道籌備音樂會需要時間，此刻更應該創造一個機會讓這些人聚在一起談一談，於是我向在場的音樂週報總編周國安建議，迅速組織一個追思會。

    10月22日上午，李德倫先生追思會在音樂週報社舉行，小小的會議室始終瀰漫著沉重的氛圍。年已八旬的黃宗江40年代在上海就和李德倫同吃同住同臺演戲，以晚年未能再次與李德倫同臺合作為憾事。1999年11月，我陪宗江先生去世紀劇院聽李德倫與斯特恩合作的音樂會，兩天后，又隨宗江先生去協和醫院探望李先生。黃宗江深情地説：老朋友的離去，如同我們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死去了，語言和文字都不能表達這種感情，也許只有音樂能表達。他説，有人問李德倫在國際樂壇上佔什麼地位？他明確答之：你這樣問就是沒學問，李德倫的貢獻，在於他以自己的努力，賦予中國交響樂以生存和生機，他是中國交響樂開荒的人。這片荒地，是因為有他這樣的開荒人，才有今天的局面。

    徐新轉達了山東、廣西等地樂團對大師的哀思，還談到李先生倡議的指揮界每年一次的新春聚會，他説李先生今年初在醫院，還託人打來電話，叮囑一定要按時聚會。余隆説李先生是他的精神導師，教了他很多音樂之外的東西。湯沐海説，在李先生那裏總能獲得精神鼓舞。

    聽諸位發言時，我一再感到氣氛的壓抑，忽而想到，如果李大爺在世、在場，他肯定不願這樣，他會用一個玩笑、一句話，化解這種沉重和壓抑。我發言時，本想克制住內心的哀痛，儘量説得鬆弛些，但一開口，淚水還是止不住地冒了出來。我説，直到1999年坐在臺上指揮，李大爺沒有廢在臺上，他對音樂是鞠躬盡瘁的。幾年前，李大爺見到已説不成話的於是之，感慨地對我説：於是之在臺上説得太多了，現在説不了話了；我在臺上站得太多了，現在快走不動了。

    這幾天我總在回憶親眼見過的李大爺的言行舉止。去年秋天，李大爺曾打來一個電話：你知道河南的宣傳部長叫什麼名字嗎？他説聽過我的講座。我想給他寫封信，河南還沒有交響樂團。李大爺又説：先幫我給深圳的宣傳部長寫封信，深圳的少年樂團維持不下去了，要幫他們呼籲一下。珠海有人為已故女鋼琴家顧聖嬰編一本書，本人採訪李大爺，整理成文字後，他不滿意，又讓我按他的口述整理了一遍。我幫助李大爺整理了50年來他發表的各種文章、演講，編成書稿後，他連續看了三遍，每次都有修改，都有新的想法。這部書稿中，有他回憶黃佐臨、蕭友梅、賀綠汀、沈湘、徐遲、卡拉揚的文章，還寫到了黃曉同、羅日傑斯特文斯基、胡國堯，甚至他看著長大的陳雄。有一次他提到，還想寫寫當年的老同事黎國荃、張孔凡。石叔誠説李大爺活得很有意義，也很辛苦。這話一點不錯。

    李大爺的重情義，不僅限于音樂界的同仁，我在東直門一家爆肚店中看到過他的一幅字，這樣寫道：“昔余幼年時，常往東安市場，聽晶正三後吃爆肚馮。今金聲先生無常未及七日，來新爆肚馮就食，不失當年滋味。近70年前舊事，感慨係之。時年81歲。”八旬老人，哪還嚼得動爆肚？他只喝了一碗雜碎湯，但他記得聽晶正三説書的舊事，記得爆肚店老闆馮金聲的名字。以自己的書法贈人，是中國知識分子與好友交往的一種方式，李大爺也繼承了這個傳統。他的隸書是相當有功力的，晚年精力有限，很少寫隸書了，但仍有“金帆音樂廳”這幾個字為證。卞祖善説，今年春天他曾去求李先生為四川的樂團寫了“中國四川交響樂團”幾個字，大概是李大爺毛筆字中的絕筆了。

    重情義與不講情面集于一身的李大爺，給我的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教育，那大樹般的恩澤，得以感受和享受者，恐難以計數；覆蓋面之廣，一時亦難以計數。老人八旬生日時，我曾以打油詩賀之：“樂壇八旬不老松，昔日曲高今相眾。執棒穩坐指揮臺，馳騁交響寫人生。”願拓荒者故去的地方，不會變荒蕪；願大樹倒下的地方，會有新樹茁壯成林。

    《人民日報》 2001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