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著名導演金敏基執導的《地鐵一號線》打開了另一種視野，表現了另一種生活，表現了被繁榮、富裕、陽光、金錢所遮蔽的另一種生活。“投機家的金礦/寄生蟲的天堂/婊子的仙人洞/鬼子的伊甸園。”《地鐵一號線》的背景是漢城，這個南韓大部分人口攢聚的城市。“它巧取豪奪，它吐納眾生，它流光溢彩，它藏污納垢。”然而，漢城卻不過是一種特指，它實際上可以是任何一座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現代都市的恰切寫照。金敏基先生把視線投向“大眾文化”通常回避了的視角，揭露了生活的不可彌合的裂縫和深淵。他表現了對於底層的關懷，對於苦難的關注。金敏基把視線投向另一些人群，那被忽視的人群，那被拋棄的人群，那被踐踏的人群，那被剝奪的人群，那被侮辱的人群，那被傷害的人群，那無望無告的人群。金敏基給他們以同情，予他們以地位，把他們這些精英社會所淘汰的“人渣”，將他們的日常生活，呈現在舞台中心。他給他們以語言，讓他們説出他們生活的辛酸，道出他們生活的艱難，唱出他們生活的傷痛。
與資本主義社會裏那些趨炎附勢為權勢歌唱的知識精英相反，他混跡于“骯髒”、“下流”的人群之中，成為了一位真正的“大眾歌手”。他們以另一種眼光來打量著堆金積銀的現代城市以及現代的生活。
《漢城之歌》唱道：“這不勞而獲者的天堂／這半國人居住的地方／就像毒氣室，哪兒哪兒都是煙／江河盛産死魚，地裏啥不愛長／可誰都往這兒跑／就跟被磁鐵吸了一樣。”
《地鐵一號線》中那些無名無姓的蕓蕓眾生，從打工仔、妓女、拉皮條的、清潔工、小偷、緝查員、大學生、修女這些名字，從爛貨、癩子、紅褲子這些名字，我們就可以看出它所表現的是社會生活的哪一個角落。對於他們來説，生活就意味著忍受生活的侮蔑，生活就意味著痛苦，生活就是掙扎。然而，這些卑微的生命卻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頑強的生命力活下去。“在漢城活著就好。”除了活著，他們沒有任何真實的指望。這些生活沒有任何指望的人，只有脆弱易碎的夢想給他們以溫暖，沒有夢想就只能直接面對令人難堪的生活的冷酷，使他們無法活下去。爛貨的自殺，就是由於眼鏡道出了真相。真實擊碎了爛貨的夢，所以哲洙譴責眼鏡説：“是你敲碎了爛貨的夢，你這個讓人寒心的王八蛋。”
《地鐵一號線》，這是藏污納垢之地，這是垃圾之歌。那些隱沒在社會的底層，隱沒在晦暗的生活底層的人群，他們在金敏基的戲劇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也可以説，《地鐵一號線》是對於被忽略的、晦暗無名的底層生活的命名。
其實，這豈止是對那些被拋出生活軌道的人群的命名，它也是對我們這些生活在不可道破的幻覺中的普通大眾的生活的書寫。這正如《等待》中所唱出來的：“門開了，車走了／往後站，下一班／又沒成，接著等／廁所有人，車廂沒地兒／往後站，下一班／又沒成，接著等／等著弄套房／等著娶新娘／好活兒都有了主／咱老是晚一步／門關了，車走了／明白啦／等著吧／聚會等它下回／地鐵等它下趟／糟糕的日子等它／等到神經不疼了／等到倒楣利落了／等到大便通暢了／等到腦袋長瘤了。”
等著吧，等著蛋糕做大了，等著鱷魚口裏掉出肉末；等著吧，我們大家都會中彩，我們每個人都會富起來。我們誰也沒有勇氣去質疑，甚至也不忍去揭穿這種意識形態的大話。資本主義的邏輯明明白白是使富者更富窮者更窮的馬太效應，但是我們寧願相信夢，我們的未來叫做奇跡，我們的行動就是等待。
俗話説，“沒有衝突就沒有戲劇。”中國古代的小説和戲劇曾經被稱為“傳奇”。40年代，張愛玲也仍然把她的小説集叫做《傳奇》。然而，在《地鐵一號線》中，沒有明顯集中的情節衝突，沒有強烈的悲與喜的對照，沒有直接的善與惡的衝突，沒有令人目瞪口呆的高潮和結局，甚至沒有戲劇衝突的情節主線，沒有可以抓住觀眾記憶的故事。嘈雜的、不斷重復的列車進出站的聲音，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嘈雜而又單調的噪音構成了音樂劇的背景，同時它也構成了敘述的節奏。這種節奏強化了底層生活令人難以忍受的貧乏和單調。現代生活就是散文化的，《地鐵一號線》使我聯想到30年代夏衍的話劇《上海屋檐下》。《上海屋檐下》不像曹禺的《雷雨》那樣高潮疊起、驚心動魄。《雷雨》情節曲折動人，戲劇衝突尖銳緊張，它那高密度的“戲”使觀眾都喘不過氣來。然而，《上海屋檐下》是對於瑣碎、灰色、沒有任何詩意的日常生活的呈示，“幾乎無事的悲劇”。《地鐵一號線》不是傳奇，而是日常生活的呈現。金敏基的戲劇帶有強烈的市民色彩，這恐怕是中韓戲劇同時也是中韓文化的一個重要區別。《地鐵一號線》沒有塗抹或者省略生活的污穢和猥褻。這個劇色調複雜，可以説是眾聲喧嘩，仙女、妓女、市長、富婆、乞丐、小偷共聚一台。仙女被當成了妓女，588獨立軍部分紀念大街成為了女人賣身賺錢的神聖的紅燈區，它充滿了矛盾和對照，充滿了張力和反諷。在某種意義上，這是金敏基將現代生活和現代文明寓言化的一種努力。“疼是活著的證明”。不僅如此，在某種意義上來説，在資本主義社會被殘酷地撕裂成為貧富兩極的時代，“疼”就是良知的證明，“疼”就是人性的證明。
《北京青年報》 2001年10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