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文物才出土時，有12件鼎、9件鬲、2件壺、1件盉等計24件器物上有銘文，後來，經過一夜的考察發現全部27件器物上都有銘文，總字數達4000多，而到現在為止，陜西發現的銘文不過1萬7千多字。寶雞市文物局局長説，著名北大考古學家李學勤從早上8點半到下午4點，僅用了不到一天時間，就將所有4000余字的銘文翻譯完畢。看著這些古怪的條條形形文字就這麼短的時間內被一個“老頭子”這樣全部知曉了——讀懂了2700多年前的貴族生活，不得不讓眾專家和學者對這些國家級學人刮目相看——“功力太深了！”另一位著名的專家李伯謙院士，去年9月份有人見他時他還很憔悴，可在見到這些出土文物後，精神頓時亢奮，當天從上午到下午沒有休息，一口氣將那些銘文看完，連聲讚嘆，認為這些器具非常震撼，“21世紀的重大考古發現！”

    銘文推翻宋代《路史》

    宋代學者羅泌所著《路史》上説，單氏家族的祖先乃周成王幼子，但這次出土的器具上的銘文顯示，單氏家族早在周文王時就輔佐周王室打天下，是周的重臣，地位僅次於周公、召公，這樣的話就把“有據”的單氏家族提前了兩代，因為周成王是周文王孫子，印證了《路史》記載的不準確。銘文明確的記述了周王族九代譜係圖——文、武、成、康、昭、穆、龔、懿、孝，驗證了《史記》的有關敘述，並第一次將“周孝王”排進家譜。正如專家所説，這些珍貴文物的出土彌補了歷史資料的缺憾。

    干支月象與紫金山天文專家推測不合

    這些銘文多次使用了年月日的干支和月象。銘文上記載的宣王43年6月丁亥日“既生霸”和紫金山天文臺的推測是相符的，而銘文上記載的宣王42年5月乙卯月象“既聲霸”與紫金山天文臺的推測卻不一樣的。李學勤等專家激動地説，正因為如此，才對整個斷代工程和天文日期的推斷研究有重大的考驗和意義——全國的夏、商、周的斷代史研究已有相當成果，這次出土的來（加座車底）盤將西周的歷史講述的很完全，這也檢驗了我國周朝歷史研究成果。上海博物館前館長、世界權威的青銅器專家馬承源從另一方面解釋這種現象，“這些青銅器是厲王時期鑄造的”，與北大和社科院的專家認為是“宣王器具”的推斷出現了“學術爭鳴”。

    這是單氏家族逃跑時的窖藏

    專家指出，單氏家族經歷8代，從輔佐周文王、武王開始，滅商建周，被封為僅次於周公、召公的顯赫貴族，其家族世代生活在古周原。但隨著西周的沒落，單氏家族隨周室逃往晉地，逃走前，將這些寶物埋于地下。因為幽王十年至宣王十二年間有12、13年的社會動蕩期，貴族們紛紛將器物埋于地下，以避戰亂。

    這些器具上都刻著諸如“作寶盂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的文字，證明這些東西都是單氏家族作為傳家寶而鑄造的。銘文記載了單氏先祖在周王遷都時，帶兵伐應谷，打了勝仗，受到周王的加封。還記載説，周王賞了單氏家族“二三十田”，並車、馬具等物。同時，銘文還表明，單氏家族率東8師以營建洛邑，西6師以營建灃鎬二京，初步明晰了當時的歷史變遷。銘文還寫了器主人來（加座車底）即單氏家族第八代主人因為管理漁業有功受到了周王的冊封，因此做器具以示紀念。

    《康橋中國史》作者詢問周寶

    美國研究中國金文、甲骨文的權威、《康橋中國史》第一卷主編夏含易老先生向國內同行打來了電話，詢問這次考古情況。夏先生歷畢生之力研究撰寫秦帝國建立前的中國歷史，1990年代寫完了《康橋中國史》第一卷也是本典籍最後最難出版的一卷，北京大學正在組織專家翻譯此卷。

    預計還有石破天驚發現

    西周曆史專家盧連成告訴記者，這次國寶出土之地，是渭河北岸二階臺地，屬於古周原的範圍，依河傍垣，物産豐富，是先民最理想的生存之地，適應當時奴隸社會農業發展。奴隸主多生於斯，葬于斯，所以保留了大量代表當時青銅器鑄造最高水準的文物。寶雞市文物部門負責人表示，很快就要在楊家村的原坡上進行大規模的文物勘探發掘。1956年在楊家村就出土過鎏金馬、1972年出土大銅鼎、1985年出土的西周編鐘，預計還有讓世人眩目的文物出土。

    《西安晚報》2003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