垮掉的一代

    名列榜首的是奎斯特通訊公司前主席菲利浦安舒茨。

    １９９９年，安舒茨以每股４７．２５美元，高於市價８美元的價格向南方貝爾出售了１５．７億的股票。現在，舉步維艱的奎斯特通訊只能將股價勉強維持在１美元左右。日前，公司還承認自己在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１年間運用“不正當的財務手段虛報收入１１．５７億美元。”

    訊通公司創始人賈因一度鼓吹“萬億美元公司”的概念，聲稱將帶領公司大步向這一目標邁進。２０００年初，他在接受《財富》採訪時説，自己“致力於公司長期的遠景和成功”。別人不知道的是，正是在那時，賈因已經賣出了２億多美元的股票。當這個“百萬兆美元公司”淪落到每股股值５０美分，市值僅１．４５億美元後，賈因也賺得個盆滿缽盈，搖搖晃晃地登上了“貪婪榜”。

    近日被李嘉誠收購的環球電訊的主席加裏溫尼克排在第六位。《財富》説，在銀行家的幫助下，溫尼克把環球電訊當作他個人的搖錢樹，直到這棵大樹倒下。溫尼克大量出售股票，而遲到的投資者則血本無歸。他還把環球當作個人的現金奶牛，在環球電訊和他私人的投資公司之間撈取大筆諮詢費和房地産交易費。短短４年的時間，溫尼克總共撈取了５．０８億美元。

    在股市全線縮水的浪潮中，博通公司的股價也從令人艷羨的２７４美元跌落至２２美元。儘管如此，首席執行官亨利尼古拉斯仍然從出售股票中獲得了７．９９億美元。他説，“我的年薪也不過才１１萬美元”，因此“不得不”靠出售股票來填補家用。另一方面，他卻告誡自己的僱員，“如果你們高價出售自己的股票，那麼一定會有人（高價）獲得了這些股票。想像一下她是你們的母親或者祖母，現在她已經損失一半了。”

    著名的美國線上時代華納的高官們更是被冠上了“最貪婪的人”的名號。其董事會主席史蒂芬凱斯售出了４．７５億美元的股票，列在第七位，前首席運營官皮特曼和董事吉姆巴克斯代爾則分別排在１９位及２１位。而公司現在正受到假賬問題的困擾，日子也不好過。

    此外，還有思科的首席執行官錢伯斯－蓋特韋公司行政總裁特德懷特。

    套用傑克凱魯亞克的揶揄口吻：“你瞧，這就是垮掉的一代。”

    “貪婪有理”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的美國曾經流行過這樣一個觀點——貪婪是件好事。不過這一觀點在當時並沒有形成普遍的風潮為大眾所接受。《新聞週刊》指出，進入１９９０年代之後，巨大的經濟泡沫使股票市價越來越高，並幫助他們實現提前退休並購買第二、第三甚至第四所住宅的夢想時，人們開始很嚴肅地接受這一價值觀，而且有時候甚至是熱烈地擁抱這一價值觀。

    不少人認為“貪婪”是一種進取的姿態，是一種動力。對於ＣＥＯ的高收入，他們的説法是，美國企業有一套優良的激勵機制，從而使得企業家能夠創造更多的企業價值，而且讓其一起享受企業的成果。

    對於這套機制優越性的過於篤定造成了人們的盲目迷信。當人們片面地去理解貪婪時，貪婪便打上了引號。

    貪婪的安達信終於得到了判決——妨礙司法的罪名成立。《新聞週刊》批評文章指出，本案陪審團作出的安達信妨礙司法罪名成立的判決向美國商業界和公眾發出的最清楚不過的信號就是２０世紀９０年代美國股市泡沫時期商業界盛行的思潮——貪婪不是壞事，甚至有時是一種應該具有的主流價值觀——終於壽終正寢了。

    應該説，貪婪，從本質上來看，是一種對財富的過度慾望，並不是一個好東西，更不是市場發展的源動力。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曾經將美國人的所作所為歸納為對財富的熱愛，但他同時也強調，熱愛財富的慾望也會“約束人們的生活”。

    激勵，還是放縱

    過去的兩年中，不少美國企業高層管理人的報酬達到了天文數字。據美國薪酬顧問服務公司調查表明，２０００年，２００家美國大企業行政總裁薪酬及其他各項收入平均增長２２％，報酬總額平均達６２０萬美元。而在上個世紀中葉至７０年代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企業高層報酬增長幅度普遍低於一般僱員。

    《財富》雜誌指出，使行政總裁報酬大幅增長的“機制”萌芽于１９６４年。

    更早一些時候，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３日，杜魯門總統簽署了《１９５０年收入法案》。這份法案實際上是對美國稅法的修正，並且法案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期權，一種企業向僱員發放的新穎貨幣。

    到了１９６４年，股市出現了一次大的低迷，在薪酬顧問的策劃下，首次出現“業績表現股”的提法，即行政總裁在既定的時間內使企業每股盈利上升至即定水準，便可獲取股份。再加上１９９３年由政府制訂的稅例，禁止企業對於薪酬超過１００萬的行政總裁扣稅，鼓勵了高薪現象。於是，企業的精英們開始成為人們常説的“文明世界的掠奪者”。

    實際上，期權制度按最初的設想，更多的是一種精神層面的激勵。但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不斷加快，高管們也開始變得越來越貪婪。美國特拉華州企業管理中心主管查理斯艾爾森説：“目前各大企業為高層管理人員發放的股票期權簡直有氾濫之勢，很多時候股票期權的多少與ＣＥＯ的實際管理能力並無多大關係。”

    美國公司的激勵效應部分包括獎金、股票饋贈和股票期權。就目前情況來看，股權基礎的報酬激勵逐漸成為經理人報酬的主要部分。股權激勵（主要是期權激勵）在ＣＥＯ平均報酬構成中所佔的比重正在逐年增加，１９８０年完全是現金，到２０００年股權已經佔到６０％了。

    再看期權對於高層管理者的意義。當他們以“被激勵”為由獲取大量期權的同時，理論上也應該伴隨較高的風險，這便是期權的脆弱性，即期權可能存在的縮水，具有很強的價格下降風險。但聰明的高管人員處理期權的方式卻是機動的。一旦有機可趁，他們甚至可以通過暗箱操作將股價抬高，然後以沽空股票的形式對衝認購期權。

    等於説，這種激勵效應實際上是失效的，激勵機制也只不過是被架空的外殼。

    無能的監管機制

    一連串的公司腐敗背後暗藏的是一個個碩大的蛀蟲，高管們似乎開始變得無法無天了。

    期權的巨大投入並不僅僅是起到了激勵的作用，其中的漏洞導致了濫用。而在這一過程中，似乎沒有見到監管機制起到一丁點兒的作用。

    現有機制中，對公司財務進行監管的是會計事務所，而事務所本身是盈利機構，服務性的公司，因此，在個人利益被推到前臺時，事務所往往會與客戶串通起來做假賬。至於政府部門，證券監督機構等等，由於缺乏對具體工作的實際操作能力，其所能起到的監管也是非常有限的。

    同樣，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管，公司治理結構羸弱的企業必然會出現嚴重的代理人問題。管理層權力越來越大，必定會為自己謀求巨大的私利。

    美國公司的ＣＥＯ往往身兼董事長，並親手挑選董事組成董事會，整個公司儼然成為他們釋放貪婪之心的遊樂場。據《財富》報道，美國公司高管人員除了數以萬計的薪酬、紅利和股票期權外，還能得到額外津貼。額外津貼種類繁多、數目令人瞠目。

    有一個關於ＲＪＲ－ＮＡＢＩＳＣＯ公司前ＣＥＯ羅斯約翰遜的傳聞，據説他曾經用噴氣式飛機將他的寵物狗送回家。這顯然是他的額外津貼帶來的好處。

    在很多情況下，我們很難推斷這些高管們的動作合法還是不合法。從某種意義上説，對這些行為的評判更多屬於道德層面。而道德層面的東西總讓人不放心，於是便需要制度出面規範。問題是現有的監管機制明顯不太適應高管們淩厲的攻勢，監管淪為一句口號。

    政治歷史學家凱文菲利浦斯認為，一旦國家的自我演變為貪婪和腐敗，成功、財富和權力就會逐步滑落，財富過度集中于少數人手中，最終導致國家和民族的衰亡。

    這群資本世界昔日的偶像，在暴露了他們對人類基本需求極端非理性膜拜的陋癖之後，終將走向黃昏，只留下一抹抹拉長的身影。（李懿）

    附表：美國ＣＥＯ排行榜

    《經濟參考報》 2002年10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