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丁來先先生的大作《教授們，你們過得太舒服了》（《中華讀書報》2001年9月19日），頗有一種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覺。這種感覺説出來可能會讓丁先生不舒服：在我看來，丁先生大概與人文科學研究無緣，更直白一點，對人文研究學理一竅不通；不過，丁先生頗能為文，顯然屬於喜歡舞文弄墨的一類，因此我斗膽猜測，這位丁先生很可能就是學術圈中人。如此説來，丁先生所為可能就是夫子自道：小日子過得太舒服了，學問卻不見長進，於是乎想到換一種方式放上一槍，罵一罵那些窮兮兮、傻乎乎、心無旁騖、只知道埋頭用功、不知道外邊花花世界有多精彩的教授們，為自己百無聊賴的生活添加點佐料。這種情況並不稀奇。
引起丁先生大發宏論的原因，是他感到現在的大學裏沒有真學問、真思想；廉價的説教和摹倣氾濫，愚鈍的老生常談充斥，所謂學問幾近僵屍。丁先生的這種感覺不能説沒有根據。時下“學術打假”呼聲不斷，有識之士扼腕嘆息，説明學術界確實存在問題，甚至到了很嚴重的程度。丁先生的看法儘管稍顯憤激，但大致可以接受。
然而，丁先生認為這種局面的造成，是人文類教授們的生存條件太好了（即所謂“過得太舒服了”），並稱“這是我和那些教授們接觸後留下的一個印象”。雖然他也説這是“部分原因”，但我理解這“部分原因”在他心中可是非同一般，因為他為這病局開出的藥方是：回到貧窮中去！理由是“對於思想而言，饑餓比飽暖更重要”。丁先生的這種解釋，著實新穎別致、玲瓏乖巧，但卻是我們無法理解的，不敢茍同的。
毋庸諱言，學界確有少數浪得虛名、暴得大富的教授，但問題是他們是否是一些以學術為職志、視學術為生命的人？換言之，他們的顯名、致富是否緣其學術貢獻？如果並非因為學術因素，那麼，即使讓他們重過“寒士”的生活，也是無濟於事。我有一種感覺：丁先生很可能是運氣不佳，沒有見到有學問有思想的教授。這也不難理解，大凡潛心學業者有誰喜歡在自己的臉上貼上一記“真學者”的標簽，拋頭露面、招搖過市，讓你丁先生撞見？況且，在我看來，以丁先生大作所表現出的學識見解，即使遇見真正的學問家，恐怕也未必能識辨出來。
丁先生認為，“思想的背景更多的和痛苦、緊張、命運的起落相連”。照他的這種説法，“文化大革命”豈不是中國歷史上精神文化産品最豐富、最有創造性的時代？須知，這場給整個中華民族帶來“痛苦、緊張、命運的起落”的史無前例的浩劫，給中國思想、學術帶來的不是滋潤心田的甘霖，而是大傷元氣的災難。如果説創造性思維總是與緊張、艱辛、苦難相伴，那是指創造性思維本身的性質而言，即思維的過程往往充滿緊張、艱辛與苦難，並不意味著生存條件越艱難越有利於創造性思維。丁先生大概也是從事學術或有意獻身於學術的人，我們希望他言行一致，理論和實踐統一，為我們現身説法，到一個貧窮落後甚至動蕩不安、戰亂不斷的地方去生活一生，為我們創造出一點“充滿智慧”、“精微而又深刻”、“飛向真實飛向圓滿飛向美飛向純粹飛向永恒”的東西來，以證明他那套蓋世無雙的理論。
丁先生注意到，當今的學問是：幾套公式＋一些佐料＋他人的一點説法＝學術論文或專著。人們鄙視這樣“製造”出來的東西，可事實是，這樣的東西在評職稱時能派上用場。根據市場供求原則，“求”是“供”的動力，既有用場，焉能不為？顯然，此一問題的關鍵是“需求”機制的存在，而與學者的貧窮與否無關。如此説來，丁先生開出的“回到貧窮中去”的藥方簡直就是與病症相去十萬八千里的胡僧藥。如果以這胡僧藥救治人文學術弊端，豈不致人文學科于死命？
丁先生指責一些教授住上了寬敞的房子，身體已經發福，但思想卻走向遲滯。對於這種情況，我認為有兩種可能：首先，這些“教授”可能並非以學術為職志者，所謂“學問”在他們手中不過是敲門磚，門一旦敲開，學問便被拋擲一邊。但也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我們知道，人文科學的研究需要一個較長的積累過程，但在一個追求“效益”，以論文數量為學術標誌並將它與職稱升遷、房子、票子掛鉤的時代，無視現實將付出沉重的代價。一個學者即使十二分渴望獻身學術，也不可能完全置生活必需的房子、票子于不顧，退一步説，即使他個人能夠忍受貧窮，他也不能忍心看到自己的妻子、兒女與自己一同受苦。換言之，為了滿足起碼的基本的生活需求，他不得不犧牲這個積累過程，寫一些連自己都不重視的不能稱其為作品的“短、平、快”的東西，待職稱、房子和票子基本得到滿足，再重新回到這個不可或缺的積累過程，而這一時期正如冰體吸收熱量但卻不見變化一樣，表面上是不産出任何成果的。這可能就是丁先生所看到的有些人在得到“教授”職稱後，“思想卻有一種遲滯的走向”的原因。這種本末倒置的做法在眾多學問人是極為痛苦的，又是無可奈何的。但有一點應該意識到：表面上的“遲滯”可能正是真作品所需要的準備，而這樣的準備過程同樣並不輕鬆，更談不上“舒服”。
事實上，真正的學者從來就是埋頭于學問，孜孜以求，視學術為生命。他們幾十年磨一劍，默默耕耘，以其高尚的學者風範成為學術界的中流砥柱，為我國的人文學術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他們中大富者又有幾人？即使在整個民族生活條件大有改善的今天，身居陋室、斗室者仍不乏其人，許多才華橫溢的人才在貧窮的無奈中無端地浪費著寶貴的創造性的青春，不合理的分配體系使他們做夢都想得到較為寬敞的房子，擺脫為生計奔忙的重負！又哪來的“過得太舒服了”！
當然，物質上的清苦並不能扼殺真正學者的樂觀，力求在精神世界中得大自在的人不會愁眉苦臉地生活。知己相逢，一杯濁酒便可秉燭論學，自然不會像那些窮得只剩下錢的暴發戶一樣除了花天酒地、縱情聲色便惶惶不可終日。所以，我們應提醒那些認為教授生活太舒服的人們，教授們臉上的笑容不是得因于大把的金錢和所謂幾室幾廳的房子，而是緣自思想的快樂。
真正的思想創造、學術研究至少需要三個基本條件：一是探索的真興趣，研究的衝動出乎天然，非以暴名、啖飯為目的。錢鐘書言：“大抵學問乃荒江野老屋中，兩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可謂得人文學術研究之真髓。一個人終日滿腦子黃金屋顏如玉不可能做得真學問，也不可能創造出閃爍著智慧之光的真思想。二是時間（即古希臘人所謂“閒暇”，英文作leisure）之保障。具有研究興趣者必須無衣食之虞，無終日奔走之勞，始可專守于所愛好之思想、研究活動。故無權支配自己時間之人，不可言學術研究，不可言思想創新。孔夫子那光焰萬丈的思想是以他的被農人譏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生活為前提；而朱自清以《荷塘月色》為代表的一篇篇清新四溢、沁人心脾的美文佳作也不可能創作于柴米油鹽鍋碗瓢盆之際。“沒有打飽嗝的思想家”——丁先生如是説——我認為正相反，饑腸轆轆中即使思想巨擘也不可能進行思想、研究，即使強硬堅持，也不可能持久。許多有才華的學者英年早逝即為明證。三是思想自由，即陳寅恪所謂“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無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斷無真思想與真學術。一個唯命是從的奴才不可能創造出卓然獨立的思想，所以古希臘大賢亞裏士多德説，所謂奴隸即無獨立思想能力者。此三者蓋為一切思想創造、學術創新之必要因素，缺一不可。這些道理，丁先生懂嗎？《中華讀書報》 2001-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