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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身在曹營心在漢” 高薪正在走進大學校園?

    1999年11月,高校分配製度改革掀起巨瀾,清華、北大率先大幅度提高教師薪酬。此後,其他一些高校也相繼出臺了加薪的分配改革方案。具體措施是,除原有工資外,教職員工根據崗位的不同,可享受不同等級的津貼。於是,輿論譁然,普遍認為“教授成有錢人了”、“高薪走進大學校園”。

    誠然,教授收入與加津貼之前相比,確實有了較大幅度增加,但是之所以顯得是“大幅度”,主要是因為此前教授工資太低。加津貼,只是“歸還欠賬”而已,其實何須大張旗鼓、大驚小怪。

    中國是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文明古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讀書人”的社會地位一直比較高。19世紀末中國出現現代意義的大學以來,“教授”職業很長時間內十分受人青睞,工資也相當高。據當時中華民國教育部統計室編發的資料顯示,1933年,大學教授的月薪一般在300銀元左右,以1933年天津市美國麵粉0.067元/斤、豬肉0.254元/斤計算,可分別買4477.6斤麵粉、1181.1斤豬肉,是當時一般勞動者收入的幾十倍。據説魯迅先生收入就相當高,一生總收入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近400萬元。建國初期,政府推行低工資制度,但是教授的相對收入還是相當高的,並且逐年上升。高校教授最高工資與機械行業工人最高工資之比,由1952年的2.4:1上升至1957年的3.2:1,明顯超過1933年大學教授最高工資與低於助教職稱的其他教學人員最高工資的比率(3.06)。可以説,上世紀的前半個世紀,教授收入一直比較高,可觀的收入為教授潛心教學科研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遺憾的是,1957年“反右”鬥爭以後,教授(包括其他腦力勞動者)收入不管是相對水準還是絕對水準,都呈下降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教授相對收入水準如何,我手頭缺乏官方公佈的關於教授收入的權威性數據,但是可以肯定,高校加薪以來,教授薪酬較大幅度增加,但仍遠低於其實際貢獻,低於其人力資本價值,教授並未成有錢人。當然,確實有些大款教授,但是他們額外的收入並不是從教授崗位上得到的,這時,他們的身份不只是教授了。大款教授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潛心教學科研的教授還是相當清貧的,我深有體會。

    教授薪酬低,不能獲得相應的報酬,其原因首推對教育投入不足,可供教授薪酬分配的蛋糕不大;其次是受現有高校內部管理體制的制約,使得分蛋糕時還要“念歪經”,這裡重點談談後者。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但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市場化程度遠遠低於經濟市場化程度,高教體制改革遠遠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高教體制仍然保留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如不徹底改革高校內部管理體制,即使政府較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也是僧多粥少,教授收入仍然難以提高。

    高校內部管理體制制約教授薪酬增加,體現為以下兩方面:(1)行政後勤人員太多,據説1997年的比例高達60%,而教師僅佔全部職工的40%。龐大的非教學人員擠佔了大量寶貴的教育經費,留給教授的就十分有限了。分蛋糕時,非教學人員比教授(教師)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他們有相當多機會接觸校領導,遊説校領導。1999年11月以來高校相繼出臺的加薪方案,其本意竊以為應該主要是針對教授(教學人員),但實際情況是行政人員照樣加津貼,我不是説他們不能拿,但非教學人員與教授總得有個優先的問題。非教學人員中的中層幹部的津貼不低於教授,並且他們拿得輕鬆,沒有嚴格的考評方案,而教授拿津貼,則有苛刻的條件,有些條件是難以靠人力完成的。到頭來,非教學系列中略有級別的人員,他們的收入相當高,如果還考慮公款消費、權錢交易,教授更會自愧不如,自慚形穢。(2)教授過多過濫,學術水準參差不齊,有些教授並非“貨真價實”,不一定擁有足夠數量與品質的人力資本。在現有的職稱評定制度下,想擁有教授頭銜並不困難,名義上是看教學科研,實際上更多的是看資歷、權力。尤其是一些非教學人員,他們並不從事教學科研,但通過各種手段也能堂而皇之登上教授“寶座”。教授又是終身制,一旦評上,不管是否從事教學科研,也不管教學科研效果如何,總要佔據教授崗位,不稱職的教授照樣能濫竽充數,不會被淘汰,日積月累,教授數量愈積愈多。龐大的教授隊伍來分那塊已被非教授人員切走大半的蛋糕,怎麼分都捉襟見肘。由此可見,由於行政後勤人員太多以及教授過多過濫,加之政府對教育投入有限,教授薪酬不低才怪。

    教授薪酬不高,用現代經濟學術語説,就是校方沒有支付效率工資(efficiency wage)。教授得不到效率工資,會出現嚴重後果:其一,教授固然要為人師表,嚴於律己,但教授畢竟也是“經濟人”(economic man),工資低,缺乏激勵,他們也會尋找怠工機會,選擇偷懶行為(shirking)。現在有些教授主要精力並不在教學科研上,而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忙於社會兼職(當然,我再愚也不至於反對社會兼職,但教學科研與社會兼職總得有個主次問題)。其二,師資隊伍不穩定,品質難以提高。國內外一流大學的辦學史表明,高校最重要的辦學資源是師資,一流師資是一流大學的根基。高校師資的主體是教授。你不給我效率工資,我會作出理性選擇,就有可能尋找另一份能支付效率工資的工作,選擇跳槽。跳槽或正想跳槽的教授往往又是年輕有為的,他們源源不斷流向外企、證券、銀行等高薪行業,高校師資隊伍的穩定和品質的提高,就只能是一句空話,並且給無機會跳槽的老師帶來示範效應,影響他們從教的軍心和士氣。因此,教授薪酬低,得不到效率工資,嚴重影響高校的發展,十分不利於“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

    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教授是主力軍和先鋒隊。要充分調動教授的積極性,穩定師資隊伍,必須承認教授的“經濟人”本性,改善教授待遇,再度提高教授薪酬。為此,在政府對高校投入一定的前提下,必須深化高校內部管理體制改革,就提高教授薪酬而言,首先要實現後勤社會化,降低非教學人員比例,給教授多留點可供分配的蛋糕。其次,教授評聘中真正引入競爭機制,由市場力量調節教授供求,淘汰“南郭先生”教授,這樣,靠資歷或權力想當教授的,你請他他也不敢來了。誠能如此,稱職的教授供給將嚴重短缺,勞動力供小于求,薪酬自然上漲,達到市場出清(market clearing)水準。為了進一步激發教授工作熱情,引進一流教授,高校將會進一步支付效率工資,實現教授薪酬革命,讓“窮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的諺語徹底過時!

    《中國經濟時報》2001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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