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政府可能提高環保的標準。具體而言，控制工業排放上，未來很可能採取降低燃煤比例、擴大脫硫脫硝範圍、提高工業鍋爐排放標準等措施;從治理空氣污染的行業範圍來看，按照2010年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的結果，在二氧化硫、煙塵、氮氧化物、粉塵4種污染物的主要來源之中，至少有化工、有色、木材加工等三大行業分類未被納入污染物治理方向。預計未來更加嚴格的大氣污染治理政策可能考慮將治理範圍進一步擴大到上述行業。在車輛尾氣治理上，則可能儘快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國四標準，並將國五標準推出的時間點提前。

其次，加大節能減排的核查力度。2012年，由於經濟增速放緩、特別是重工業增速顯著下降，年度3.5%的節能目標得以實現並略有超額完成。但由於目前經濟增速回升，特別是新政府施政的開局之年，地方政府依靠大項目和高投資拉動GDP的熱情可能再度高漲，目前已經出現節能工作普遍弱化的現象，2013年的污染治理和節能減排目標實現不容樂觀。針對這一現象，今年政府可能啟動第二次《節能法》修訂程式，以儘快將一些適合國情的節能手段如能源審計制度、節能監察制度、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納入依法節能治污的軌道。在法律完善的基礎上，環保部等中央部門可能加大對於各省和各大央企所簽訂的《減排目標責任書》的核查力度，以確保減排任務按期完成。北京等大城市也有可能將工業企業強制停産、車輛更嚴格限行等極度污染氣候下的臨時治污手段固定常態化。

再次，政府可能更加大力度地推動替代能源的推廣應用。這方面，政府首先可以加大投入。按照《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規劃》，“十二五期間”重點項目投資大約3500億元，每年的資金投入大約700億元人民幣。而美國每年用於大氣污染治理的支出大約為200億美元左右，在1980年代治理高峰期，每年支出250億美元左右。與美國空氣品質相比，我國還存在較大的差距，因此，我國大氣污染治理支出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同時，隨著政府提高環保標準，原先使用污染能源的企業成本將上升(外部性內部化)，而這將提高替代能源的市場競爭力。同時，隨著替代能源的使用範圍和市場份額的增加，規模效應和技術進步將帶來其成本的下降。

環保有利於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未來政府提高環保標準、加大環保執行力度，將會對宏觀經濟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短期內，環保政策力度加大將對部分重污染行業不利，但同時也會推動環保投資增長。對於重污染企業的治理和環保標準的提高，勢必造成部分重污染行業成本上升、增長放緩，甚至帶來局部的就業壓力。但是，環保標準的提高同時也要求企業增加對環保設備和技術的投資，因此投資可能在行業之間甚至行業內部呈現結構性的此消彼長，總投資增速未必會大幅放緩。電力和四大高耗能行業(鋼鐵、有色、建材和化工)佔污染物氣體排放總量的80%以上，是減排的主要力量。因此，可以預期，這些行業中的重污染和落後産能的投資勢必下降，同時這些行業的環保投資勢必增加。

從長期看，政府加大環保的政策力度有利於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根據世界銀行(2007)的研究結果，我國的空氣污染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基於疾病成本12估算相當於國內生産總值的1.2%，基於支付意願(willingness-to-pay)估算則高達3.8%。這還僅僅是基於幾年前的污染狀況對空氣污染的直接經濟危害所進行的靜態估算。如果考慮到極端的空氣污染導致的投資環境惡化以及社會不穩定，則空氣污染對於經濟的實際危害更大。如果聽任目前的空氣污染狀況繼續下去，則不僅將帶來更大的健康和直接經濟損失，也將帶來投資和經濟增長的放緩，甚至社會的不穩定。一言以蔽之，目前的空氣品質，已無法持久地支撐經濟的高速增長，而環保投入會帶來更加長遠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政府環保政策的調整可能為經濟結構調整提供了具體的契機和路徑。環保所帶來的重污染行業成本增加，正是將污染的負外部性內部化，有利於提高替代能源和環保技術及相關産業的相對收益和市場競爭力。而隨著新技術和替代能源的市場佔有率擴大，規模效應將會導致這些産業的成本降低，從而創造出新的經濟增長來源和就業機會。而這正是經濟結構調整的機制，或許是結構調整的必由之路。因此，從稍長的時期來看，環保政策力度加大，不僅不會導致增長放緩，而且有利於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同時將促進經濟結構的改善。

中國未來的發展面臨挑戰，一方面要滿足快速增長的能源需求，另一方面要大幅改變能源的生産、傳輸和使用方式，替換大部分現有的低效、高污染體系和設施。這兩方面在短期內相互矛盾，政策既要提供足夠激勵機制以保證能源供應的增長，又要提供足夠激勵機制以刺激清潔能源的生産和使用。短期內，政策可能還會延續現有的能源模式，既得利益者，包括投資者和運營商等，也將會極力抗拒現有利益格局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