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籠罩下，城市幾乎在視線中消失，不禁讓人們重新審視經濟高速增長的代價。我國空氣的嚴重污染帶來了怎樣的宏觀經濟含義?政府可能出臺何種政策來改善空氣品質?政策可能的調整會給我國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帶來什麼影響?我們認為，在日益嚴峻的大氣污染形勢和輿論監督壓力下，治理污染和節能減排的現有政策落實力度將加大，並有可能激發新政策的出臺，給整體經濟運作和相關行業帶來新的挑戰和機遇。

污染的原因：市場失靈和政策缺位

我國的空氣品質已經屬於全球最糟糕的水準。亞洲開發銀行(2011)2研究指出，中國最大的500個城市中，只有不到1%達到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空氣品質標準，世界上空氣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中，中國佔了7個。根據美國宇航局(NASA)探測並繪製的全球PM2.5污染分佈圖，我國華北、長三角以及珠三角等地的PM2.5濃度位於全球最高水準，超過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區。

我國嚴重的空氣污染，物理方面的原因主要來自於工業廢棄排放和汽車尾氣排放。工業廢氣排放引起的污染與我國的燃煤量大有關。1990-2011年間中國煤炭消費量增加了3倍多，2011年煤炭消費佔總能源消費比重接近70%。北京及周邊、長三角、珠三角三個地區國土面積佔比不到6%，煤炭消費總量佔全國的比重卻接近50%。同時，我國汽車的普及導致汽車尾氣排放迅速增加。1990-2011年間中國汽車擁有量增加了17倍，其中上述三個地區的汽車擁有量佔全國的比重高達45%。中國的大氣污染已從煤煙型大氣污染特徵轉向煤煙型和汽車尾氣複合型大氣污染特徵，但是煤煙型污染仍佔很大比重。

污染作為人類生産消費活動所帶來的有害副産品，深層次的原因則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環境污染是一個公共經濟學的經典問題，通常被視為市場失靈的典型案例。過度的空氣污染，源於企業排污和汽車使用的負外部性。由於權利界定不清晰或者對於權利的實施不力，空氣污染的成本全社會均攤，而排污行為的收益(企業利潤和出行便利)卻是個體獨享，所以導致過度排污。而市場失靈的地方，通常伴隨著政府的失職。

按照著名的科斯定理，如果權利得到有效界定和執行，市場交易可以將大多數的外部性問題內部化並加以糾正。例如，政府可以通過稅收、限額、或者其他的手段對於污染行為加以規範，使得排放量達到社會最優水準。因此，如果我們發現空氣的能見度已經導致看不見城市，説明不僅“看不見的手”失靈，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也沒有發揮相應功能，即政府沒有對因污染而引起的權利義務界定清晰，或者相關的權利義務沒有得到有效的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