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元上都位於正藍旗上都河鎮東北20公里處,地處灤河上游閃電河(上都河)北岸水草豐美的金蓮川草原上。元朝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社會,元上都是十三——十四世紀歐亞大陸上的草原文化、漢文化、伊斯蘭文化、歐洲文化交融薈萃的世界性大都市。
元上都遺址歷史文化價值評價
元上都遺址
元上都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東部的金蓮川草原上,是元代二都之一——上都的遺址。
元上都遺址是古代草原都城中保存最為完好、能夠充分展示草原古代都城風貌的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産,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已被中國政府列入世界文化遺産預備名錄,並於2007年7月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文化遺産。
一、元上都作為全國性政治中心的歷史地位。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內蒙古地區築城的歷史始於周朝,是周宣王命大將南仲北伐犭嚴狁所築的朔方城,其遺址在鄂爾多斯市杭錦旗。《詩經》中記載“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1>
草原民族在內蒙古建立的第一個都城,是秦始皇時期匈奴單于頭曼所築的單于城,也稱作“頭曼單于城”,位於包頭市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東部艾不蓋河畔。史稱,秦始皇“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2>頭曼單于率眾從陰山——河套地區北遷,遂于艾不蓋河畔築單于城。
此後,草原民族屢有在內蒙古地區立都建城的。例如,十六國時期,拓跋鮮卑相繼立國代、魏(史稱“北魏”),建都盛樂(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土城子古城);匈奴鐵弗部建立夏國(史稱“大夏”),建都統萬(今鄂爾多斯市烏審旗東南部白城子);契丹族建國契丹——遼,建都上京(今赤峰市巴林右旗林東鎮南)、中京(今赤峰市寧城縣大明鎮南);女真族建金國,取代遼國,曾以遼上京為北京,後降為臨潢路,以遼中京為北京。但是,這些都城或是草原民族地方政權的都城,如大夏國統萬城、遼上京、中京;或是草原民族建立了中原政權,但是未能實現國家的統一,如北魏盛樂城、金朝北京城。
元上都則不同。元上都原為忽必烈漠南置藩,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3>的王府駐帳之地,稱開平府。自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在開平府登基,繼承蒙古汗統,建元中統,開平府成為臨時都城。至1263年大都(今北京)建成,遂將開平府設為上都,亦稱上京、灤京,元上都遂成為與元大都並列的統一國家的政治中心。元朝統治者出於加強在中原的政治統治,確立正統中原王朝政治地位,統一全國的政治需要,以大都為正都。借鑒遼國的“捺缽制”,以上都為夏都。實行兩都巡幸制度,則不僅可以北控大漠,南屏燕代,還可以加強對蒙古親王和貴族的聯繫與控制,穩定內部,對蒙古民族的發展與政權的鞏固均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元上都作為蒙古族建立的第一座統一的中華帝國的都城,其歷史地位是無可替代的。
首先,元上都代表了中華民族實現統一的歷史發展趨勢,體現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
唐朝後期,政治腐敗,藩鎮割據,趨於衰敗、滅亡。經歷了五代十國的長期動亂與戰爭,逐漸形成中原政權宋與遼、西夏、金、吐蕃、大理並存的分裂局面。結束持續300年多年的分裂與戰爭,實現國家的統一、社會的穩定,是符合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歷史選擇。隨著元朝在上都的建立,迅速實現了全國的統一,並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繁榮的王朝。這是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的,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元上都作為蒙古族崛起朔漠、建立草原政權後繼續南下統一全國的前進基地,作為在中國封建社會實現了第三次大統一,並創造了中國封建社會晚期鼎盛時期的全國性的政治中心、軍事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並成為繁榮昌盛的國際大都會,在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的發展進程中,在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中,均發揮了巨大的歷史作用,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産、世界文化的寶貴遺産。
其次,元上都體現了維護國家統一的政治需要,成為國家統一的政治象徵。
在成吉思汗時代,是以蒙古高原東北部斡難河(今蒙古國鄂嫩河)源的斡耳朵為政治統治的中心。1206年初春,鐵木真“大會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帝位於斡難河之源。諸王群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汗。”<4>窩闊臺汗繼位之後,修築了都城哈剌和林(位於今蒙古國後杭愛省額爾德尼召北),作為政治統治中心。貴由汗、蒙哥汗承襲此制。
1259年9月初,蒙哥汗在四川攻宋前線逝世,留守哈剌和林的幼弟阿裏不哥圖謀奪取汗位,併發布敕令、任命官員、召集軍隊、籌辦糧餉,力圖控制政治、軍事局勢。忽必烈召集部分蒙古親王,于1260年3月在開平府召開大忽裏勒臺,諸王推舉忽必烈為大汗,並將開平作為臨時都城。1260年5月,阿裏不哥在漠北哈剌和林召開部分親王參加的忽裏勒臺,並宣佈登大汗位。隨即率大軍南下,進犯開平。經過4年的戰爭,阿裏不哥徹底失敗。忽必烈以開平為基地率軍親徵阿裏不哥,也是在開平接受了阿裏不哥的投降。平定阿裏不哥,維護了大蒙古國——元朝的統一,決定了當時歐亞大陸的政治格局,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
開平是忽必烈經營多年的根據地,南屏燕代,北控朔漠,為決定興衰存亡之地。元朝建立後,如果仍以哈剌和林為都,則便於控馭草原,而難以掌控中原;如果僅以大都為都,則利於統治中原,但是面對漠北草原又是鞭長莫及之勢。而將開平府立為上都,則可以與大都成為犄角之勢,無論對於中原與漠北,均可以進退有據、掌控自如。元上都的戰略地位誠所謂“上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5>因此,忽必烈確定元朝制度——凡新皇登基,必于上都登上大汗之位,以不忘根本。元朝9位皇帝之中,自元世祖忽必烈始,元成宗鐵木耳、元武宗海山、天順帝阿剌八吉、元文宗圖帖睦爾、元惠宗妥歡帖木爾等6位皇帝都是在元上都登基的。
第三,元上都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深遠的政治影響。
至元十一年(西元1274年)6月,忽必烈在上都命左丞相伯顏為攻宋軍總統帥,部署攻滅南宋事宜。至元十三年(西元1276年)5月,忽必烈在上都“禦大安閣受朝”<6>,接受南宋皇帝趙的投降,宣告國家統一大業完成。
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在開平府舉行了一次佛教與道教的辯論大會,藏傳佛教薩迦派上師八思巴獲得勝利,贏得了忽必烈的尊敬與信任。忽必烈登基後,在上都尊八思巴為國師、帝師,命八思巴在上都建立寺院,並授命八思巴“管領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7>對於將西藏區納入元朝版圖並鞏固對藏區的統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元英宗在上都建有帝師寺,為八思巴後繼者坐床之所。
中統元年(西元1260年)4月,忽必烈在上都登基一個月後,即設立中書省以掌全國政務,並逐步確立了行省、府、州、縣四級管理軍民分治的體制。由此改變了自秦朝以迄實行了1000多年的郡縣制,代之以中央集權為主,以行省為樞紐,輔以地方分權的層級式行政管理體制。這是中國行政制度的根本性變革,從政治上鞏固了國家的統一,歷史影響十分深遠。元代的行省名稱,如陜西、河南、四川、甘肅、雲南、江西等等,沿用至今。
二、元上都的草原文化特色及其價值。 在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全國性政權的首都一般都選擇建在農業地區,特別是中原地區。唯獨元上都選擇建立在北方草原地區,這使元上都承載了深厚豐富的草原文化內涵,體現了鮮明的草原文化特色。
元上都位於正藍旗上都河鎮東北20公里處,地處灤河上游閃電河(上都河)北岸水草豐美的金蓮川草原上。周圍的草原、山林、河流、湖泊、濕地、沙地,等等,構成了元上都建城、承載並體現蒙古族遊牧文化傳統的空間與環境。
元上都位於典型的草原地區,風光優美,景色宜人。尤其是每年夏季六月間,金蓮花盛開,“一望遍地,金色燦然。”<8>金國皇帝世宗完顏雍喜歡率臣屬來這裡消夏圍獵,並説“蓮者連也,取其金枝玉葉相連之義”,“更名金蓮川”<9>。詩人讚美道“一望金蓮五色中,離宮風月滿雲龍。向來菡萏香銷盡,何許薔薇露染濃。秋水明邊羅襪步,夕陽低處紫金客。長陽獵罷回天仗,萬燭煌煌下翠峰。”<10>
金蓮川草原
金蓮川草原適宜畜牧,物産豐饒。山林“有木,水有魚,鹽貨狼籍,畜牧蕃息,大供居民食用。”<11>“牛羊膏潤足,物産供偌華”。<12>而豐饒的物産與草原風光融為一體,便構成了一幅生動鮮明的草原生活的畫卷“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13> “紫菊花開香滿衣,地椒生處乳羊肥。”<14> “二月椒香駝貢乳,九秋雷隱菌收釘。”<15> 元上都的社會生活,具有濃厚的草原氣息。上都的居民“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16>。居民有土築的房屋,也有牧人的氈帳。所謂“土房通火為長坑,氈房疏涼啟小欞。”<17>
元上都的宮廷生活,體現出濃厚的草原文化特色。忽必烈定上都作為夏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則駕幸上都以避暑,頒賜予其宗戚,馬亦就水草。八月草將枯,則駕回大都。自後宮裏為常。車駕雖每歲往來于兩都間,他無巡狩之事。”<18>皇帝巡幸期間,上都即為全國的政治中心,舉凡“謹朝聘、出政令、來遠邇、保生聚”<19>治理國政,皆在於上都。
在上都建有巨大的宮帳,可容納數千人,稱為“失剌斡耳朵”,也稱為“棕毛殿”,是皇帝大宴群臣的場所。失剌斡耳朵極為宏闊華麗,宴會十分隆重奢華,詩稱“毳幕承空柱秀媚,彩繩亙地掣文霓。辰旗忽動祀光下,甲帳徐開殿影齊。芍藥名花圍簇坐,葡萄法酒折封泥。御前賜酉甫千官醉,思覺中天雨露低。”<20>
參加盛大宴會的王公勳臣,皆身著皇帝“所賜只孫珠翠金玉衣冠腰帶,盛飾名馬”,因而,“名之曰只孫宴。只孫,華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詐馬筵。”<21>“只孫”(質孫)為蒙古語,意思為“顏色”;“詐馬(酢馬)”為波斯語,意思為“衣服”。“只孫”、“詐馬”均指與宴者必須身著規定的盛裝。在只孫宴上,要莊嚴隆重的請出《蒙古秘史》,並宣示成吉思汗頒行的《大札撒》。時人記述道:“凡大宴,世臣掌金匱之書者,必陳祖宗大札撒以為訓。”<22>
詐馬宴
元上都的祭祀典禮,體現了草原民族的風俗習慣。在祭天、祭祖時,都要“灑馬奶子”、“灑馬奶以祭”,並將“余物及祭物,則凡與祭者共分之。”<23>隨後,舉行大宴。時人記述道“祭天馬酒灑平野,沙際風來草亦香。白馬如雲向西北,紫駝銀簪甕諸王。”<24> “皇輿吉日如西內,馬酒新羞白玉漿。遙醇諸陵申典禮,旋聞近侍宴明光。”<25>在皇帝駕臨上都、離上都返京時,也要灑馬奶酒以祭。
在上都期間,皇帝要率臣屬進行狩獵。這不僅是草原民族重要的娛樂活動,也是自成吉思汗時代即形成的軍事訓練的傳統。上都西南行數百里,有三不剌草原,“地曠衍,均成沙,居民鮮少。”<26>“上京之東五十里有東涼亭,西百五十里有西涼亭,其地皆饒水草,有禽魚山獸,置離宮巡守,至此處必校獵焉。”<27>時人曾生動地描述了狩獵的盛況“千里陰山騎四週,休誇西伯渭濱遊。今年較獵繞常歲,一色天狼四十頭。……今年大獮蹛林秋,青兕黃羊以萬籌。……今秋天餉住冬糧,萬穴空來殺氣蒼。渴飲馬酮饑食肉,西風低草看牛羊。”<28>
應當指出的是,元上都周邊的草原生態環境與畜牧業生産方式、生活方式,至今仍較為完整地保存著。每年盛夏、金秋季節,草原上舉行的那達慕大會,仍然洋溢著蓬勃歡樂的氣氛。錫林郭勒盟蒙古長調高亢、悠遠的歌聲,仍然在無垠的藍天大地間迥響。阿斯爾悠揚、深沉的旋律,使人們對上都曾經的輝煌與繁榮,産生無限的回味與遐想。
三、元上都作為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蒙古族文化與漢文化結合紐帶的歷史文化價值。 元上都不僅承載與反映著深厚豐富的草原文化,而且也承載著厚重的中原文化、漢文化,體現著中華文明不同地域文化之間、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向心力、凝聚力。
忽必烈創建的元朝,是在成吉思汗創建的大蒙古國基礎上發展形成的。同時,元朝又不是大蒙古國的簡單延續。元朝的定名,即體現了中原文化、漢文化的內涵。忽必烈稱“朕獲纘舊服,載擴丕圖,稽列聖之法規,講前代之定制。”説明他繼承的是成吉思汗開創的事業。又稱,要“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輿治道。”<29>以《春秋》之大義治國,以大《易》之乾元為國號,實行從成吉思汗時代“草原一家”到忽必烈時代“天下一家”的歷史轉折,因此“建國號曰大元”<30>以“元”為國號,表現了一種博大的胸懷,宏闊的氣度。“元謂之大也。大不足以盡之,而謂之元者,大之至也。”<31>
元上都的選址,也體現了中原文化的特點。歷代中原王朝定都選址,都講究“龍盤虎踞”,“後有靠、前有照”,講究依山面水。而元上都北枕龍崗山(又稱臥龍山),南面灤河(又稱上都河),金蓮川一望平疇,誠所謂龍蟠虎踞的形勝之地。時人稱,上都城“龍崗蟠其陰,灤江經其陽,四山拱衛,佳氣蔥郁。”<32>在廣闊無垠、水草豐美的草原懷抱中,選擇這樣一片龍蟠虎踞的形勝之地建起的元上都,的確是一顆熠熠生輝的草原明珠。
元上都的城市佈局,突出地體現了中原王朝都城佈局理念與草原文化的結合。元上都的佈局,為外城、皇城、宮城三層套迭,外城之內有皇城,皇城之內有宮城。宮城在皇城居中偏北的位置,是皇帝主持朝政及後宮生活區,其主要建築大安閣是國家重大典禮如皇帝登基以及臨朝、議政、接見重要來賓之所。皇城在外城的東南部,內設官署,並分佈有寺院、手工作坊等。外城是正方形,每邊長2200米,全城以一條東西走向的土墻分隔為西、北兩部分。南部為全城的生活區,北部則是保留了山岡、草原自然景觀的北苑,或稱作是皇家園林。在上都城外,東、西、南三個方面各有關廂,東關是氈帳如雲的營帳區,供王公貴族的隨從居住,西關是馬市、商業區,南關為進入上都的禦道。
上都城、皇城、宮城均呈方形,體現了中原王朝都城設計的理念。宮城、皇城的中軸線為主幹道,對稱佈局,也是中原王朝都城佈局的通行方式。同時,上都城的北苑保留了山岡、草原、湖泊的自然風光,與城外的草原融為一體,表現出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的文化特質。舉辦宮廷盛會的失剌斡耳朵,即經常設在北苑的草原上。城外的東關廂區,氈廬遍野,自然而然地融入茫茫的草原。元上都以草原為依託,以關廂、外城、皇城、宮城迭套佈局,城市與草原融為一體的佈局理念與建築風格,將草原景觀成功地融入都城佈局,將蒙古族的生活傳統與中原都城的傳統模式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是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蒙古文化與漢文化完美結合的典範,也成為中國乃至世界都市規劃設計的瑰寶。
四、元上都作為東西方文化藝術交流,多元文化結合紐帶的歷史價值。 元朝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社會,元上都是十三——十四世紀歐亞大陸上的草原文化、漢文化、伊斯蘭文化、歐洲文化交融薈萃的世界性大都市。
元朝實行鼓勵通商的政策。元朝與四大汗國的統治消除了發展貿易的障礙。貫通歐洲的驛路——草原絲綢之路暢通無阻。元上都不僅是元朝的統治中心,也是連通漠北與中原的交通樞紐,草原絲綢之路的起點與終點,是最重要的草原商埠。元朝政府大力鼓勵各地商人到上都貿易。至元二年(西元1265年)即頒令,命“上都商稅、酒醋諸課毋徵。”至元七年(西元1270年)5月,根據“上都地理遙遠,商旅往來不易,特免收稅以優之。”至元二十年(西元1283年)7月,“敕上都商稅六十分取一”,隨即又有減免之命。在政府的大力提倡扶持下,元上都商業十分繁榮,各方商賈紛至遝來。“自谷粟布帛以及纖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官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33>在上都的商業區,“輝煌千舍區,奇貨耀日出。”“開張益茗酪,談笑合膠漆。”<34>經商的不僅有蒙古人、漢人,也有色目人、契丹人、阿拉伯人、尼泊爾人、高麗人、歐洲人,等等。因此,“門前驚見事奇哉”,“碧眼黃須騎象來”。<35>
元朝的漕運碼頭
元朝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其聲譽遠揚亞、歐、非三大洲。元朝通過飲察汗國與克裏米亞、歐洲各國建立聯繫,通過伊兒汗國與阿拉伯國家建立聯繫。元代通往中原西亞、阿拉伯、歐洲的陸路交通暢通無阻,並形成了從元上都啟程,跨越蒙古草原,經葉尼塞河、鄂畢河、額爾齊斯河上游西行,跨越烏拉爾山至斡羅斯,經河西走廊西行至中亞、西亞、阿拉伯的驛路。來自中亞、西亞、波斯、阿拉伯、威尼斯、歐洲各地的使節、傳教士、旅行家紛至遝來,絡繹不絕。著名的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于1275年來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見,並留在元朝作官,留居中國17年。著名的《馬可·波羅行紀》問世後,引起了西方人對發達的東方文明的嚮往。有元一代,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中的印刷術、指南針、火藥以及元代創制的火統等傳播到歐洲,阿拉伯、歐洲的數學、天文學、醫藥學、藝術等也傳播到中國,極大地擴大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促進了世界文明的進步。
元朝實行開放包容、兼收並蓄的宗教政策。忽必烈雖然尊八思巴為“國師”、“帝師”,但是並不貶低其他宗教。在上都城內,建有眾多的佛寺、道觀、清真寺,也有基督教堂。著名的佛寺有華嚴寺、乾元寺、開元寺、帝師寺、黃梅寺、彌陀寺、慶安寺、弘正寺等。道觀有長春宮、崇真萬壽宮、壽寧宮、太一宮等。上都還建有孔廟、城隍廟,等等。
遼、金時期,基督教聶斯托裏教派(也稱為景教、大秦景教、也裏可溫教)即在克烈、乃蠻、汪古、畏兀兒、哈剌魯人中廣泛傳播。在蒙古宮廷中,聶斯托裏教派也有很大的影響。例如,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裏不哥的母親唆魯禾帖尼,即是聶斯托裏教徒。朝廷重臣中,也不乏聶斯托裏教徒。至元二十六年(西元1289年)2月,設立專門管理全國基督教事務的機構——崇福司,“掌領馬兒、哈昔、列班、也裏可敦、十字寺祭享等事”。<36>馬兒是聶斯脫裏教主教的尊稱,哈昔為長老,列班為大教師。
蒙元時代,穆斯林在社會上具有重要地位。不少回回人在朝廷中被委以重任,特別是在元朝職掌中央到地方的財政經濟。蒙元軍隊中,回回炮手軍匠萬戶府、哈剌魯萬戶府、蒙古回回水軍萬戶府、西域親軍都指揮使司等,皆以回回人為主體組成。元上都的回回商賈、工匠、藝人甚多。因此,建有“回回寺”供其禮拜。其後於“泰定元年六月癸亥,作禮拜寺于上都及大同路,給鈔四萬錠。”<37>
元朝宮廷樂舞
元上都在皇帝巡幸期間,歌舞娛樂是必不可少的。而薈萃各種歌舞藝術,百花竟放,爭奇鬥艷,也是元上都多元文化的奇葩。在元上都“宴”與“樂”是密不可分的。凡“詐馬宴開,天下樂工隸焉。每宴,教坊美女必花冠錦繡,以備供奉。”<38>在詐馬宴上,皇帝“盛服禦殿臨觀,乃大張宴為樂。……諸坊奏大樂,陳百戲,如是者凡三日而罷。”<39>大宴歌舞招待3日,可見節日的豐富。這些歌舞匯集了中原漢地、西域、契丹、女真、高麗、党項、天竺、波斯等地歌舞藝術的精華。例如,時人記述“儀鳳伶官樂既成,仙風吹送下蓬瀛。花冠簇簇停歌舞,獨喜簫韶奏太平。”<40>“綠繡芘頞翠流蘇,屬橐舍人金仆姑。宮中雲門教坊奏,歌編竹枝並鷓鴣。”<41>“離宮秋草仗頻移,天子長揚羽獵時。白雁水寒露滿路,騎奴猶唱踏歌詞。”<42> 以上詩中所述“韶”、“竹枝”、“鷓鴣”、“踏歌”等,皆是來自中原的音樂。而來自異域的音樂舞蹈,則無疑增添了絢麗多彩的風景。例如“西方舞女即天人,玉手曇花滿把青。舞唱天魔供奉曲,君王長在月宮聽。”<43>“紅簾高卷香風起,十六天魔舞袖長。”<44> 詩中所説的“天魔供奉曲”、“十六天魔舞”即是來自印度,原為娛佛之歌舞,後來進入元朝宮廷,成為有代表性的歌舞藝術。演出時,以盛裝美女16人,扮成菩薩形象,頭戴象牙雕飾的佛冠,長髮數辮,身穿華麗的大紅長袖“合袖天衣”、金夾襖,腰係鎖金長短裙,肩披織金雲肩,繞以輕柔飄逸的鮮艷長飄帶,足踏精緻秀巧的蒙古軟靴,在樂隊伴奏下載歌載舞,如仙女下凡,千姿百態,千嬌百媚,令人嘆為觀止。
開放包容、兼收並蓄的多元方化,賦予了元上都昔日的繁華,也留給後人深刻的啟示。
註釋:
<1>《詩經·小雅·鹿鳴之什·出車》。
<2>《史記·匈奴列傳》。
<3>《元史·世祖紀》。
<4>《元史·太祖紀》。
<5>虞集:《賀丞相墓誌銘》,《道園學古錄》卷十三。
<6>《元史·伯顏傳》。
<7>《元史·八思巴傳》。
<8>《口北三廳志·物産》。
<9>《金史·地理志》。
<10>趙秉文:《金蓮》,《滏水集》卷七。
<11>王惲:《中堂事記》,《秋澗集》卷八十一。
<12>許有壬:《上京十咏·沙菌》,《至正集》卷十五。
<13>薩都剌:《上京即事五首》,《雁門集》卷六。
<14>楊允孚:《灤京雜咏》卷下。
<15>馬祖常:《上京翰院書懷》,《石田集》卷三。
<16>虞集:《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道園學古錄》卷十三。
<17>馬祖常:《上京翰苑書懷》,《石田集》卷三。
<18>葉子奇:《雜制篇》,《草木子》卷三下。
<19>虞集:《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道園學古錄》卷十三。
<20>柳貫:《觀失剌斡耳朵禦宴回》,《柳待制文集》卷五。
<21>周伯琦:《詐馬行有序》,《近光集》卷一。
<22>楊九思:《宮詞十五首》,《草堂雅集》卷一。
<23>《元史·祭祀志》。<24>薩都剌:《上京即事五首》,《雁門集》卷六。
<25>周伯琦:《上幸西內望北方諸陵酹新馬酒彝典也樞密知院奉旨課駒以數上因賦七言》,《近光集》卷一。
<26>袁桷:《竹鳳石屏記》,《清容居士集》卷十五。
<27>周伯琦:《立秋日書事五首》,《近光集》卷二。
<28>王惲:《三不剌川在上都西北七百里外董候奉旨扈從北回遇于榆林酒間因及今公秋大獮之盛書六絕以紀其事》,《秋澗集》卷三十二。 <29>《元史·世祖紀》一。
<30>《元史·世祖紀》四。
<31>《經世大典·敘錄·帝號》。
<32>王惲:《中堂事記》,《秋澗集》卷八十一。
<33>虞集:《賀丞相墓誌銘》,《道園學古錄》。
<34>袁桷:《開平十咏》,《清容居士集》卷十六。
<35>楊允孚:《灤京雜咏》卷下。
<36>《元史·世祖紀》十二,《元史·百官志》五。
<37>《元史·泰定帝紀》一。<38>楊允孚:《灤京雜咏》卷上。
<39>周伯琦:《詐馬行有序》,《近光集》卷一。
<40>楊允孚:《灤京雜咏》卷上。
<41>馬祖常:《和王左司竹詞十首》,《馬石田文集》卷五。
<42>馬祖常:《丁卯上京四絕》,《馬石田文集》卷四。
<43>張昱:《輦下曲》,《張光弼詩集》。
<44>薩都剌:《上京雜咏》,《雁門集》卷五。
文/潘照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