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裏看花的中國書畫市場

《雙松》和《松樹》的對比並不是書畫拍賣中的“李逵”與“李鬼”第一次同臺角力。可以説，對於鑒定難度頗大的中國書畫，真偽問題已經成了令賣家、買家、作者和鑒定家等所有相關人士都頭疼的一個頑疾。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會有人借此從中牟利。

放下畫筆被迫打假的畫家

畫家，原本在人們心中，這個稱謂代表的應該是一群一心追求藝術理想的人們，可如今，面對魚龍混雜的藝術市場，畫家們也被迫放下畫筆，開始不情願地充當起“打假鬥士”。

“此畫非我所作，係偽作”。當蘇女士在2005年12月11日的翰海公司拍賣會上拍得署名“吳冠中”的油彩畫《池塘》時，恐怕絕不會想到，日後，在這幅自己花費了253萬元人民幣拍下的作品上，會被拍賣方口中的“原作者”吳冠中簽下這樣的定論。當然，蘇女士肯定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在三年後成為一名敗訴的原告。

而在此事之前，吳冠中還曾親自製止過一次更加荒唐的拍賣。2006年，當北京某拍賣公司正在積極準備名為“吳冠中作品專場拍賣會”之時，該公司接到吳冠中電話，稱即將拍賣的畫作不是他的真跡，並要求撤拍。這場拍賣原本準備的作品包括吳冠中的21幅素寫、一幅油畫、一幅水粉畫及一幅水彩畫，而在吳老本人看過圖錄之後，則十分肯定地表示：“全部是假的！”好在，拍賣公司最終撤銷了拍賣會。

然而，更多的時候，上演的並不是如此令人欣慰的結局。著名畫僧史國良就曾遭遇某拍賣行強行拍賣其偽作，還有石魯遺作案、韓美林指假案等等諸多案例。此外，去年7月，北京某拍賣行專事書畫鑒定的員工周某因6萬元販賣仿製的張海書作獲刑4年，並處罰金8000元，這一事件更是將存在於一些書畫拍賣行業中的黑幕曝光于大眾面前。

一位對中國書畫領域頗有研究的收藏者坦言：“如今，各拍賣公司上拍的作品，大名家的作品以假的為多數。”這其中最典型的當屬齊白石的作品。這位圈內人士告訴記者，齊白石一生畫的作品最多不超過17000幅，但如今的拍賣市場上卻已經涌現出了2萬多幅齊白石作品。

人們不願看到，卻又不得不接受的現實是，隨著國內書畫市場近年來的日漸繁榮，大量撲朔迷離的書畫官司和真偽之爭也隨之潮涌。

本報專訪

“收藏本是安安靜靜的文雅之事”

趙珩原北京燕山出版社總編輯、文化學者，主要從事中國文化史、北京史和戲曲史等領域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收藏瑣談》、《彀外譚屑》、《舊時風物》等。

《北京》：您覺得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如今的中國書畫市場存在如此之多的真偽之爭？

趙珩：我覺得不僅僅是中國書畫領域，當下整個收藏市場都過於浮躁，而且充滿了“江湖氣”。僅就收藏中國書畫而言，它歷來都是小眾的事情，但如今卻似乎已經變成了一種大眾娛樂、全民投資的事情，和股票、基金、房地産似的，大家都在談論，而且都想投身其中，然而，大多數人並不在乎這些書畫的藝術價值，而更關注它們的投資價值，這樣的氛圍不僅使收藏書畫變了味道，也使整個市場開始變得不健康。

《北京》在您看來，在收藏中國書畫時，人們真正應該關注的是哪些內容？

趙珩：文物在世界上公認的價值包括三點，一是歷史文獻價值，二是藝術價值，三是科學研究價值。這三方面沒有一點涉及到經濟價值，經濟價值是其進入到流通領域才有的。僅就中國古代書畫而言，其價值的評判標準大致會包括作品的藝術價值，作品的代表性及其在他全部作品中的地位，作者畫作的存世數量，還有作者對於後世所産生的影響等等。這些都應該是在評價一幅畫作時最先關注的幾個基本要點。不過，現在很多人看畫只注重“大名頭”，看重畫家的名聲，比如像明代的文、沈、唐、仇等等，覺得只要是他們的作品就一定價值連城。正是人們這樣的心理造成了當下“大名頭”的偽作越來越多。其實，“大名頭”中也不乏應酬之作，而“小名頭”中也會“藏龍臥虎”。所以，關鍵還要靠藏家的眼力和鑒賞能力。我記得歷史博物館曾經辦過《田家英收藏書畫展》，那些田家英用工資或者稿費收集到的書畫大多都不是大名頭的作品，但是憑藉著自己的藝術鑒賞力，他還是收藏了不少真正有價值的好東西，那次展出的展品中，幾乎有70%都可以稱之為精品，然而，那些畫家卻並不是為眾人熟知或如今經常在拍賣會上創出天價的名家。

《北京》：中國古代書畫的鑒定一直是個難題，對此，您怎麼看？

趙珩：這個難題的形成主要是因為中國古代書畫的“作假”方法有很多，有時很難分辨，而且，作假並不是今天才出現的，可以説，很多名家的名作從誕生之日起，經歷著歷朝歷代的臨摹，所以，在中國古代書畫中，即使是偽作，有一些也會具有相當的價值。

關於中國古代書畫作偽的方法，大概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第一種是最為拙劣的臆造方法。這些畫作甚至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被倣冒的書畫名家原本所具有的藝術特點和品質，是一種純粹靠作偽者的主觀臆想與“自身”筆墨素養來操作的書畫作偽方式。個別的作偽者還會“臆造”出被倣名家從未創作過的繪畫與法書，當然，這也是最容易辨別的一種偽作。

第二種就是臨摹，也就是對於名家名作的“克隆”或“仿製”。這些作品較之真跡會顯得死板呆滯，沒有活氣。這其中又會出現三種現象，一種是比較低劣的描摹；另一種則是相當講究的“高倣”，就是後世人臨摹在紙墨、印章等各個細節上都用所倣作品時代的“原材料”；第三種則是被臨摹的當事人認可的倣作。比如明代的沈周就是個好説話的人，有人在臨摹完他的畫作之後，會求他題款，他就會動幾筆，簽上自己的名，成人之美。還有像董其昌，趙左幾乎可以算是他獨家授權的代筆人。

第三種是在款識、圖章、題跋上大做文章。真款識、真圖章、真題跋與假畫的各種組合幾乎已經成了中國古代書畫中最常見的一種作假手段。

還有一種做法雖算不上造假，但其價值可能會有很大注水成分，這就是窮畫闊“幫手”。以前管題跋叫做“幫手”，有些人的作品本身可能並沒有多大價值，但是由於有了一些名家的題跋，則會賣出一個好價錢。

第五種則是一種並不多見的特例情況，就是揭畫，這是相當高明的作假手段。古代在宣紙、絹上所作的畫作都可以揭成兩張，這樣的作品雖然從形上看完全是真品，但是畫作內在的神韻已經被破壞了，所以價值也會大打折扣。

《北京》：您覺得如果想進入收藏領域，尤其是收藏中國書畫，應該具備哪些品質或素質？

趙珩：只有真正喜愛書畫，通過豐富的閱歷，經眼的東西越多，才更有鑒別力。此外，自身的綜合文化修養到了一定水準的人才可能真正在書畫收藏領域有所造詣，千萬不要過於看重歷代內府的鑒藏印和所謂的著錄，也不要人云亦云。我就曾在拍賣會上見到過兩幅同樣出自於文徵明之子文嘉的畫作，一幅蓋有嘉慶禦覽之寶的畫作拍出了26萬元的高價，而另一幅沒有皇帝印璽、沒有可參見的著錄，但水準明顯優於前者的畫作成交價則是10萬元。

其實，在我看來，收藏本該是一件安安靜靜的文雅之事，它不是過眼雲煙，更不應該淪為一種財富遊戲。真正的中國書畫愛好者可以通過作品和古人對話，可以在品味、鑒賞之中得到一種精神上的滿足和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