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大前提下，回顧傳統，挖掘傳統資源中具有當代意義的優秀資源就成為了首要任務。但這並不意味著要回到“民粹主義”甚至“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當中去，“整理國故”的目的是要將從傳統中整理出的優秀資源，與當下的社會現實，當代人的生存狀態發生聯繫，從而為當今的中國藝術家創作提供多元化的理論依據與精神準備。因此，“中國性”指的並不僅是某個已經存在的“中國傳統”、“中國身份”，更不是一種“西方人的東方想像”，而是站在歷史發展的角度，從世界範圍內重新觀照中國當代藝術，所必然牽扯到的對“中國當代藝術”的重新認識與梳理的過程。除了對傳統的有效當代轉化之外，“中國性”還應該注重當代中國在向“現代性”轉化過程中的社會現場以及個體對自身創造性的充分發揮。在當代全球化的大格局下，東、西方文化二元對立的觀點已經越來越趨於式微，人們更關注的是如何從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社會現實出發，找到更符合人類社會合理髮展的普世性資源。對於中國藝術家而言，如何從個體體驗出發，針對中國目前這個大的現場創造性地提出問題，並找到具有突破性、個人性的藝術語言表達形式，既是對“中國性”的最大豐富與拓展，也必然是對世界文化格局的豐富與拓展。

當代藝術是個人創造自由與能量的充分釋放，“中國性”並不依賴於一個固定概念由上往下的外在性輻射，而是充分依賴於每一個個體對自身認知與表達的不斷深入，由少積多，由特殊到普遍，不斷吸納最具特色和價值的文化元素，最後達到對“中國性”的持續性建構與豐富。因此，這裡的“中國性”是開放的，發展的，多元的。它的提出與建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涵蓋了歷史的縱深與當代的精神剖面，揉合了對傳統文脈的理順與對當代社會現實問題的觀照，為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方向與本土化藝術理論的建構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考角度。

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性”作為一個兼具本土文化特色和普世性人文價值的理念，將會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與認可。館長劉女士堅信，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綜合國力水準的不斷壯大，勢必要爭取屬於自己的當代藝術話語權。不管是對國外優秀資源的吸收，還是對傳統的繼承，“中國性”都是一個回避不掉的歷史命題。她希望在展覽和本土藝術理論的建構上，南京三川當代美術館都能在這個方向上做出一些有益的嘗試。社會責任除了學術定位之外，南京三川當代美術館還特別看重美術館社會功能的最大化。江浙一帶本就是文人雅士聚居之地，文化氛圍濃厚，南京更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書畫盛行，大家輩出。但與此相對的，是在文化藝術觀念上的相對保守，民眾普遍缺乏美術館的觀看經驗，對新鮮藝術潮流的接受能力有限，更不用説像歐美發達國家的市民一樣，將逛美術館納入到自身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中國目前的官方美術館，由於體制與觀念的滯後，對當代藝術的收藏與展示遠遠落後於當代藝術的發展水準，不斷生成的新鮮的藝術潮流與觀念無法在美術館得到及時的梳理與展示，自生自滅，對於這個國家文化的發展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而民營美術館雖然在資金、政策上面臨一些先天劣勢，但與官方美術館相比，它們可以有更靈活的管理運作方式和更加大膽、開放的展覽模式。館長劉女士希望隨著南京三川當代美術館的建立及其周邊環境的不斷完善，讓更多的市民走入美術館，為他們展示、講解中國的藝術作品，讓他們了解、喜歡藝術，並通過圖書館、講座、公眾參與等一系列活動，讓南京三川當代美術館成為南京乃至江蘇標誌性的文化場所，發揮美術館的文化輻射功能，帶動地區的藝術氛圍的活躍，以擺脫中國的美術館長久以來只有藝術作品，沒有“美術館文化”的弊端。行動在當前中國社會普遍重視短期收益，忽視文化的大環境下，一家民營美術館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也會遇到很多困難，南京三川當代美術館已經充分認識到了工作的複雜程度，並一直在針對各方面的問題進行積極的投入與改進。

第一、對一個民營美術館而言，擺在首位的就是生存問題。美術館高品質的經營、運轉、策劃需要充裕的資金保障。在必要的投資之外，南京三川當代美術館還致力於多方位樹立自己的公共品牌價值，並通過對於三川學術品牌的推廣與相關衍生産業的運營，逐步爭取更多的公共性資源和社會力量的支援，以實現資金來源的多樣化。第二、南京三川當代美術館積極向國際、國內一流的美術館汲取經驗，與國內知名策展人建立合作橋梁，共同探討學術發展方向。建立完備的學術體制、管理流程和運營機制，來推廣自身的品牌定位，拓展其在社會上的知名度，在藝術與商業品牌之間形成良好互動。第三、南京三川當代美術館已經在構建一支精幹、完整的高品質工作團隊，力求形成對人才具有強大吸引力的三川文化。第四、南京三川當代美術館將在藝術展覽與學術活動中建立國際國內藝術家與收藏家交流平臺，收藏有價值的藝術作品、為有潛力的年輕畫家提供發展的有效平臺。並計劃在幾年內，有脈絡有層次的積累一定數量的館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