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讀版畫《憂鬱》方面，托辛（1876 年）和斯普林格（1892 年）這兩位著名的丟勒傳記作者遠不及阿林那麼有天賦，看得那麼遠。托辛堅定不移地認為《憂鬱》中的女人陷入悲傷的沉思中是一種人性的脆弱，她失望是因為她已攀上成功的頂峰。斯普林格也認為是理性思維上的巨大消耗攪擾了她心靈的平靜，從而使她陷入了深深的悲傷中。理查德·伍斯特曼在1905年解讀此圖時説“她是一個達到思想頂峰的偉大思想家”，認為這是丟勒“一系列悲傷作品”中的第一部。沃爾夫林則認為這幅畫要表達的是拋棄對世俗知識的探索。 保羅·韋伯在1900 年提出《憂鬱》中的悲觀主義與當時的時代特徵是相符的。他的出發點是這幅畫創作于歐洲宗教改革前夕，而丟勒本人是個虔誠的教徒。因此，保羅·韋伯認為《憂鬱》裏的女性人物是悲傷的，因為舊的宗教制度還在不停地濫用手中的權力；她悲傷的原因在於所有的藝術和成就都無法讓她滿意，也無法帶給她快樂。真正的滿足只能通過宗教信仰獲得。丟勒把《書齋中的聖哲羅姆》獻給了信仰的光榮，因此《憂鬱》與《書齋中的聖哲羅姆》應該是相互對應的兩幅作品，就像光亮與陰暗、平靜與躁動。 保羅·韋伯研究丟勒的貢獻不在於他對《憂鬱》這幅畫的解讀，而在於他是第一個通過研究丟勒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學術思想，嘗試著系統地對《憂鬱》中的七種文藝和七種工藝進行解釋的人。坐在磨石上面，正在寫著什麼的小男孩代表基本規則，也就是七種文藝的最基本的規則；天平代表辯論，法律事務中必定需要辯論，審判中必然用到辯論，而審判自然要拿著天平。寫滿數字的方格代表算術，球體代表天文學，圓規代表幾何，等等。保羅·韋伯認為畫中人物頭頂的花環中的花是一種茄屬植物，一種在中世紀末期被認為代表孤獨的植物。  丟勒版畫《憂鬱》局部  丟勒版畫《書齋中的聖哲羅姆》局部 對於丟勒在創作版畫《憂鬱》和《書齋中的聖哲羅姆》時都用到了哪些文學和哲學方面的資源，J. A. 恩德雷斯（1913 年）想到了紅衣主教尼古拉斯·庫薩努斯（Nicolaus Cusanos）的哲學。這位紅衣主教的著作于1514 年在巴黎出版發行，紐倫堡的人文學術圈知曉這些作品也完全有可能。恩德雷斯認為《憂鬱》與《書齋中的聖哲羅姆》的思想以及它們的結構，包括其中的所有細節和光線都與庫薩努斯哲學的主要脈絡有關。恩德雷斯認為《憂鬱》表現的是一種尋求真相，從而獲取快樂的人類精神。丟勒在這幅畫中展現了最難以實現的人類精神。當然，人類精神的展現是通過畫中的物件得以實現的，比如代表文藝的物件，代表工藝的物件，還有讓精神從有形昇華到無形的神奇工具，例如陀螺儀和充滿數字的方格。而畫中的直尺、磨石和多面的石塊則代表尼古拉斯·庫薩努斯的數學符號——直線、圓和多面體。面對所有這些推測，恩德雷斯一直在沿著保羅·韋伯成功的印記前行。但他也有比保羅·韋伯走得更遠的地方——那就是在解讀《憂鬱》與《書齋中的聖哲羅姆》的關係方面。恩德雷斯認為從學術意義上講，《憂鬱》描繪的是“第二”神學，也就是科學，它以理性為羽翅，控制著數學和哲學，甚至要挑戰上帝的地位。而《書齋中的聖哲羅姆》則正好相反，它象徵“第一”神學，強調啟示和宗教教義，注重安靜的沉思。但恩德雷斯沒有找到任何能夠證明丟勒了解尼古拉斯·庫薩努斯的哲學的證據，這就使得他的推測的可信度大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