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中國

幻想(2)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1-12-01 09:59:19 |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騎士、死神與魔鬼》為我們刻畫了一個英勇的男子漢形象,充滿騎士的勇敢精神,騎著馬孤獨地行進在路上,眼神冰冷,頭戴鋼盔,對死神和魔鬼絲毫不加理會。《騎士、死神與魔鬼》是尼采最喜歡的版畫。

人們圍繞歌德《浮士德》的第二部分和丟勒的《憂鬱》進行的各種解讀和推測比其他任何德國文學和藝術作品都要多。這些輝煌無比的作品自創作的那一天起就銘記著那個時代的精神。

正如畫中的條幅所寫,丟勒本人將這幅畫命名為《憂鬱》。丟勒曾對畫中帶翼女性的兩樣東西做過解釋:“鑰匙代表權力,錢袋代表財富。”丟勒也曾明確地告訴過我們他對憂鬱的理解。而且,我們對他創作這幅畫時的精神狀態有所了解,當時是1514 年5 月,丟勒的母親在一場大病之後,剛剛去世。

但是,對這幅畫的解讀,從一開始就困難重重。“憂鬱(Melancolia)”這個詞出現在蝙蝠的翅膀上——而蝙蝠又是黃昏和夜晚的象徵。這樣蝙蝠就具有了特別的意義,就像《啟示錄》木刻組畫中的災難之鳥(在《手持喇叭的天使》中)一樣。“憂鬱”後面的“I”又是什麼意思?丟勒打算畫一個系列嗎?還要畫第二幅《憂鬱》嗎?或者這幅畫是一個版畫系列中的一幅,而且這個系列中的每一幅都對應于四種性格類型中的一種?不認同這些問題的學者認為這裡的“I”應該是 “i(I)”。按照帕斯范特的説法,“I”應該是“i”,也就是拉丁語“ire”的祈使語氣詞”。還有人認為那既不是數字也不是字母,而只不過是丟勒順帶的一筆,為的是把“憂鬱(Melancolia)”後面空的地方填滿。我們暫且把這些問題都放在一邊,先來看看對這幅畫的解讀,也許能從中找到答案。

伍斯特曼試圖證明丟勒母親的去世對他有著深刻的影響,這幅畫的構思也正是由此而來。伍斯特曼還認為自己從畫中找到了與丟勒的母親去世相關的直接證據,雖然這個證據未免顯得有些過於玄虛。按照他的理論,畫中帶翼女性背後墻上的數字魔塊中間的兩列數字已經給出了丟勒母親去世的日期:第一行的兩個數字相加是月份(3+2=5=五月);而第二行的兩個數字和第三行的兩個數字按照對角線相加得出的是日期(10+7,11+6=17,實際上丟勒的母親死於16日);而第三行則是年份1514年。伍斯特曼甚至從心理分析的角度對這幅畫做出了大膽的解釋,他認為這幅畫體現了丟勒對母親的歉疚心理,這種心理從丟勒兒童時代就已經開始了。

有人認為丟勒對憂鬱的思考與他寫給自己畫室的學生的一段話有關,他告誡他們不要進行過於深入的思考,因為那樣會導致他們內心變得沮喪,憂鬱這種精神狀態就會佔據主導。但是丟勒這幅畫畫的可不是精神處於沮喪狀態的畫室學生,而是一個結實的女性形象。而且畫裏也沒有出現畫家要用到的任何工具,人物周圍那些工具倒像是進行科學工作才會用到的。畫中人物還長著翅膀,因此不可能是一個憂鬱的人,只能是憂鬱這種精神狀態的象徵。這説明我們不能單純從丟勒的精神狀況來解釋這幅畫——或者,我們只有在對這幅畫進行徹底的分析之後,才能考量丟勒的精神狀況到底起了多大作用。

在研究這幅畫的過程中,人們探究了這幅畫的每一個細節,畫中的女人本身,她的衣服,她的鑰匙,她的錢袋,她的臉龐,她頭上戴的花環,她的圓規,她的書,灑落在她周圍的醫學、科學和工藝用的工具,裏面的建築,鈴鐺,沙漏,日晷儀,天平,梯子,石塊,球體,狗,蝙蝠,臺階,海上的風景,海岸,彩虹,彗星等等。人們相信解開謎團的關鍵還是隱藏著的東西,因此關鍵在於如何讓這些東西説話。

直到18世紀初,沒有人對《憂鬱》的理解做出過真正有意義的探索。最早的探索者之一是喬爾喬·瓦薩裏,他非常喜歡這幅畫,以及丟勒其他一些繪畫作品。瓦薩裏認為這是一幅“讓整個世界震驚”的作品,散落在畫中女性人物周圍的工具不應該僅僅屬於她自己,而且屬於所有憂鬱的人。對於憂鬱者典型的病理特徵和思維機能症狀,學識淵博的義大利物理學家馬西留斯·費奇諾曾經描述過。

從1728 — 1827 年這100 年間對丟勒作品的研究來看,人們對於《憂鬱》這幅畫的理解大體上是一致的,只是對畫中某些因素的理解略有不同。阿倫德認為即使畫中沒有“憂鬱(Melancolia)”這一字樣,稍有藝術素養的人也應該能夠看出畫中的人物是憂鬱的。她散亂的頭髮,“可能暗示著她內心的混亂”;他還認為散落在她周圍的工具不是她陷入沉思的原因,而是她沉思的主題。赫勒則認為這個女人心情“失落”的原因是放在她大腿上的、那本合著的書。

 

丟勒版畫《憂鬱》局部,作于1514 年

 

到19 世紀下半葉,開始有人否認《憂鬱》的悲傷主題。馮·艾(1860 年)認為在富足和活力無限的16世紀初期,悲觀主義和憂鬱根本就是一種不為人所知的心境,而且他認為這幅畫中只包含沉思和思索的元素。阿林(1871 年)更是認為自己在畫中女性人物的身上只看到了思考、冥想和寧靜,“根本找不到任何失望或者悲傷的痕跡”。馮·艾和阿林當然可以認為丟勒根本不了解悲觀主義這個詞的含義,但是他們認為這幅畫中沒有任何悲傷的元素顯然是不對的。丟勒表達思考或沉思等思維過程的方式與此不同,這點在他畫的聖哲羅姆身上就能得到充分的印證。他會把內在的平靜與外在的整潔結合到一起,例如《書齋中的聖哲羅姆》。不過,阿林否認《憂鬱》這幅畫是基於哀悼的心境倒是沒錯,而且這還讓他步入了一個非常有前景的話題,那就是中世紀時期的四種性格類型。在這方面,他第一個跨過了《憂鬱》這幅畫中的人物是否憂鬱這個問題,邁向了另一個問題:丟勒是如何産生描繪憂鬱這種性格類型的想法的,在丟勒生活的時代,人們把人根據性格特徵劃分為四類的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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