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士明策劃“地之緣”論壇 反思西方現代性 李：你認為目前中國當代藝術在國際傳播中主要面臨著哪些問題？ 高：這個問題需要修正一下。因為似乎中國當代藝術是在中國産生、生産、或者創造出來，然後在國際領域裏傳播，但實際上中國當代藝術的生産本身就是國際性的。第一點，關於交流的問題。就如我們一開始所説的，文化是“between”，中國當代藝術是在一個國際性的網路結構中生成的，而不僅僅是在我們的文化本體之中。就如剛剛才談到的民族國家與帝國的關係，實際上民族國家在今天反而成了一個被懸置起來的東西，看起來都是外交的關係，政治關係、國家利益似乎都可以講得很清晰，但實際上有很多東西仍在國界之間川流不息，比如資本，它是無邊界的。第二點，關於傳播的問題。中國當代藝術的確存在著一種傳播的障礙，這種障礙或多或少是由意識形態造成的，這個意識形態不是冷戰的意識形態，而是一種後冷戰的意識形態。大概兩年前，在英國牛津附近的一個莊園裏開了一場關於中國當代藝術的研討會，許多國外大館的館長們都參加了這次會議。研討會上，許多中國代表都認為中國當代藝術一直是被西方人誤解，因為西方人缺乏足夠的中國經驗，對中國進行了誤讀。這個“誤讀説”一直在中國的批評界盤踞了十多年，這種對於被誤讀的焦慮，實際上就是一個很典型、很表面的後殖民姿態。在場的西方人則認為，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裏，歐洲一直在不斷地解剖自己，批判自己的歐洲中心論，歐洲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多元主義的社會。缺少中國經驗或許是一個方面，而誤讀中國的最根本原因還在於中國人自身也無法描繪出一個“正版的”中國當代藝術敘述。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裏，我們缺少足夠的自我解剖與批判，未建構起自我闡釋的主體。於是，任何爭取話語權的舉動對於我們而言也就沒有了意義。當代藝術傳播的這種阻礙是雙方的，我們不應該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受害者，我們應該思考，為什麼無法正確的表達、無法進行自我闡釋？這才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對話語權的爭奪。 李：那麼你呢？ 高：我也一樣在局中。就這個問題本身來説，你無法對它進行一個非歷史的解答，但一旦歷史性地來解答，那麼就説來話長。但對我現在來説，我的願望是把中國、當代、藝術這三個詞分開來談。首先我們討論“中國論述”是什麼，然後我們談“什麼是當代”，最後我們思考“藝術”能為我們帶來什麼？我會把中國當代藝術的問題拆解成這三個問題來思考。而一旦分成這三個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我們對問題的思考方式發生了變化。 李：現在，西方全球化激起了一種廣泛反應，引發人們對於地域性、特殊性進行了一些重新的思考，重新形成了對全球化概念的反省，你認為這種反省對西方提出的全球化，或者不是主義的反省現在包含哪些方面？ 高：其實現在的西方已經是“後西方”了，在倫敦、紐約的大街上全是所謂的非西方。西方的全球化不是我們原先所説的那個一體化了，它更多的是伴隨著一種虛假的多元文化並置，是表面的多元性。所以，我認為現在要警惕的並不是表面上的文化侵略，而是那種虛假的本土化。 李：你怎麼看待“現代性”這個問題？以及現代性與中國本土文化的關係？它們之間是不是有矛盾呢？ 高：第十二屆卡塞爾文獻展提出了一個相對有意思的説法：現代性已經成為了我們的古代。也就是説現代性本身似乎建立起了一個可以分享的地平線，本身就有各種多元的差異。比如有代替的現代性，有抵抗的現代性，有反判的現代性等等。如果我們不用這些詞彙，我們該怎麼去描述我們自己過去的那段當代藝術歷史呢？因為現代性這個詞似乎很方便，但是這個方便是有成本的，有代價的，我們該如何擺脫這些詞來描述我們自身？現代性就在本土文化當中，不要説現代性是外來的東西，然後它跟本土文化結合或衝突。目前對中國的論述實際上也是現代性的後果。中國當代藝術是被捆綁在中國論述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我們有必要建立一種具有主體性的自我闡釋機制。在2000年，第十一屆卡塞爾文獻展策展團到杭州訪問時，策展人Okwui提出了一個問題，西方是什麼？這個問題的提出，令很多的中國藝術家感到困惑，因為在我們腦子裏有著各種套路化的西方。但Okwui提出“什麼是西方？”提醒我們：東方人在抱怨西方誤解我們，我們也在很套路地、很刻板地理解西方。西方是多重的，它一直在變化，而且西方已經呈現出了很多個西方，西方自己已經離開了它的軌道。而非洲、東南亞、拉美這些非常廣大的區域，即前殖民區域，現在也都處在一種後殖民的文化狀態裏面。這些後殖民的文化狀態，在影響著我們所説的全球化，它構成了一個全球化時代的新的政治空間。這在2000年左右的國際上是一個非常有爆發力的論述。但我當時思考的是如何去掉那個全球化場景中關於“中國性”的論述，因為這個中國性實際上是被強加的。中國性是在這樣一種二元論的結構裏面，被論述、架構出來的。所以，我當時説要“去中國性”，希望重新建構起一種自我闡釋機制。而機制要擺脫掉“五四”以來的東西二元結構的論述，然後重新從中國歷史的文化線索內部來思考我們是不是具有一種當代主體的潛能。 2002-2004年，我參與策劃了中國第一個跨學科的亞洲當代藝術項目“地之緣：當代藝術的遷徙與亞洲的地緣政治”。當時我們用兩年的時間考察了五個國家，就是為了尋找一種“非西方的國際經驗”。因為當我們談論國際的時候，我們往往總是提到西方，或者説我們和西方，經常會忽略掉非西方的區域跟我們是什麼關係，比如印度、伊朗。 李：那麼在全球化的今天，你覺得我們要保持的文化的主體性是什麼？構成一個民族文化主體的核心意識是什麼？ 高：這裡的主體我寧願簡單化的想作是“人”，具有歷史意識的人，他既要具有歷史意識還要具有歷史視野，這個視野不僅僅是往前看的，還要往後看，只有這樣他才能夠知道自己處在一個怎樣的現實當中，處在一個怎樣的歷史進程當中，這是我們要達到、企及或者抵達主體的一個前兆。而對中國當代文化來説，我覺得首先要有很大的雄心，並要有足夠的誠實。我覺得現在很多人都是腎虛火旺，他們似乎認為，我們經濟發展得很好了，我們的話語權擁有了，然後我們就一切解決了。但事實上，話語權歸你了，你卻根本無話可説。你已經相當自由了，但還是卻仍然無法獨立，你已經掌握了説話的權利，卻無從表達！ 李：你之前一直在強調“如何從後殖民話語中走出來，從單調的‘泛政治—社會學’話語中脫身⋯⋯重新構築一種當代藝術與視覺文化的介入性的表述體系。”那麼，今天你能否對新的表述體系有一個具體的描述呢？ 高：解構容易，但建構卻是非常困難。我很難做出一個清晰的描述，但對我來説，它既是一個出發點，又是一個目的。也就是説這個自我闡釋機制，它既是出發點又是目的地。因此要想真正地建立起所謂的自我闡釋機制，或者説主體論述，就不僅僅要理清這十年中國社會在發生什麼？而且要理清這三十年發生了什麼？這一百年發生了什麼？我們必須把它當成一個大的“局”來對待。我們必須看清到底是什麼推動著百年中國即新文化三十年、新中國三十年、新時期三十年的發展與改變。要看清這三個三十年，即這一百多年的歷程到底打造了一個什麼樣的中國社會？這涉及到對當下現實的認識，也就是説，在今天，我們的核心是對當下的現實途徑進行歷史解釋、歷史定位。就如我當年所説的：自我闡釋機制其實是一個對自我現實處境的歷史性定位。這是我的願望，也是我想做的事。在這裡，你也可以説這是一個主體的啟蒙，不是一個被作為對象的啟蒙，而是自我的敞亮，自我的展開。我始終認為自我不能作為出發點，不能作為堡壘，因為自我是你始終要去建構的東西，而作為文化主體更是如此。 李：你這次去印度，覺得印度文化與中國之間有什麼樣的區別？ 高：印度是一個極度多元的國家，它的多元性不僅僅只是政治上、種族上的多元，也包括官方語言的多元，其書寫的官方語言就有二十多種。政治上也是一樣，它的代議制不是美國式的兩黨之間的交集關係，而是多層次、多角度的代議制。印度的多元不是一個平面上展開的多元，而是歷史性的多元。他們跟我們不一樣，我們的歷史經歷了不斷地革命，不斷的回歸為零然後又重新開始，而它似乎從未歸零過。 其次，印度的學術界要比我們在社會上紮根扎得深，因為印度學界有非常強大的社會思想或者説思想脈絡，而在中國，更多的則是學術史和思想史。也就是説，他們的知識分子和社會運動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關係，而我們不是這樣。另外，中國人到印度以後，很容易形成一個基本的比較心態，認為我們比他們先進，他們比我們落後。然後同時我們又會感覺到一種威脅感，一種很本能的威脅感。因為它也是大國，它也有非常多的人口。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將印度幻想成一個競爭者，一個落後於我們的競爭者，但又是一個極具危險的競爭者。是什麼養成了這種心態呢？是因為我們都被捆綁在一個發展邏輯裏，一個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在這個邏輯前提下，我們和印度成為了競爭對手，我們跟很多國家成為了競爭對手，成為了上線和下線的關係。而這種上線和下線的關係，就仿佛當年臺商到大陸來投資，現在華商到越南去投資⋯⋯全球資本的代理關係就這樣不斷往前推，次一級再次一級這麼下去，永遠是剝削那個更加貧困、勞動力更加廉價的地方。這就是我説的發展邏輯，全球資本的發展邏輯，這也必然是全球化的後果，全球化的實質。 李：在你認為中國和印度雙方最大的可借鑒之處有哪些？ 高：從現在藝術史的角度來説，印度存在著一個所謂的本土現代主義充分展開的時期，而中國則被抗戰、革命打斷了。當然也不存在誰好誰不好的問題，因為真正的最後的結果是非常不一樣的。左翼的發展，以及建國以後的歷史，一方面打斷了中國現代主義充分展開的歷史過程，另外一方面也給我們留下了很多東西。這些東西曾經被過於廉價的使用，將其圖式化或圖像化，以致最終變成直接拿出來被消費的東西。而現在，當我們對照印度的時候，我們能清晰的感覺到，我們的社會主義遺産被廉價地消費了，它的歷史力量並沒有被發掘出來。因此，今年上海雙年展，我們會做一系列印中社會思想的對話，我們將邀七位印度重要學者來講演，我們會匹配中國藝術界和知識界的同仁們進行回應，進行一場社會思想的對話。這事實上不是藝術領域的事，但我們希望由藝術界來發起，從而使中國社會思想開始一個新的起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