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界我也有一些朋友，丁聰、曹禺、吳祖光都跟我有過不淺的交往。我曾經跟吳祖光在四川做過鄰居，曹禺更是後來天天在一起工作，而丁聰年紀很小就跟我們很要好。在語文學界，呂叔湘、王力都是我的朋友。1955年至1956年，我在北大開文字改革的課程就是王力介紹的，他當時是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 周有光早年從事經濟學研究，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領域，參與設計“中文拼音方案”，被譽為中文拼音創始人之一。時至今日，周有光還在思考文字改革，其中的意義已不僅限于文字，而且關乎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李懷宇 你原來研究經濟，後來如何進入文字研究領域的？ 周有光 上海解放以後，我就從美國回來了，主要在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任教授。1955年，中央召開中國文字改革會議，從全國各地找有關的人參加會議，也把我找來了。開完會以後，我準備回去繼續教課，領導説，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員會。當時我説：“我是業餘搞語言學、文字學的，我是外行，留下來恐怕不合適。”領導回答説：這是一項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麼，我就只好留下來了。就這樣，我離開了經濟學界，到了語文學界。這個改行是偶然的，事先我沒有思想準備。可是從中學到大學，我對語言學、文字學，特別是文字改革都有興趣。青年時期，我利用業餘時間參加了以上海為中心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在20年代，我寫了一些文章在新語文運動的雜誌上發表。出於這些原因，他們邀請我到這裡來工作。這個改行，在興趣方面是常年延續下來的，但是當時沒有思想準備。大家對於建設新中國熱情十分高漲，當時提倡“哪有需要，就到哪去”。這樣，我就服從領導要求，改行了。改行之後，我就“既來之，則安之”，這個“安”不是安靜的意思，是要認認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語言學和文字學的研究。 李懷宇 你認為文字改革的意義在哪？ 周有光 文字改革的意義很重要。中國的傳統與外國傳統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認為，文字是上帝給的，是不能改變的。這個觀念當然是錯誤的，事實上，外國與中國一樣，文字、語言都是隨著時代在變的。譬如今天在語言方面，有了電腦，很多新的名詞也隨之而來。中國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變就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書同文”，當時七國使用不同的文字，統一以後，文字不同帶來很多不便，辦公、行政、教育都不方便，因此秦始皇要統一文字。可見，早在秦始皇時代，中國的文字改革就開始了。後來，歷代都在改變，漢朝改變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為主要的文字，到了漢朝就開始用隸書，再後來又變成楷書。雖然古代傳説文字是由上帝給的，不能改變的，但實際上文字是不斷在改變的。 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響，感到中國的文字太困難，對於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後來隨著與外國往來的頻繁，就發現中國的文字與國外的往來不方便。所以，從清朝末年，就産生了文字改革運動，寫的方面就是語文現代化運動。語文現代化，就是中國的語言和文字要跟隨時代的變化而發展。這些工作，我覺得近年來做得很好。解放後，在50年代制定了“中文拼音方案”，現代年輕人都學了。這個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處很大。首先，使得中國的小孩子、文盲能夠利用這個工具認字，走進中國的文化寶庫；其次，方便外國人學習中國的文化。所以，中文拼音一方面是從沒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間的橋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梁。這個橋梁看似是個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們中國人的名片上印著拼音，這樣不懂“方塊字”的外國人也可以認得，可以叫出來。我們中國從清朝末年到今天，都處於現代化的改革過程之中。 90年代以來，普及普通話做得很好。設想，一個大的國家，廣東人講粵語，上海人講上海話，香港人到北京旅遊還要找翻譯（笑），國人在本國找翻譯豈不是笑話？其實外國原來也如此，30年代我到日本東京讀書，原來以為我學的東京日語，可以走遍日本，但是發現就連不遠的京都人的語言都完全不一樣。可是日本能夠推廣日語，日本人稱之為“國語”，以東京話為基準，到了現在日本人之間講話沒有障礙了。西洋國家的共同語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實現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間實現了，我們中國還正在實現之中。前兩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樣調查，北京人能講普通話的大概佔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的不一定能講，所以我們是在逐步改進。一個國家要做到現代化，需要達到很多指標，其中一個指標就是講話大家都懂，如果講話都不懂，怎麼能算現代化國家？我個人的感覺，90年代我們的語言現代化工作發展得較快，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文字改革或者説語文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方面，不能沒有，人不能不講話，人不能不認字啊！要達到這個目標，還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話要制定一個標準，要做教育工作，我們的文字特別困難，我們要使它變得方便一點，太困難的地方要改掉一點。當然，基本上要依照原來的，不能改動太多，逐步的改動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語文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方面，重要性也就體現在這個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