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還有一點了不起。解放以後，沈從文被郭沫若定性為“粉紅色”文人。因為沈從文與胡適關係好，胡適當年被貶得一無是處，所以沈從文也受到牽連，被安排到故宮博物院當解説員，別人都以為他很不高興，他一點都不在乎，他説：“我正好有這個機會接觸那麼多古董！”於是，他研究古代服飾，後來寫成《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證明沈從文度量大，一點架子沒有，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從文如果多活兩年，很有可能得諾貝爾文學獎。 李懷宇 聽説你有一個外號叫“周百科”，就是沈從文先生給你起的？ 周有光 “周百科”是沈從文開玩笑的話（大笑）。到了後來就更有趣，改革開放時期，中美兩國要搞文化合作工作，當中有一項就是要翻譯美國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其實，《不列顛百科全書》本來是英國的，是因為二戰期間英國的很多企業都賣給了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也是如此。我們翻譯《不列顛百科全書》，當時國內購買力很差，二三十本都買不起，壓縮成為《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到了1985年以後，又擴大翻譯。中國方面三個人是劉尊棋、錢偉長和我，美國方面有三個人，六個人成立了聯合編審委員會，這樣子，人家更給我開玩笑，叫我“周百科”（笑）。 周有光和張允和結婚前，周有光在信中有些憂慮：“我很窮，怕不能給你幸福。”張允和回了一封十張紙的信，只有一個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創造的。”緣定今生，他們決定在1933年4月30日結婚。婚後，他們拿了張家給張允和的兩千塊錢嫁粧到日本留學，抗戰勝利後又到美國工作和學習。周有光是屈指可數的與愛因斯坦面談過的中國人。 李懷宇 你先是到日本留學，後來又到美國工作。具體情況是怎樣的？ 周有光 我的留學應當説很不順利。第一步到日本去留學，當時年輕，有左傾思想。1933年，我就去日本，很快就學會了日語，我那時候想跟隨河上肇先生，當時他是左傾的經濟學家，我對他十分欽佩。我本來在著名的東京大學讀書，而他在京都大學教書（京都也稱西京）。我就去考西京大學，結果跑到西京大學，河上肇已被逮捕了。當時日本不承認中國的學分，在日本讀博士要讀三年，而美國只要一兩年就可以。日本的課程我在國內讀過，我不願意重新再讀一遍。我的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跟美國是接軌的，但是與日本不接軌。所以，我在日本就只讀了一年，主要也不是讀經濟，因為那些經濟課程我都修過。我基本上都是在學日文，一年時間我的日文已經不錯，連日本人都稱讚。而當時張允和在日本懷孕了，提前回了上海，我隨後就回了上海。 回國以後我就準備去美國讀書，但是當時錢不夠，我就找工作，準備攢錢去美國。結果卻遇到抗日戰爭，全家逃難到後方。在四川抗戰八年期間，是最困難的年頭。我在銀行裏工作，當時國民黨政府在重慶要確保後方有東西吃、有衣服穿，於是國民黨的經濟部成立了一個農本局，在很多銀行找人去農本局做事，實際相當於農業銀行。我就調去了農本局，擔任重慶辦事處的副主任，管轄四川。在農本局的事情，我都幾乎忘記了。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中國現代經濟史，他們找我談農本局的事情，我感覺就像做夢一樣。他們找出以前農本局的雜誌和我發表的文章給我看，讓我回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還是覺得以前農本局的工作做得不錯，打仗最怕後方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我們借用美國的辦法，通過金融，幫助地主、農民維持農業生産。所以，抗戰八年，後方沒有糧荒、沒有棉花荒。可以説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應當説還是成功的。 抗戰勝利以後，農本局取消，我們就回到銀行。銀行派我到美國，負責銀行與美國的聯絡工作。1945年我去了美國紐約。在美國的時候，我主要是工作，業餘讀書。當時很用功，一下班我就到紐約著名的公共圖書館讀書，晚上10點才回家。晚飯也在圖書館裏吃，很便宜。圖書館非常好，因為每天都去，圖書館的人就問我研究什麼，我説我研究經濟，他們就以為我是搞研究工作的，就給了條件很方便的“研究生房間”，我借的書不會被拿走，可以放在裏邊。我就利用每天下午晚上來讀書。週六週日我在大學裏聽課。工作的原因，我沒有修學位；經濟上的原因，我沒有辦法脫産讀書修學位。當時很矛盾，內心考慮要不要辭去工作拿學位。我在美國已經做到了中上層水準，所以沒有辭去工作，而是利用業餘時間充分讀書學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