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懷宇 有人寫文章説，你是屈指可數的與愛因斯坦面談過的中國人，你在美國時與愛因斯坦交往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周有光 我到了美國不久，有一個中國朋友是在美國大學教書的教授，他認識愛因斯坦，在聊天中説：“愛因斯坦現在時間空閒，你可以去跟他聊聊。”因此，我很有幸跟愛因斯坦聊過兩次。當然都是聊一些普通問題，因為專業不同，沒有深入談一些話題。但是，愛因斯坦十分隨便，平時穿衣服不講究，沒有一點脾氣和架子，給我的印象非常好。我們侃侃而談，沒有任何架子。 李懷宇 1949年你為什麼回國呢？ 周有光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能體會我們當時的感受。當時，中國解放後，在外國的知識分子大批歸來。我們都認為中國有希望了，中國的建設等著我們。學經濟那麼多年，我想中國當時最缺乏的也是經濟建設，於是立志回國搞經濟。甚至還有很多人都克服外國的千般“勸阻”，回到祖國。至於後來的“*”，誰也不會想到。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的母親在中國，不肯去美國，我不願意與母親長期分開。此外，回國以後我在銀行界的待遇很高，是高級職員。在收入上，我在中國和美國相差得不是很多。當時中國的薪金制度與現在不同。薪金跟工資不同：薪金是中産階級的待遇，工資是工人階級的待遇，薪金是對腦力勞動的，工資是對體力勞動的，之間往往差五倍、十倍、二十倍。我的薪金也比最高工資高很多。但是如果我在美國做生意，也可能發財（笑）。當時，二戰結束後，美國經濟突飛猛進，很多地方都蘊藏著發財的機會，找工作很容易，做很多生意都可以發財。我的許多同學、朋友都是這樣發財的。共産黨長期罵帝國主義，罵帝國主義最壞的地方就是華爾街，而我任職的公司就在華爾街（笑）。現在中國人想要去美國很大程度上也是經濟原因，他們的待遇比國內往往高很多倍。但是，當時美國的待遇並不是比國內高很多，所以，回國的經濟問題並不是很大。加上幫助國家建設經濟的夢想也能實現，也可以照顧母親，所以就決定回國了。 中國一個世紀以來風浪不斷，文化人的命運隨之起伏。周有光坐看雲起後追憶：“我生於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經歷北洋政府時期、國民黨政府時期、1949年後的新中國時期，友人戲稱我‘四朝*’。這一百年間，遇到許多大風大浪，最長的風浪是八年抗日戰爭和十年‘*’，顛沛流離二十年。” 李懷宇 回國以後，你在各界都有很多朋友，記得你的《新陋室銘》中説：“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你的朋友圈是什麼樣的？ 周有光 我的朋友圈跟我的工作有關係。我早期在銀行工作，當年銀行界的大人物我都認識。解放後回國，我在復旦大學教經濟學，兼任新華銀行的總行經理和秘書長，還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的第二業務處處長。所以，當年銀行界第一代的大人物我都認識。由於我在大學教書，特別是解放後政府把華東地區很多大學的經濟係合併到上海財政經濟學院，把我也調到那裏，所以我也是財政經濟學院的教授兼研究處處長。當時研究所的規模很大，很多著名的經濟學家都在研究所任職。很諷刺的是，我調任“文改會”後不久，就開始“反右”，上海的經濟學教授一個一個都被劃成了“大右派”，因為當時的經濟學基本上是美國經濟學、帝國主義經濟學，當然是“反動”的。我調走之後，就與經濟學沒有關係，倖免于難。“反右”把我上海的很多朋友、同事都打倒了，上海經濟研究所所長沈志遠是解放前唯一從莫斯科回來的經濟學家，他是真正的*主義經濟學家，都自殺了。我在上海最為器重的博士生也自殺了。當時我不知道，事後一年多我才知道。如果不改行，我也很可能是個“大右派”。 在抗日戰爭期間，重慶被轟炸得很厲害，城裏不能住家，要住在南岸的一個小平地。下班要坐滑竿——重慶的轎子——下到江邊，再坐船回家。那時候，日本飛機投下一個炸彈離我不遠，我就從滑竿掉在了泥土裏。人都糊塗了，驚恐加震動，我以為自己肯定受了重傷，但是發現自己沒有什麼大礙，而旁邊的一個人卻被炸死了。還有一次，我到重慶郊區辦事，等到晚上回來以後發現辦公室都被炸光了，同事不知道去了何處。回家以後，家裏也被炸光，家人也不知道去了何處。抗日戰爭中，天天都有死的危險。後來，更是逃過了“反右”運動。上海的朋友就説，他們受罪的時候，我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我一生中逃過了兩次劫難。所以，他們説我“命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