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有些城市會成功？ 《創意城市》的概念緣自於我對過去二十年來，“為何某些城市似乎已適應改變，甚至乘著變革的浪潮在前進”這個問題的思考。諸如巴塞羅那、雪梨、西雅圖、溫哥華、赫爾辛基、格拉斯哥、班加羅爾、艾哈邁達巴德（Ahmedabad）、庫裏蒂巴（Curitiba）、鹿特丹、都柏林，還有群聚在德國魯爾埃姆舍爾河沿岸的蘇黎世、卡爾斯魯厄（Karlsruhe）、斯特拉斯堡等城市，以及其他欣欣向榮的城市，似乎都在利用經濟與社會發展，讓它們為自身發揮了功效。至於其他城市則似乎在變革下，成了消極的受害者，只是坐以待斃罷了。 從馳名、絢爛到名不見經傳，甚至看似無可救藥的城市，我省思自己在各地的工作時，某些課題已然浮現。成功的城市似乎有某些共同點，那就是擁有身懷遠見的人、富於創意的組織，並擁有目標明確的政治文化。它們似乎沿著一條堅定、但並非一成不變的道路前進。而領導權分散在公共、私人和義務性服務等領域。它以充滿勇氣的公共創舉、常具風險性的商業投資，還有無論是為小利或為大我而環環相扣的系列項目，來表達自我。 就因應變化，尤其是組織文化改變的能力而言，了解文化議題、表達價值觀與認同感是個中關鍵。而要想使城市規劃發揮功效，確切了解富含文化的觀點是很重要的；至於想在各領域、機構、公私與公益單位的做法之間消弭歧見，更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沒人能憑一己之力促成城市變革。你必須建立嶄新的合作形態，光靠部門間的合作，還有地方當局的集體作業，並不能激發城市潛能。無論規劃、經濟、社會、教育，或是文化政策等各個不同的領域，都並未充分互相學習，以影響其根本設想、作業方式與目標。而認清“傳通媒體”（Comedia）①本身工作的限制，則促使我們相信，成功的城市政策與管理，需要遠比以往更關注文化議題，以及充滿創意、全盤性、先發制人、以人為本的策略。至於長遠的成功，則取決於培養決策者和城市代理人的思考力。 在那些已出現成長的地方，關鍵要大都具備某些共同的特質，如思想開放、樂於冒險；在了解策略下，對長期目標有明確的重心；有能力利用地方特性，並在顯而易見的弱點中發現優點；樂於傾聽並學習。這些都是使人、項目、組織，甚至是城市發揮創意的部分特質。 就定義而言，城市是個有著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各式利益團體、機構、組織形態、商業領域、社會關係與文化資源的複雜混合體。而去構思個人，或甚至組織的創意，要比醞釀城市的創意來得容易。鋻於“創意”本身並不簡單，並大都仍與藝術和科學有關，我若從描述個人邁向創意城市的途徑著手，或許會有所幫助。而我對創意的了解，主要是由兩大議題所形成：首先是思考力與構成心態的概念，其次是視文化為創意資源的重要性。
創造性思考 我們都背負著根深蒂固的文化包袱，像我就背負了混合德、英、意的歐洲文化包袱，而這影響著我的心態、思維、價值觀與熱情。這三種民族特殊的思維方式，影響了我對創意城市的看法。讀者可能意識到，它們有時背道而馳。較德式的作法追求理論架構、評估動能、尋求綜合效益與協調對立各方；而盎格魯撒克遜式作法，則講求經驗主義，強調實例與現實生活的最佳慣例；至於在義大利環境下，巧妙的想像力，以及對文化較豐富的了解，則是順理成章的。 創意城市計劃的根本問題在於：“你能改變人與組織的思考方式嗎？就算能，要怎麼做？”其中一個答案是強調我們的思考力，還有促成改變的構想。要改變心態，這樣我們才能以統合的方式，去掌握處理城市問題的需求，而這往往遠比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説服報告有價值。所謂心態，就是尋常、自在的思考方式，它不僅能引導決策，也能代表人建構自身世界的秩序。而其中一個優先要務，就是在改變思考上運用創意；例如，克服二元對立的思考習慣。對富有想像力的對策來説，這種習慣是十分常見的障礙。 《創意城市》彰顯了超越狹隘思維，以營造創意城市氣氛的價值。例如： ◆是否該靠結合全盤思考與分類法來構思城市對策？ ◆女性化而非男性化的手法對城市來説，究竟意味著什麼？ ◆鄉村生活模式能為城市提供任何參考嗎？ ◆促進傳統或創新（innovation），還有隨遇而安與專注秩序之間，如何能求取平衡？ ◆該鼓勵直覺式的，還是理智性的決策流程？ ◆要多獨特才管用？還是實驗與測試比較令人安心？ ◆城市需要放慢還是加快腳步？ ◆要如何過濾這些選擇，城市才能在不破壞當初賴以興起的社會基礎的前提下，繼續向前邁進？ 以緩慢與迅速來説，在某種狀況下，可能有“慢”對策，而在另一種狀況下，可能有“快”對策，至於在其他狀況下，則可能有折衷對策。然而，第四個問題可能需要我們徹底超越“快——慢”對策，尋求另一種處理問題的方式。而如同以下所概述的，以針對城市潛能的文化策略為基礎，並仔細加以觀察，通常是處理問題最適當的方法。
列出二元對立清單，並非呈現創意城市構想的創造性手法。我們必須認清，這些對立是更廣泛整體的一部分。《創意城市》主張，更完整的策略提供意外豐富的對策。主事者若能保持開放的心胸、專心致志、結合專注力與水準思考，並兼具務實與概念性思考力，城市創意將會欣欣向榮。如果這些特質未能齊集于一人之身，也可能出現在團隊裏。城市問題的解決團隊需要新方法，去集結喜歡在進入另一個領域前，能巨細靡遺地精通某個領域的人，還有那些在充實細節前，能大致掌握全局，而得以發揮最佳學習力的整體論者。 文化成為重心 進一步邁向創意城市之道，源自對文化的興趣。而兩個重要的關聯在於，文化演變如何形成城市發展，還有創意與文化發展之間的固有關係。 “傳通媒體”早期在英國的許多工作，都與促進大多數位於城市內的獨立新媒體有關。我們提出調查與可行性研究，並就私營與小區電臺的製作、播放和接收提供建議；出版並銷售書籍；涉足電影、電視、多媒體、音樂、設計、手工藝與劇院等各行業。我們強調文化産業的價值，而這産業環環相扣，或許也是現代城市經濟中成長最快速的。隨著既有資源減少與製造業衰微，對歐洲許多城市，以及其他愈來愈多的地方來説，文化成了救星。我在試圖了解文化産業的動能，以及如何利用城市的文化資源，以發揮當地最大潛能的同時，也愈來愈意識到，它們具有更廣泛的重要性與影響力。 此外，我也不斷體會到文化遺産與傳統的力量。在瞬息萬變中，我們為何會在昔日的建築、藝術品、技藝、價值觀與社會習俗裏，尋得慰藉與啟發。那是不是因為我們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尋求穩定與鄉土的根？文化遺産使我們與歷史及共同的記憶相連，它讓我們的存在感有所依歸，並能提供洞見來源，以幫助我們面對未來。 文化遺産是以往創造力的總和，而維持社會運作，並促使它向前邁進，正是發揮創造力的成果。語言、法律、理論、價值觀、知識等，文化的各層面在傳遞給下一代時，都需要重新加以評估。契克森密哈伊（Czikszentmihalyi）1997年在一本書中曾説，“創意等於文化的基因變化過程”，而適應與“最新的特質，並無法提高存活率……不過少數可以，而這正足以説明生物進化論”。同樣的，創意也是如此，並非所有的實驗或試驗計劃都管用；但從歷史角度來看，使城市命脈得以存續的，正是能挑戰傳統界限的創意。而文化與創意是環環相扣的。 文化是資源的華服，展現出地方的獨特與特色。過去的資源可能有助於啟發，並賦予對未來的信心。無論是經整修的建築，或是為現代調適的舊技藝，即便是文化遺産也是日新的：今天的傳統是昨日的創新。創意不僅在於持續發明新事物，也與如何適當處理舊事物有關。 文化資源 文化資源是城市的原料，也是它的價值基礎，其中的資産取代了煤、鋼鐵，或黃金。而創意則是利用這些資源，並助使它們增長的方式。由於可能性無窮，因此問題的癥結不在於如何辨識它們，而在於如何限制空想。城市規劃者的任務就在於責無旁貸地去辨識、管理並開發這些資源。因此，文化應該成為城市規劃者的專業，而不是被當作在處理諸如住宅、交通、土地利用等，一度被視為重要規劃問題以外的微不足道的附加物。反之，那些富有文化素養的洞見應該決定如何處理規劃、經濟發展，或是社會事務。
體認到文化是種資源是我個人的啟示，此後我便開始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城市與資産。城市處處有不為人知的故事，或是尚未開發的潛能，而那是可以根據城市的實際目標重新利用的。這促成了新型的城市資産稽核方式 我們借由概觀城市的經濟、社會潛能與政治傳統，來評估如何能將文化資産轉化為經濟優勢；如何將木工，或金屬加工等舊技藝與新技術結合，以滿足家用商品新市場。此外，還有如何能運用學習與辯論的傳統，將城市當作會場來行銷。我們甚至從顏色到聲音、氣味、外觀等，來考慮城市的“感官”；此外，由於我們認為，互助傳統、聯合網路、社會習俗等可使城市具備競爭力，因此會通過這些層面來綜觀全局。而借由這文化資産概念法，讓我將城市視為由既定計劃，還有活動所形成的可塑性藝術品。我認為，城市擁有個性與感情，它的情緒有高低起伏。而在這種認知下的城市，是個活生生的有機體，並不是台機器。 一路走來，我了解了一些乍聽很簡單的概念性手法，其中之一是“化弱點為優點”。而一心想著如何充分利用的問題，則加強了可能的原料無所不在的概念。以芬蘭北極圈內的城鎮凱米（Kemi）為例，當地的主要産業為已式微的造紙廠，人們飽受高失業率之苦。而它主要的資産就是寒冷與冰雪，在當地興建世界最大的冰雪城堡後，其影響超乎意料之外。另外，我聽説，由於格拉斯哥旅遊業官員體認到，該市比冰島乾燥，因此在向冰島人宣傳格拉斯哥時，推介説它有如避寒勝地裏維耶拉（Riviera）。結果只見一群冰島人興高采烈在格拉斯哥的夜店喝酒，並將那種説法傳誦回家鄉。 隨著世界文化資源的開發，事情也變得很清楚，那就是每座城市都可能擁有獨特的利基，而對任何試圖開發，或宣傳醜陋、寒冷、酷熱的城市或不毛之地的人來説，“無中生有”已成了圖騰。大家了解到，任何城市只要鍥而不捨，並足夠努力地嘗試，都有可能成為某種世界中心，如弗萊堡（Freiburg）的生態研究、新奧爾良的藍調，或海伊鎮（Hay-on-Wye）的書籍銷售。而在認同城市的資源上，你大可向以“節慶”（feste）或“地方美食節”（sagre）聞名的義大利人學習，從蘑菇、義大利面到文學，他們借由這些活動，來頌揚當地已知的任何資源。 一切變得顯而易見，文化資源體現在人們的技能和才華中。這不僅包括如建築等“物”，還包括標誌、活動、所有的地方手工藝品，還有製造與服務，如印度城市紗麗（sari）製造業者、塔裏島木雕業者，或馬利（Mali）的佔內（Djenne）染房業者等的精細複雜的技巧。城市文化資源是歷史、工業與藝術遺産，而代表性資産包括建築、都市景觀或地標，還有地方與原住民的生活傳統、節慶、習俗、傳説、嗜好與熱情。至於業餘文化活動則可以全盤重新思考，以催生新産品或服務。資源猶如隨處可見的食物與烹調、休閒活動、服飾和次文化，往往遭到忽視。當然，文化資源也涵蓋表演與視覺藝術的技藝範疇及品質，還有新興的“文化産業”。 文化的影響 文化提供了洞見，因此産生許多影響，城市發展應該通過這面棱鏡加以端詳。在諸如倫敦、紐約、米蘭或柏林等世界級都市中，身為創意溫床的文化産業，本身就是個重要的經濟領域，而運用到的勞動力介於3%至5%之間。雖然觀光業靠文化維生，但多數觀光事業都著重在博物館、畫廊、劇院與購物等狹隘的文化概念上。我們可以看到文化機構散發出正極光，還有文化部門如何動腦筋，通過吸引那些為員工尋求蓬勃文化生活的國際企業，來直接影響對內投資。而我們在評估文化對社會及教育的影響時，也看到它們如何協助促進社會資本，以及組織能力的發展，以因應變革。此外，文化能夠加強社會凝聚力、增進個人信心、提升生活技能、促進身心健康、增強身為民主社會公民的能力，並開發嶄新的訓練與就業管道。
某些文化影響尤其吸引我們的注意，因為它們似乎是創意，或獨特價值的強大源泉。我們借由視文化的各層面為一種創意資源，便能了解體現于傳統或現代文化中的意義，如何能製造一個地方的特色與價值。在城市外觀與感覺日趨相似的世界裏，它們所展現的地方特色極為重要。貝魯特便借由“團結陣線”（Solidaire）組織，致力於大規模的市中心重建計劃，以其國際性歷史為基礎，來扭轉衝突不斷的形象，並將當地重建為中東金融與會議中心。而波羅的海的里加（Riga），則利用本身濱海與漢薩同盟②（Hansa League）城市的傳統，來擺脫前蘇聯帝國的附庸城市角色，並重新塑造自我的主體性。 我們注意到，文化如何獲得日趨重要的地位。而促使城市居民團體採取行動的，正是無數文化淪喪的威脅。這些運動不僅在於拯救建築，更在於授權。設在加爾各答的“城市優質生活人民聯盟”（PUBLIC），是印度一個全國性的活動團體，他們甚至利用火車站、市政廳、市立公園入口舉辦文化遺産活動，以作為民主化和頌揚地方認同感的對策。反之，在新加坡，中國城幾乎已消失，要珍視可説是為時已晚，遊客只能面帶苦笑，瞧瞧重建在當地城市主題樂園裏的中國式建築。而突破原有局限的馬尼拉，如今雖已成為人口千萬的大都市，但卻沒能及早認清西班牙古城區（Intramuros）的文化價值。這兩座城市都知道，促進文化了解具有重要的凝聚效應。連帶的，城市的驕傲能賦予信心、給予啟發，並提供活力，以面對那些可能與文化無關的課題。 形形色色的創意 抽絲剝繭 我愈專心思考創意，這個概念就變得愈複雜。我將創意的本質視為一種足智多謀的能力，不僅會評估，還會設法尋求對策，以解決棘手、突如其來和不尋常的問題或狀況。創意猶如一種發掘，繼而發揮潛能的過程。它是利用智慧、發明、一路學習等特質的應用性創造力。不過，後來我才了解它的動能層面，還有與環境的關係：在某個時期或狀況下，一個方案可能充滿創意，但在另一個時空背景下，卻未必如此。儘管創意大都與藝術家、有時與科學家有關，但我遇到愈來愈多的顯然以創意手法處理問題的社會、商業或政治領域人才。創意與創新行動的範疇不斷擴大，但似乎仍有不斷超越界限的特質。 在這錯綜複雜的狀況下，我能看出以個人、群體、團隊，或組織身分工作的創意人才。而在項目或組織中，我則能看出似乎可激發技能，還有動機的創意流程與架構，而這意味著在某種狀況下，人人都能發揮創意。同樣的，我也能看出，傳統管理的做法往往背道而馳，它讓大家小心行事，並避免充分發揮能力。我可以看出，企業與公家機關逐漸無法掌握優先要務，以致喪失良機。隨著我開始鼓吹這個創意訊息，便難免會遭遇複雜、根深蒂固的障礙。而浮現在我腦海的字眼，就是線性與箱形思考，尤其在與房地産開發商、規劃人員及會計師討論時，其中許多人似乎並不了解，要如何重視他們所無法計算的事物。 創意的力量 另一方面，我也接觸到了如《四倍數 資源使用減半，人民福祉加倍》（Factor Four-Doubling Wealth and Having Resource Use）等充滿創意的概念，還有像社會創意學院（Institute for Social Inventions）的全球創意銀行（Global Ideasbank）構想，或是諸如《大事》（Big Issue）雜誌等服務。而一切都變得顯而易見，事實證明，有很多由圈外人主導的創意計劃，後來紛紛成為主流。我見識到概念改變優先要務的力量，並且開始問，是哪些社會條件激發了這些新構想。而在討論如何營造傳導性環境，以振興像布裏斯本、約翰內斯堡、德班（Durban）、索非亞（Sofia）、巴塞羅那等截然不同的城市時，則産生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你要如何建立一個創意氛圍（a creative milieu）？
當我和那些從事創意計劃的人交談，並與創意機構合作時，答案便顯而易見，那就是創意取決於那些屬於個人、組織或城市的特質。例如，機智應變力，還有以開放性思考為基礎的解決問題能力；會冒睿智的風險、願以嶄新的角度處理問題，並樂於實驗的性格；而最重要的，就是反省，並製造學習迴圈，以不斷創造的能力。 這是一種質疑更甚于批評的心態，它問的是，“為什麼是這樣？”而且不甘於聽到“向來都是如此”。創意所挑戰的不僅是問題本身，更挑戰了許多如今被認為差強人意，或甚至是理想的事物。創意人才與機構樂於修改流程或原則，並設想未來的方案、狀況、創見、應用、調適與流程。他們在異中求同，並匯集起解決問題的不可思議組合。或許最重要的，就是以統合性、全盤性的方式，橫向而彈性地檢視狀況的能力。創意人才與組織的思緒很靈活，但是能集中思考，並樂於審慎地冒險。猶如戴維?伯金斯（David Perkins）所指出的：“創意人才在能力的邊緣，而非中心工作。”（富萊爾〔Fryer〕在1996年引述）。富於創意是種心態，也是一種發掘種種可能性的處理問題的方式，它是種“獨特的彈性，得以提振一切心智功能”。（伊根〔Egan〕，1992） 重要的是創意是一段旅程，而不是目的地；是個過程，而不是狀態。每個創作都有生命週期，隨著創新的時間與經驗的累積，需要加以調整並再造。我認為，除了語言、邏輯及科學外，創意人還驗證了視覺、音樂、人際與空間等的種種觀點與策略。同時，他們也肯定不同年齡層、男性、女性，以及不同文化背景者的創意。這使他們得以通過嶄新的方式，融合不同的能力與知識，來開發豐富的資源。 此外，創意是價值中立（value-free）的。你可以積極或消極地對它加以運用，或是雙管齊下。而創意的價值取決於它發揮在什麼用途上，這也正是城市創意概念會成為本書核心的原因。同時我也了解，光靠創意未必能成功。要確保創造性構想或産品能夠通過現實考驗，還需要結合其他創意特質；如結合實驗、嘗試、管理與執行技巧等特性。然而，我在看到許多好點子嘗試失敗後，便了解到將創意局限于計劃構思階段的危險。它必須從最初的洞見到執行、統合、推行、評估一以貫之。世人並沒有創造者、愚鈍的行動者，以及乏味的支援人員之分。 有時我會以顧問的角色，為城市構思出富有創意的點子，但這些客戶若沒有適當的人才加以落實，它們往往也只能閒置一邊。例如，我發現，就像在格拉斯哥、曼圖亞（Mantua）與巴塞羅那樣，唯有富於創造力的執行者能將文化産業、製造就業機會與空間再造相結合時，我們的創意才能成功。創意有不同的程度與種類，人人都能發現自身的創意。而練習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自己是否具備創意，並能發揮潛能。 我已檢視過創意人才與創意機構、流程及架構間的差別，並歸納出：儘管他們的重心與影響或許不同，但需要的特質卻大同小異。這些特質包括人際溝通、傾聽、建立團隊，或是外交、媒介與建立網路的技巧。而缺乏創意人才，你便不可能有創造性的會議或機構。同樣的，若缺乏讓創意人才、流程、構想與産品互動的創意組織，你也無法擁有創意氛圍（a creative milieu）。而對《創意城市》來説，建立這類創新氛圍（an innovative milieu）正是一大挑戰。 不過愈是定義創意，它就愈令我困惑。伴隨每種結論而來的，則是複雜性與限制。創意（creativity）與創新（innovation）天衣無縫地相互交織，就算事實也許證明，有許多第一代創意不切實際，但至少提供了作業基礎。創意是發展創新力的先決條件，而創新通常通過創意思考來發展，它們都旨在實現一個新構想。一旦創新通過現實考驗時社會存在，可是創意光靠自身還不夠。
創意和擴散性或衍生性思考有關，但創新需要斂聚性、批判性與分析性策略，而這些思考方式會隨著計劃發展而變動。創新與創意都是以環境為導向，在某個時空充滿創意的，比如運用文化産業，以重建克羅埃西亞的斯普利特（Split），或是保加利亞的布爾加斯（Burgas）等，但這種做法在謝菲爾德（Sheffield）或墨爾本卻是常識。而像項目作業，或是跨部門、跨領域合作等，在公家單位雖是創意，但在某些私人企業、藝術組織，或是競選活動團體中，卻是稀鬆平常。反之亦然，我看到在公家單位實施的少數民族相關就業措施，在私人單位卻是窒礙難行。 儘管取材自心理學，並通過管理研究所發表的創意著述汗牛充棟，但有關城市創意的文獻卻極其匱乏。至於經濟及小區發展、社會事務、教育或城市管理等與城市飛黃騰達相關的其他領域，雖然運用了大量創意以解決問題，如新責任制、藝術領域的新技能培養法，或是根據鄉村銀行③的構想，而量身定制的微型貸款制度等，但與這類創意相關的著述也不多見。 就在城市為了實現由創新主導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而設法解決因架構僵硬所致的失敗問題之際，我可以看到企業界日漸重視創意。他們將它視為一種新型資本，而賴以增加這資本的，則是對學習型組織這個概念的興趣。我曾問過，是否能期望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創意？對商業食品製造商來説，進行環保或社會稽核可能是項創新；對政府當局而言，建立公家/私營機構間的合作關係，以提供服務，或許是項創新；而對志工組織來説，設立商業部門，將利益回饋小區，也許是項創新。若處理城市錯綜複雜的問題，需要有種種不同的創意，那麼成功也需要有不同的標準。對公家機關來説，這個標準可能是減少資源使用，或是降低污染程度；對營利性組織來説，則是市場佔有率。而缺乏這類討論則顯示，創意在公共領域是個低度開發區。 有些重要的議題幾乎未曾經過討論，社會創意是遭到遺忘的一環、價值受到低估，並且不被認為是創新。新社會制度猶如新産品、服務或技術般，亟須推陳出新。同樣的，政治、環保與文化創意也是如此。然而，現在是改變投資標的，將重心由技術性創新，轉移至我們如何生活、組織與彼此相處等方式上的時候了。若非如此，我們將在缺乏研發引導的情況下，艱難地吸收全球化世界的改變。 辨識新形態創意的問題在於，它已是個過度使用的概念，往往被應用在無新意的事情上，以致降低了這概念的價值，並忽略了真正的創意。現在城市創意的兩個平行主題似乎明確浮現，那也就是我向來積極投入的 環保和文化。 創意案例探索 我在與霍爾探索創新而永續的歐洲城市時，察覺到一種環保意識的新氛圍，而它是以重新思索城市生活品質的概念為基礎。其中有交通創新的地理群聚城市，如卡爾斯魯厄－弗萊堡－米盧斯（Mulhouse）－巴塞爾（Basel）－蘇黎世，或波羅那－佩魯賈（Perugia）－奧維亞托（Orvieto）－斯波列托（Spoleto）；還有能源創新群聚城市，如薩爾布魯根（Saarbr cken）－蘇黎世－維也納等。至於與自行車優先、太陽能暖氣裝置，或是垃圾分類等其他創新項目相關的城市，似乎較為分散。或許其中的理由在於地方壓力，例如德國南部是歐洲私車擁有率最高的地方之一，但很難一概而論。
此外，還有些文化促成的創意氛圍，如英國謝菲爾德、哈德斯菲爾德、曼徹斯特與伯明翰附近的城市軸心帶，或是德國萊茵河沿岸的科隆、杜塞爾多夫（D sseldorf）、多特蒙德（Dortmund）等。另一方面，還有荷蘭刻意在提堡營造的“流行文化”群聚城市。它們試圖通過以音樂為重心尋求再造，藉以因應産業重整，並從中創造財富、就業機會、特色與形象。 特殊形態的城市創意？ 這些群聚城市讓我覺得，其中有某種特殊的城市創意，而這源自各城市的種種問題與潛能，還有它們所需要的獨特反應。關鍵多數（critical mass）、多元化與互動等都市風格本身，促進了某種以專業、利基、融合性構想為特色的創意。而我與“傳通媒體”所參與的城市計劃，便證明了這點。 例如，曼圖亞是座有點內向的義大利城市，當地政策以發展新科技為優先，而未認清它與出版，以及書籍銷售等固有傳統間的關聯。在曼圖亞，基於書商間的私誼，書店之間的合作意外良好。而這個起點正在於他們渴望合作，而非競爭，再加上關鍵多數的書商能群策群力。歷經五年，曼圖亞逐漸成為書城，擁有義大利最盛大的文學節，不僅製造了種種工作機會，也與新媒體公司間建立起良好的關係。 而在格拉斯哥，無論是促進內部的認同感，還是向更廣大的世界呈現城市新形象，都可以利用音樂和電影，來作為建立品牌的手段。猶如聲音與新影音科技等研究所能應用的範圍遠超過其領域般，這些資源在産業發展上的應用，也擁有廣泛的可能性：利用軟體可增進聽力障礙者的聽覺，或是為水底影像譯碼，而尖端電影與動畫技術，也有助於拓展從建築物內部管道系統到生物器械等領域的産業基礎。然而，像坎德瑞格斯（Candleriggs）等地區，僅由於藝人、經理、技術人員、場地經營業者之間的多方互動，就成為了音樂産業活動的焦點。 哈德斯菲爾德之所以能構思出“創意城鎮創舉”（CTI）的點子，嘗試使當地成為充滿創意的環境，以充分發揮市民的潛能，都只是因為當地的個人與組織曾經合作過，建立了互信基礎，彼此形成了綿密網路的緣故。 而赫爾辛基重新思考當地資産所發揮的創意，都呈現在諸如藝術之夜、巴拉拉卡琴秀（Total Balalaika Show），或是光之力（Forces of Light）等公眾活動上。這一切顯示，城市可以怎樣被重新開發和利用，還有從這些活動中會出現何等驚人的經濟與社會契機。 我們可以日益明確地看出，文化策略所肩負的任務，在於解決遠比眼前更複雜的問題：從城市經濟前途，到建立城市特色、提升活力，到調整就業組合等。而城市如何處理自身的問題，要比有形資産更攸關成敗。如阿德萊德（Adelaide）等曾經繁華的城市可能走下坡，而像哈德斯菲爾德等窮途末路的地方，則可能蒸蒸日上。
此外，我領悟到，了解文化資源需要以更富參與性的方式，配合具有多元背景的地方團隊，來進行新形態諮詢。身為超然的旁觀者是不夠的，要體會城市，你就必須投入，去工廠瞧瞧、與新企業家交談，並看看夜總會與其他地方。 我開始了解到書面報告的限制，我們通常連看都沒看，就把它們塞到抽屜裏。我了解到，去改變一個人的心態，還有他們看待問題的方式，或許要花費千言萬語，可見這過程並不容易。你要如何改變對城市的想法？我開始問一些人，他們喜歡哪些地方，還有他們的夢想與烏托邦，然後我將他們的這些個人願景與他們實際上做到的事情做了對比。而這暴露出了抱負與現實間的落差，也凸顯出達成理想的障礙。於是有三項要素變得舉足輕重。第一，假使有會影響城市的徹底改變，那就需要新思維。第二，我們需要實際的範例來説明何謂創意城市，而這也正是我為何要強調哈德斯菲爾德的“創意城鎮創舉”，還有“埃姆舍爾園區”專案的緣故。成敗是形影不離的，它們都不算完美，但至少以嶄新的方式去思考城市的前途。第三，需要有省思、發展構想，以及與同儕團體一起演練的教育機會。自1997年以來，阿姆斯特丹暑期學校（the Amsterdam Summer School）便年年舉辦這類活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