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思維 缺乏創意的城市生活 城市管理人面對問題時需要良好的對策，但行動障礙總會出現。而在我們得以營造富創意的環境前，必須先去除這些潛在障礙。多數障礙都是連民營、志工單位也不可避免的官僚心態，還有僵化的專業訓練所造成的，而個人僅能控制其中一部分。 在城市裏，制式反應總是毫不猶豫地沿襲舊規。不僅從狹隘的角度處理問題，也無法掌握實際狀況。對策則由易如反掌的財務計算所驅動，絲毫沒有發揮洞見與潛能的餘地。儘管有例外的一流策略，但我們週遭卻充斥著無創意的城市行動；也因此，介入的主流城市規劃往往令人失望。大家似乎很怕談21世紀城市生活的品質與現狀，或是可能的未來。 遭各方利益團體濫用 負責規劃城市者缺乏創意，不過是問題的一部分。在許多國家，遠比這更嚴重的，就是因缺乏規章或執行規章的能力，以致城市環境遭到任意濫用。尤其在東歐新興的民主國家裏，無論是建築、招牌、噪聲或污染管理制度都不夠紮實，也不夠廉潔，而不足以營造協調的城市景觀。諸如可口可樂，或萬寶路等企業提供誘因，讓商店懸挂它們的商標，以致像索非亞或克拉科夫（Cracow）等地的一般街道，如今都有與自身文化無關的俗麗外觀。高樓突兀地矗立在傳統街道上；迪斯可舞廳深夜在聖彼得堡散發出閃爍的鐳射光，投射在對街的涅夫斯基大道上。無論是居民或觀光客，一看就知道，其中有可疑的交易，或者是對法律的挑戰。 草率與漫不經心 各城郊購物中心由裏到外往往一個模樣，缺乏地方特色，也沒有真正的公共空間。它們鮮少保留自然特色，商店混雜是意料中事，也很少利用機會整合如藝術中心，或是圖書館等公共建築。儘管城市彼此汲取經驗，但其中的危險在於，世界各地的先驅城市，很快就成為市府官員研究的教科書個案。然而，獨特性卻是關鍵。城市往往未考慮當地特色，還有促成成功的種種條件，便採用一般的成功模式；而結果就是事實證明的，水族館、會議中心、博物館、商店和餐廳等拼湊成的建築群雷同，甚至在世界各地都酷似（請參見1999年冬，城市時代會議）。 公共空間大多是規劃的殘羹剩肴，你鮮少看到如巴塞羅那、羅馬或慕尼黑一般，以空間網路製造替代人行道。在慕尼黑，營造較宜人的環境拉抬房地産價格，這也提供了興建地下停車場的費用；而多數城市則將就使用廉價的平面停車場，不僅降低了價值，也令人沮喪。道路與十字路口是公共空間的一部分，而在洛杉磯市中心，這代表驚人的60%使用空間，至於在市內的其他地方，則代表逾30%的使用空間；然而，洛杉磯的道路工程師似乎不了解這點。相反的，斯圖加特（Stuttgart）的內環道路則證明了良好基礎建設的影響；2000年夏天，由於要舉行周邊搖滾音樂節（Peripherarock festival），巴黎的主要環狀道路關閉，好讓分隔兩邊的小區通過搖滾音樂會、小區活動等重新交流。
照明不只是光亮，它營造出氣氛，發揮指引與路線功能，並製造了安全條件。儘管里昂、墨爾本、格拉斯哥，或維也納等地紀念碑的策略性照明大幅改善，但仍未利用它來發揮創意。各市區的特性不同，照明應該反映出主題性的特色。1998年冬，都靈（Turin）的藝術之光（Luci d'artista）計劃，便以天文學作為故事的訴求主題。我們有可用的對策：若市區不安全，那在較暗的走道設置照明如何？如果市內公園晚上令人擔心，那在樹叢和灌木叢內裝置照明設備呢？ 制式思考 城市行銷攸關自我認同與獨特性，然而城市宣傳卻會出現共同的公式。城市總會設法説：它們最重要。法蘭克福是歐洲最大的交通樞紐之一，也是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的總部所在。而伯明翰便暗示，它猶如法蘭克福般重要。可是如果你明明不重要，卻硬要説自己重要有意義嗎？赫爾辛基、柏林、華沙、克拉科夫、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等位於東西歐原斷層線（the former faultline）沿線的一連串城市，都自詡為門戶；同樣的，每座城市都是節慶城市；最後，它們的周圍都有優美的自然景色。這些意象反映出綠意盎然、鋼筋玻璃辦公室、市中心外的高科技工業園區、高爾夫球場，還有熙來攘往的咖啡館區景象等主題。但是如果將一個城市名換成另一個，根本就看不出其中差異。大家鮮少提及地方特色，不過也有例外：巴勒莫（Palermo）巧妙地凸顯阿拉伯傳統，而那不勒斯（Naples）則任命城市特色顧問（assessorato all' identita）。 地方特色的重要性 宣傳地方特色可能很困難。在利物浦，民眾重視當地的特色、創意與反叛性，但外人卻喜歡它安全架構下的獨特性，於是行銷人員不是強調前者，就是著墨後者。如果利物浦“引人入勝”，那萊斯特（Leicester）就令人感覺乏味、創意可能會奄奄一息。行銷城市的任務在於展現，城市在表面上雖多彩多姿，並生氣蓬勃，但卻不戲劇化，或乍看就能體會。這需要“圖像傳播”（iconic communication）來掌握，並傳達出其中的複雜性。而相同的道理也適用於需要深刻意義，還有地方創意的節慶，但觀光宣傳卻可能因排除地方特色，而損及令城市充滿吸引力的要素。約克（York）便通過簡單、低廉的方式來因應人潮，減少了觀光帶來的影響：街頭宣傳員吸引民眾離開鬧市區；有關單位則提供由零售商贊助的各式地圖，好讓巴士旅行團探索當地。地方有必要為行銷擴大人才基礎，廣納史學家、人類學家、文化地理學家等專才，他們能進行更深入、更獨創性的思考。至於主宰地方行銷領域的，則是有良好訣竅或公式，但卻鮮少了解城市複雜性的産品專家。 未充分利用的資産 諸如機場、公交車站與火車站等城市出入口，都沒有如以往那般，被用以慶祝冒險歸來或表達返鄉的喜悅。從倫敦泰晤士河到羅馬臺伯河（Tiber）等城市河流，還有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極端的丁波威札（Dimbovita）水道開發案，都鮮少對城市生活有所幫助。
像未充分利用的教堂等建築，為何不重新思考，採納普通市民立場的意見？為何不利用自然來美化道路？並如在魯爾般，以自然作為屏障？在文獻充分記載了社會參與效益的實例前提下，為何這方面的參與還是不足？ 抹滅記憶 我們不斷在抹滅記憶，而這是一種特別沒意義的城市暴行。儘管記憶有助於穩定流程，可以當作創意資源加以利用，不僅能激發創造力，還能幫助聯想，但記憶卻遭到低估。猶如許多例子般，吉隆坡與新加坡雖在城市遊樂園中倣造了以往的種種建築物，但幾乎已剷除所有的歷史區，而他們到了最後一刻才了解這一點，卻可能為時已晚。在柏林，雖然還殘存著少數當地人寧願忘懷的圍墻，柏林墻的大部分已被拆除。但除了抹滅任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記憶的“清除策略”（cancelling strategy）外，應該還可能找得出其他誘因。 零創意構想內的邏輯 權力與政治意志 現實中有許多城市當局無法免除的獎勵與規範架構，它們會影響城市生活。在多數狀況下，城市當局無法決定稅率和財政結構。例如，他們無法為創新或是生態稅改革，而設定所得稅寬減額；面對可能影響創意的整體學校課程性質，他們通常也無權決定。此外，他們往往無法針對環境控制、建築或原料等，自行制定具法律約束力的標準；或許，他們也無權決定市內道路拓寬計劃，而常常得由地方當局來決定。同時，他們無法決定諸如鐵路等，超越城市邊界的公共交通設施支出多寡。城市並非那些有權規劃自身未來的島嶼，其控制權的大小，取決於國家的結構：以美國、德國，或義大利為例，國家愈趨聯邦制，城市或許也愈能決定自身的命運。德國各邦可否決不想要的國家立法；義大利新行政區能課徵所得與交通稅；而斯堪的那維亞的“自由地方行政”（free commune）制度，無論大小社區都能“選擇”脫離中央政府監督，運作自家事務。 問責製作為一種責任 由於運作城市的是向選民負責的國家官員，因此，要體現創意于市政管理中就會出現問題。負責減緩了響應問題的速度，而這在私人企業往往速度會快些。激進的民主負責策略可借由建立新管道，讓創意從基層流向市政府，將可能的負債化為資産。由於政客和官員怕引起大眾期待，又無法以充分的資源加以滿足，因此他們很少這麼做，就算做了也有限。或許他們也擔心，這個流程可能會導致自身的正當性遭質疑，甚至出現了替代性權力架構。 官僚化流程主義 由城市控制的機能需要複雜的規範，包括規劃許可、執照、議事程式、交通管制等，以管理城市生活，確保為公共利益而競爭的利益團體能和平共存。然而要使這些管理制度順應瞬息萬變的環境，過程既緩慢又棘手，尤其當策略性作業尚未上軌道時，更是如此。官僚化流程主義往往遍及各城市組織，妨礙內在創意潛能的認知與開發。然而，市政管理人受到規章限制，往往無法徹底善用創意人才，因此需要尋求如“內部創業”①方式，將組織劃分為項目小組，或建立公私合作關係等來組織新作業形式，以回避限制並鼓勵創新。隨著市政府被迫瘦身，並裁撤非必要的職務，他們有時已能採取策略性的思考與行動。
反射而不積極主動 “沒壞就別修”的陳腔濫調或許有部分真實性，但在現代城市中，這種做法卻弊多於利。就算爭議中蘊涵著某些危機，也是在它們變成問題後，才會被反射性地加以處置。而反應多是由問題本身所界定，因此我們被迫應付的是往日的問題，並不是明天的機會。要調整城市變革的步調需要決策者高瞻遠矚、積極主動，並處置尚未成為問題的爭議。你需要準確地監視趨勢，以察覺未來可能變得舉足輕重的微小變化。 短期主義與魅力需求 無論政客、有期限的機關或合作關係，其短期（short-term）邏輯旨在獲得迅速、立竿見影的成效，而不是長期的對策。這往往會以如巴黎的大建築計劃（Grand Projects），或是節慶活動等旗艦方案為主，以顯示某些事正在進行。這一切能激勵、頌揚成就，或製造動能；同時，簡單的訓練計劃，或是與私人、非政府組織（NGO）間的新合作關係，也許對城市的競爭地位更有利，而城市策士必須設法提高這類低調計劃的能見度。 權力與委派 委派職務的權力網或地位穩固的精英，都有可能會減少獲取權力與資訊的管道，並排擠那些可能有許多貢獻的人，而限制創意。各國都有精英機構，個中成員很容易擔任要職，但創新人才可能來自任何地方，甚至包括較不獲重視的高等教育領域。由於新大學想揚名立萬，或是可損失的東西較少，因此也許會較富創意。彼得?霍爾（Peter Hall）對創新城市的分析顯示，諸如洛杉磯、孟菲斯（Memphis）、底特律、格拉斯哥，或是曼徹斯特等，在不同時期隔絕於主流外的城市，往往是最能創新的。此外，他也指出，在推進城市的過程中，移民或激進分子等圈外人的重要性。 訓練不足 城市專才往往只獲得狹隘而無創意聯想的訓練。同樣的，城鎮規劃者也是如此，一如工程師、圖書館員、休閒活動經理與環境衛生官員等，他們往往深陷於土地使用、開發管制等專業領域，而難以自拔。到目前為止，不管是專業人士或城市管理階層，都未能徹底了解將來城市的開放和彈性動能，或是諸如特色、社會發展、網路動能等“城市軟體”的重要性。 專業性的自圓其説 各專業領域的術語不僅使它們與圈外人溝通困難，也束縛了思考力。專業界賴以自圓其説的自我保護系統，未必經得起更全面的觀點檢視。例如，交通工程師曾強調，有必要保持視覺環境凈空，這樣才不會讓使用市區幹道的駕駛者分心，但卻沒考慮到，這類退化環境有引發塗鴉、犯罪，或甚至因無聊導致事故的影響。而將一切風險與成本納入考慮的平衡對策，則需要多元觀點。假使創意要跨越專業領域，在專才與整個小區間欣欣向榮，就必須要有共同語言。
缺乏整合 規劃仍以土地使用問題為重心，而非城市社會動能。在控制的典範下，比在啟發或自由的典範下規劃較容易，但如今不可或缺的卻是後者。而不利於所有城市的，就是儘管強調“集思廣益”的規劃，卻仍未充分與經濟、社會、文化事務、環保或美學整合。 牢不可破的刻板印象 現代的複雜性阻礙單純的控制，反倒迫使我們合作，或共同行動。然而，如公家機關缺乏效率、企業貪得無厭、非政府組織不專業等刻板印象若阻礙思考，就算合作也不太可能成功。各單位都有自身的作業領域、目標與價值觀，但這一切也都在改變：志工組織可能富有企業精神，而私人企業或許熱心公益。無論在任何單位，都有相同發揮作用的關鍵原則：力求達成既定目標的效率；能夠獲得最大成果的效能；要求充分利用資源、時間與精力的經濟性；講求光明正大工作行為的公平性；成就工作品質的卓越（1993年，馬他拉索〔Matarasso〕）。然而，它們的意義在不同的單位會有所差異。所謂效率並非單純的速度或獲利率，而是目標的有效性。獲利往往被視為經營的目標，但許多企業會以永續、影響力、市場佔有率，或是公平交易為更優先的要務。獲利不過是價值的另一措辭：對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Oxfam）來説，拯救人命是基準。 口惠而不實的合作 對地方當局與大學而言，攜手以緩和經濟變遷的衝擊，確實有不言而喻的必要性，但有多少大學致力參與，以認清當地的需求，並振衰起蔽，與當地廠商同心協力，將它們帶往新世界？而有多少地方當局與大學共同規劃，以設計和當地需求有關的目標路線？然而，那種在斯坦福大學、當地企業家，以及創投公司間所建立的關係，正成就了矽谷。合作需求是時代真言，但有多少真正能實現？ 受限的動機觀 由於城市領導人太少信任民眾，或是他們的動機，因此對可能成就的事也幾乎沒有信心。我們需要超越誘因典範，並研擬能認清某些行動理由的相關對策。而擁有“最大經濟動能，以及社會永續凝聚力”的成功社會，“正是那些具備高度信任文化，促使個人……負起自身責任，並在與陌生人交易，還有雇用這些人時，能維持長遠合作關係的社會”（請參見培利?希克斯1995年在《民眾季刊》發表的《肩負使命的政府》“Missionary Govenment”）。也因此，減少犯罪不能靠修補課刑政策，而要靠大眾重新參與；而改善環境與衛生，則要靠改變生活形態。 資本動能 資本限制無情地從城市中排擠低價值的用途。通常由輕工業或手工藝用途轉為辦公室等，從較低轉為較高價值的土地利用變更，會減少多元性，並製造單調的城市生活。在容許的狀況下，興建高樓大廈的能力就成了印鈔許可證，但相關單位卻鮮少估計空中權利（air rights）或土地利用變更的成本，並將這價值回饋小區。儘管有能削弱這種固有邏輯的特例、規章與傳統，但這一切都不斷遭受挑戰。當它們決定城市的外觀時，敏銳的觀察能輕易看出這種種端倪：由於華盛頓的任何建築都不得高於國會大廈，因此當地沒有高樓大廈，整座城市是橫向展開。而墨爾本因尋求控制維多利亞式街道的高度，迫使摩天樓建置在街區的中央；因此，行人雖是沿著維多利亞式街道行走，但眼前所見卻是21世紀國際大都會的天際線。
資金的運用在降低成本以及提高價值與品質間製造張力。這種估價型塑著既有的環境，而且其間經常會遭受誘惑，會借由降低品質，而非製造更長遠的價值，將重心放在短期的獲利上。政府可以製造誘因，借由綠化建築、使建築融入自然景觀，或是建造看似藝術品的停車場等，來提升品質。倘若建築不是個別衡量價值，這一切都會得到回報；而這需要超越計劃本身，“整體評估”實際成本與獲利。由於缺乏諮詢，還有環境品質低劣、設計不良等，所導致的處理塗鴉或犯罪的實際成本，都需要加以計算。 改變城市的創新思維 這一節分為兩部分，第一是檢視影響創新思考的中心議題；第二則是概述新思維的特性與特質。無論從已提及的社會、技術、經濟與政治過渡期中，或是從新概念策略中，都會産生機會。而要認清並開發創意潛能，前提就是需要新思維。新思維不僅是策略工具，也是自我強化的機制，人可以借由這種思維來找出自身的策略性對策。它既能發揮我們最大的優勢，又能錦上添花。而要發揮最大的思維潛能，就必須了解不同的思維和行動模式，諸如不同程度抽象概念的效用、敘述與圖像等傳達形式，還有目的與手段、策略及手段間較大的差異等。 新思維的基礎 培養因應能力 未來將如以往的觀念早已消失，在諸多重要概念與做事方法同時改變的情況下，我們的因應能力也隨著增長。我們對新技能的需求，遠超過對新科技素養的需求，其中包含新思考方法。人因應變革的能力，遠比應付責任來得強。他們在某些地方與個人生活層面的變革因應得很好，輕而易舉地就能適應如電子郵件等事物。另一方面，人因應架構方面變動的能力較差，有時甚至視而不見。這些事在本質上較困難，但唯有架構式的因應，才能創造可靠的對策。 舉例來説，儲蓄養老金的基本概念在於，許多年齡較輕者現今已在分攤養老金。然而，當人口金字塔即將倒轉時會如何？眾所週知，這事實至少已十年，但反應依舊有限。至於另一個例子，就是新興國家因都市成長所導致的水資源危機，而這播下了未來戰爭的種子。在三十年間，葉門首都薩那（Sana）的人口由16萬增為150萬，而地下水供應卻即將消失，危機可以預見。 新思維或許有助於尋找對策，但卻被鋪天蓋地而來的大量資訊所阻礙。城市本身就是個驚人的資訊來源，可能導致感官超載。這也正是為何注意力，也就是專注、傾聽、吸收的能力，會日益被視為諸如勞動力、資本、創意等製造的要素。我們需要知道資訊的用途，並牢記科技是強化因子、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們不僅需要科技和其他層面的過濾、解讀與解碼者，還需要能協助揀選、分類、摒除資訊，並具判斷力的超級圖書館館員。同樣的，當深思熟慮能維持適當的平衡時，實質環境也有助於過濾。
了解心態、思緒流動與心態轉變 經營城市潛能將需要我們重新評估思考與學習方式、學習內容、駕馭思考力，還有運用及忽略的資訊種類。這將需要區別、判斷、過濾資訊的新標準，匯集更豐富可能資源的更宏大觀點，以及解決問題時更自由、橫向，並富創意的思考流程。然而如何才能實現這點？改變心態、重新省思原則，並採取思考及激發創意的新方式，都是其中的基礎。只是何謂思緒流動、心態與心態轉變？ 所謂思緒流動就是動腦筋，基於適當的理由，全副心思都陷入某種模式裏。它運用熟悉的思考流程、概念、聯想與解讀，以作為過濾並因應這世界的手段。環境或背景決定了一個人所見、所解讀和所意味的事物。例如，當某人以英語問，“S-I-L-K拼出來的是什麼字？”時，答案是“Silk”。當某人提出第二個問題説，“牛喝什麼？”時，多數人會回答“Milk（牛奶）”。至於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女孩與老婦輪廓組合的視覺幻象。其中有半組人先看小女孩的輪廓，另外半組人則先看老婦的輪廓。當兩張圖像組成一張時，由於先入為主的印象，很少有人會先看到原本不曾看過的影像。大腦會去聽預期中會聽到的事，去看料想中會看到的事物，並捨棄那些不符意料的事物。這就是所謂的“前後關係預處理”（contextual pre-conditioning），由於它在潛意識中運作，因此特別具威力。 同樣的，較複雜的思考流程也是如此。受過專業訓練的人，由於相關訓練以及要延續現有的既得利益，因此會以特定方式來看待問題。無論土地利用規劃人員，或是交通工程師，都不會希望有人告訴自己，對解決城市問題來説，他們所受的訓練可能已不太切合實用；同時，他們會力主維持那訓練的重要性。倘若這類訓練的結果會改變其專業權威，大家就不會放鬆，也不會敞開心胸發揮創意。或許在大家眼中，創意既危險又具威脅性。就以地方當局來説，隨著那些能應用新思考，或新組織方式的人得以提升自身地位，權力結構也可能改變。除非鑽研領域狹隘的專家能自我調適，並以較彈性的方式來看待自身專業，否則將淪為技術人員。 所謂心態，就是人根據價值觀、人生觀、傳統與抱負，在現實與理想上，用以建構其世界的秩序，還有他們抉擇的方式。心態是種慣性、方便的思維方式，也是決策的指南。它不僅決定個人在其自身狹小、地方性的世界中如何行動，也決定他們在無所不包的階段如何思考與行動。心態是偏見與優先要務的固定總結，也是我們加以合理化的方式。 至少對自我來説，由於人喜歡本身行為一致，因此，改變心態就是將個人行為重新合理化。關鍵問題在於，如何使各級城市決策者，還有那些想影響城市、身在國家機構外的人，能有系統，而非一點點地改變自身的做法。 所謂改變心態，就是藉以徹底重新評估，並改變個人對自我地位、職責及核心概念等看法的過程。在最好的狀況下，它是以充分開明，足以促成這種改變的能力為基礎。有時這要靠反省觀察較廣大的領域，才能得以實現。在可能較常見的其他狀況下，它是靠外在環境，或是當危機出現時，個人與團體才被迫改變的；例如，獨裁者做得太過分，使人們對民主程式的需求變得更強烈。再不然，就是環境災難可能迫在眉睫，以致引發了永續的意識，這相當像“尤利卡效應”①。
改變心態 改變心態不僅困難，令人忐忑不安，甚至可能讓人害怕。改變效應會在不同的層次産生，其中包括通過親身體驗、目睹事情成敗，或是概念性知識等。至於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體驗到必須改變行為；例如，根據永續原則，運作城市發展計劃。它提供了解、學習並聯繫的實際經驗。個人借由直接了解，而將學習內化，並能在不同的環境下，重復這個學習過程，繼而使它得以複製。至於參訪最佳創意策略城市範例，則只提供了間接經驗，並不那麼有效。儘管如此，它仍能造成影響，尤其是這些計劃若以不同的政策為基礎時；例如，以網路技術作為授權、創造就業機會的工具。靠讀書或教學所獲得的概念性知識，則傳達了另一種對城市生活的了解，也代表借由整理思緒，它能改造行動，形成強大的力量。教育能發揮效用，達成這些目標嗎？我們是否提供給了年輕人充分的機會，以讓他們分享他人的經驗、體驗職場、見識各種生活條件，或提高對其他環境的認識？唯有到那時，他們才會了解自身所處的城市世界。 改變行為 以下有六種方式來改變行為與心態： （1） 借由強迫或規範來控制； （2）借由報酬或獎勵來誘導； （3）借由論據來説服； （4）欺騙、愚弄或哄騙； （5）誘發自願與非自願的奇特組合； （6）建立並宣揚夢寐以求模式。 確信需要創造性變革的城市決策者，若要改變心態就必須規劃影響策略。假使親身體驗能為改變行為提供最大的機會，那麼究竟該由下而上，還是由上而下加以執行？它不像聽來那樣直截了當，並很可能會需要結合一切説服手段，而這需要考慮立即的、短期與長遠的影響。靠論據來改變心態雖是最難、最慢的方式，卻也是最持久、最有效的。 運用新思維 新思維應該在概念、訓練、執行等三個層次上影響政策。其中第一個的目標在於，將我們如何整體看待城市予以再概念化，並改變典範轉移模式。它與促成行動的重新評估的概念及想法有關，由於這會決定在其他層次要如何設想問題並加以處理，因此往往也是最重要的。將城市視為有機體，而不是機器就是個例子。將政策重心由實質的基礎設施轉往城市動能，還有全體人民的福祉與健康，這便意味著對城市問題的處理要有系統性的策略。它深植于“永續城市”（sustainable city）的概念，這概念本身就是典範轉移的産物，最初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出現，以響應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的“成長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報告（麥道思〔Meadows〕等人著，1972年）。至於另一個例子，則是重新視交通為可及性（accessibility），而非移動性（mobility）部門；這最初為20世紀70年代的行人專用區計劃奠定了基礎。這一層面的思考，與改變心態和促使心態轉變有關。
至於在專業層面思考政策，則涉及檢視諸如交通、環境、經濟發展，或社會服務等領域的既有政策，並考慮現有模式的功效，以及處理問題的方式。例如，在交通方面，原本可能著重于車輛運輸，現在則可能需要轉為結合公眾利益，還有私人運輸的混合模式。再不然，或許意味著需要重新思考地方當局部門的名稱，例如將社會服務改為小區發展，而這種原本象徵“視市民為受害者”的概念，已改為更具正面著眼點的“視市民為潛能”。 重新思考政策執行，則涉及檢視政策的詳細機制，如有關財務安排，或是規劃章程，以激勵並指引發展方向。這或許包括考慮如何建立許可制，還有它們鎖定的對象；或是建立哪些獎勵架構，諸如退稅、財政獎勵等，還有地方計劃的特質，以及它們所強調的優先要務。 新思維的特質 統合性策略與界限模糊 局限、兩極化、區隔性思考都無法激發解決未來城市問題的方案。應用在問題上的觀點愈多，就能以愈富創意的方式處置。從許多角度檢視不同層次的問題、分析的深度，還有揭露各專業訓練的假設，都將令人更了解何以會造成根深蒂固的錯誤。這並不是要否定現有專業知識的價值，無論工程師，或是物質環境規劃員，他們的技術能力依舊不可或缺，但要解決多數城市問題，還是需要與其他技能，尤其是人類與社會科學方面的技能結合。歷史、人類學、文化、心理學等知識已在城市事務中消失；而與交通或分區議題有關的，絕不只是車輛或土地利用。假使交通規劃人員能較了解心理、文化或心靈地理，那在興建穿梭小區間的城市高速公路時，就會更加審慎。至於接踵而來的犯罪與社會問題，則會由其他想為居民重新培養某種凝聚力的人接手。 我們在背負歷史包袱的狀況下，會習慣兩極化思考，並往往懷疑統合性、跨領域和多元領域的思考。兩極化世界尋求的是交換，並非雙贏對策。19、20世紀時，出現了日趨專業化、知識階級化的趨勢，而那結果是我們只專精於更少的事物。我們忽視了局部與獨立系統生態之間的種種領域、模式和動能間的關聯。這種思維是以迴圈及永續為基礎的：輸入-製造-輸出，接著輸出又成為新迴圈的輸入。在這個模式中，凡事都會以某種形態重現。我們的線性邏輯支配一切，同時在簡化的必然進步的概念下，令人難以掌握左右城市動能的普遍模式或矛盾，這都與那模式背道而馳。例如，更多高速公路往往會帶來更多車輛、更多交通阻塞；然而，限制移動性有時卻可能提高可及性。我們發現，你不可能説出文化、經濟發展、環境永續性間的綜合效益，或是交通與移動如何影響城市心理；而切割知識更大的危險，則在於城市交談的共同語言消失，以致城市問題解決者彼此無法對話。隨著溝通能力消失，危機點也跟著出現。 我們在檢視文化全球化的影響時，得以看出許多領域的知識統合面臨著挑戰、知識界限日益模糊，還有重組往往充滿創造性；而重視其他領域的價值正是關鍵所在。在多元領域的規劃中，不僅匯集了幾個領域，以維持各專業的完整性，也考慮到源自其他領域的教訓。然而，那不過是第一步。相反的，跨領域規劃卻真正交織了各種知識，並通過構想交流，醞釀出創新概念。
在這個過程中，更宏大的觀點不僅改變，也豐富了各專業領域。例如，假設一個混合團隊想出了資源回收計劃，在自願性組織架構內運用失業人員，那就會産生種種影響：這裡的焦點在於環保，由於所用的是失業勞工，因此在經濟上得以維持；由於在自願性組織架構下運作，或許更能授權；此外，借由培養管理技巧，它會産生社會的，最後甚至是經濟的影響。深植統合要素、化缺點為優點的埃姆舍爾公園計劃，則又是另外一個例子。一個原本因工業化而沉淪的地區，卻蛻變為足以想出改善惡化對策的研發區。而在這個項目中，統合涉及大學的初步研究、商業實驗室的産品開發，還有再生建築的實驗計劃，以維持歷史感，以及根據生態原則興建的新型建築。 統合性思考與規劃意味著城市專才會喪失地位，或許對他們來説，要接受這點並不容易。與諸如涉及人的社會事務相較，技術、科學與金融等領域，往往具有較高的地位。未來對兼具溝通、社會動能、網路等理解力，又能掌握財務與規劃力等城市領導力的需求，將會扭轉這部分傳統。 單靠認清科學方法的邏輯並無法解決城市問題，這就是個轉捩點；也就是説，我們需要將它與創意、直覺、全盤性思考與實驗相聯結。創造性想像的優點在於，“具備認為事情有某種可能的能力，它是內心的意向行為，也是創新、新奇、成長的來源……它雖與推理力大同小異，但卻是可豐富理性思考的能力”（柯尼〔Kearney〕，1988年）。尋求其他觀點是種精益求精的唯理性，應該要珍視而不是害怕。不同類的知識未必相斥，它們能彼此激發火花。現代的思維方式與科學理性的崛起有關，“特色在於滿心狂熱，企圖將嚴密的合理化秩序強加於世界，這秩序將消除一切矛盾的痕跡，而那矛盾正是先前生活方式的特質”（克拉克〔Clarke〕，1997年）。然而，這些矛盾借由重視聯繫與合作，囊括了許多解決城市問題的對策。 改變隱喻：從機器到有機體 形象和隱喻能發揮龐大的力量、調適我們的心態，並組織我們的思維與論點。機械式的心態會想出機械化的對策；而以生物學為基礎的心態，則比較可能為城市想出自給自足的點子。至於能點出新思維特質的首要隱喻，就是城市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這代表一種看待城市的典範轉移，在可永續的整體內，讓我們專注于平衡、相互依賴和互動上。它與稱城市為機器的現代主義隱喻相反，隨著重心轉向健康、福祉、人、城市的生活經驗，而不是基礎建設、建築與場所，也顯示出某些意涵。這種生物形象擁有遠比機械更大的共鳴、説明力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視城市為機器充滿了權威形象，反映出一個封閉系統，其中有受控制，並可衡量的因果，而幾乎沒有留給人的空間。機器形象對我們如何看待組織、城市規劃、設計、建築及城市社會有深遠的影響。它與必須要有人隨時負責，以操控機器的假設背道而馳，讓機械性組織存續的條件已不再存在。系統無法保持封閉，而機器卻是針對某種功能製造，毫無彈性可言（葛林哈爾〔Greenhalgh〕等人，1998年）。 至於視城市為有機體的隱喻，不僅較有條理，也為城市探討提供了新語言：骨頭可能相當於地形；動脈與肌肉代表道路、鐵路和小徑；腸子等於用水服務；神經系統則意味通訊與電力等。由於它強調無常的健康狀況的概念，因此很管用。所以心臟病可能意味著一切停止運作、血液不再流動的交通阻塞；而失控的人口成長，則可以視為腫瘤。這種有機隱喻所顯示的，就是以診斷、處方、治療的觀點來看待城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