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城市 全球化動能 在出現挑戰、發現對策的過程裏，城市深陷影響其生活的變革旋風中。因此，若要找出明日，而非昨日世界的對策，我們就必須重新檢視城市、再思考優先級，並了解城市趨勢的本質，還有它們的矛盾與抵觸。南北半球城市的問題在於類型和程度上的差異，然而就算是這些差異，也提供了相互學習的機會。而城市對策往往有共同的原則，例如： ◆在執行對策時，有必要讓那些受問題影響的人參與。 ◆提供解決問題的環境，讓決策者和受影響者有機會開放心胸學習。 ◆提出在文化、經濟、社會與環保上都能永續的解決對策。 而這些差異很重要：南半球都市化的速度已在需求與期望、資源和因應之間製造了一道鴻溝；諸如污水處理、用水、住宅或道路等基礎建設，仍趕不上都市人口成長的需求；至於所創造的財富，也不足以提供北半球視為差強人意的生活水準。 另外，北半球城市製造的盈餘，則提升了“更高”的生活水準。因此，就隱喻而言，隨著馬斯洛需求層次①提高，這些城市的居民才可能想到如清凈空氣、公共領域，或文化設施等與生活品質相關的問題。在比較貧窮的地方，這類問題可能看似比較遙遠，並會在國家之間製造紛爭；例如，北半球經歷過密集産業發展階段之後，在尋求對南半球強制實施較高的環保標準時，便可能會顯得很虛偽。 一種關鍵性趨勢影響了南北半球。在電腦運算能力呈百萬倍的速度增長，運輸成本只有20世紀40年代的1/10之際，通信技術費也較50年前低了100倍。這使全球化的進程日益加速，並形成了彼此息息相關、經濟體系相互依賴的新城市。在整個經濟、政治，或權力象徵的層級中，每座城市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如紐約、東京，或倫敦是世界領袖，其他如布宜諾斯艾利斯或新加坡等，則是一方霸主。城市已成為“全球人才、貨物、資訊與資金流的匯集點”（引述自1999年春，奈吉爾?哈利斯〔Nigel Harris〕在華盛頓城市時代〔Urban Age〕會議中所説的話）。它們提供了控制、指揮、後勤功能及設施，以聯結、管理，並暢通貨物與服務通路。而要有效建立並運作這個系統，就需要巧思、想像力與創意。 今天用來製作一條褲子的組件，可能來自五個國家的城市；迪斯尼的卡通設計，可能在好萊塢展開，在馬尼拉完成。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相互競爭，以求在發達國家的圖書館、資訊處理中心與法律卷宗裏留名。亞洲至少還有十幾座城市像矽谷一樣，以軟體設計為核心産業。它們在勞工成本、新技術、專業與創意間佈下競爭戰線。這種共生動能大都是無形的，但處處都能感受到它的牽連，例如曼谷的金融市場起伏在亞特蘭大、斯德哥爾摩，或開普敦都會産生影響；而吉隆坡一家新工廠開張，可能會導致紐卡斯爾（Newcastle）另一家工廠關門大吉。
儘管城市間相互競爭，但無論在北半球或南半球，仍有許多專業角色與利基是它們所能扮演、發揮的，而其中的挑戰在於，無論是否身為技術、金融、時尚或傳統中心，城市都要評估，自己本身是否機敏地認清，並利用了自身獨特的賣點。或更重要的，就是調整人才的創造性技能，以因應任何可能出現的需求與機會。從這個角度來説，城市彼此競爭並互補，猶如在金融界般：隨著各時區的起承轉合，先由東京交棒給倫敦，隨後再由紐約接棒。 層層聯繫 無論是個人、政治或經濟方面，城市中的聯繫是層層相疊的，而且通常建立在歷史性的遷徙模式上；例如，從溫哥華到雪梨，華人移民形成了“竹子網路”①，成為華人貿易系統的一部分。然而，這類聯繫並非始終顯而易見，如控管金融貿易之類的聯繫可以察覺，可是除非我們熱衷看超市標簽，否則多數聯繫是不顯眼的。 由於經濟繁榮、技能短缺或戰爭，才會在各個地區不斷建立新聯繫。阿爾巴尼亞人與土耳其人主宰維也納的“生鮮市場”（Fressmarkt）；“200阿富汗”（200 Afghani）的駕駛員控制從華盛頓杜勒斯機場（Washington Dulles airport）開出的計程車路線；南韓人、日本人、俄羅斯人等在洛杉磯都各有聚居地；100萬古巴人群集邁阿密，將它變成當地最大的拉丁美洲城市之一；而30萬希臘人則將墨爾本變成繼雅典之後，最大的希臘都市小區。這些族群會先滿足本身的需求，接著尋求更廣泛的商機，繼而加強了國際貿易。由於新移民人口則需要花些時間，才能融入地主城市，因此可能會成為創意潛能與衝突的來源。在文化日益多元的世界裏，對想成功的城市來説，尋求以創新的方式來縮小文化差異，將成為日益優先的要務。 而要組織這股互動、貿易與資金的洪流，則需要在城市與國家層次上，尋求後勤、管理與規範架構的創新。由於資本流動創造出變動的財富，因此城市需要注意維持競爭力。每種優勢的新來源都需要大量創新與介入，如良好的管理、建立互信夥伴關係的能力，以及提供諸如保健、住宅，或文化等支援設施。而因應全球管理組織、國際貿易協議、環境平衡、公平問題、文化認同的新要求，還有從發展中國家的健康醫療設施到住宅等基礎建設，無一不需要創意。 規模問題在此産生了戲劇性的影響，如人口成長等線性趨勢製造了新動能，而這需要不同優先次序的創新對策。1900年時，有十幾座人口破百萬的城市，如今則有超過三百座，城市化的速度有增無減。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往往趕不上人口壓力。首先土地的可利用性與價格，大大決定了城市的開發模式與過程，其次，還有深植城市組織中的不利與不滿因素。 極度全球，極度地方 然而，城市最重要的要素就是人，他們雖遭受全球趨勢衝擊，但大都未注意到它們，或視這些衝擊為與日常生活以及生存有迫切關係的個人經驗，如上商店購物、處理破輪胎、寄信、遛狗、串門、上班，或是送小孩上學等。而典型的城市管理人所追求的，就是確保這類日常經驗能暢行無阻。至於其中的每一個小要素，都有改善的可能性。
不過就地方層次而言，較大的議題同樣有影響。如今城市內的日常事務涉及跨文化差異的協調，包括從享受異國美食，到與觀光客分享空間等；也因此，較遠距離的互動與城市、地區或街頭較地方性、傳統性的互動，彼此得以並行不悖。在大多數情況下，城市日常生活結合了種種形式與程度不同、地方與全球相容並蓄的互動。 我們有與外界聯繫、互動的能力，但相對也喜歡落地生根的安定感。眼前的環境製造了每小時、每天、每週的迫切需求；就在我們碰觸一個按鍵時，還有無數未聯結的資訊與構想可茲利用。就如同在較廣大的領域中一樣，像維修下水道、清除街上垃圾，或減輕住在嘈雜不堪街區旁的居民的厭煩與憤怒等，也都需要義不容辭的創意對策。 城市問題是由個人經驗的困境造成的，而這困境是較大共同經驗的一部分，也就是在這兒，個人身陷於城市的公共生活中。 而涵蓋城市生活的，是國內與跨國性金融、經濟及政治架構。它們擁有個人所無法控制的動能，並廣泛影響個人生活，使人在由公立或私人組織掌管的代議制機構，或企業架構下，淪為既無能為力、又心不甘情不願的參與者。或許對創意行動來説，重建這些聯繫正是首要課題。 城市管理人的困境 城市管理人的工作吃力不討好，因為要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還有環環相扣的問題。至於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也因涉及按照政治、社會與預算等優先級，來滿足各種利益相關者的願望，而面臨一連串棘手的策略困境。城市管理人的問題包括： ◆人人都想要車，但若未徹底改造汽車，污染問題只會有增無減，更別説是如光污染、噪聲、交通阻塞，還有停車問題等環境污染了。 ◆開發商的需求可能導致摩天大樓擋住光線，或是扭曲歷史性的城鎮景觀。 ◆缺乏資源與草率可能使土地埋在層層柏油之下，導致自然景觀惡化。 ◆廢棄物可能酸化大氣，或毒化供水，種種環保問題可説是層出不窮。 隨著城市突破原有的桎梏，問題也變得幾乎無法因應：在馬尼拉，光是進出郊區，來回可能就要花八小時。而這類額外的壓力與負擔，大都是由那些無法住在市中心附近的赤貧者所承受。這類對貧窮及失業的挫折感，或許令人失落、絕望與厭倦，並可能使整個地區變成惡性迴圈不斷的貧民區。另一方面，如馬尼拉的富比士（Forbes）高級住宅區一般，富人也建立起專屬住宅區，以免身受貧民的威脅。假使這種狀況在某些地區變得比別處更極端，如倫敦、曼徹斯特或紐卡斯爾等英國大城市中所顯而易見的那樣，那中産階級、勞工階級，還有如今所謂的“社會邊緣人”（socially excluded）之間，就會形成與日俱增的差距。
在諸如紐約的皇后區或布魯克林奇、巴西的貧民窟，以及南非的有色人種城鎮等地區，當道的往往不是最強，就是最暴力的人。而這種既有秩序的瓦解，可能阻礙公民社會的産生，以及那些可能發展出許多創意對策的獨立行動的開展。然而，世界各地都有實例證明，縱使如這類可能分崩離析的溫床，也會出現建設性的答案。這些地方幾乎都有勤勉的小區領袖、年輕職工、神職人員、具願景的男女，只要給予機會與支援，他們就能著手處理問題。然而，這類可能性卻遭到既得利益者、僵化的官僚體制、貪瀆，或是亂政的扼殺。當控制權掌握在少數利益分子手中，公眾利益成為私人貪婪的犧牲品時，這一切對策反倒會製造更多問題。 過去三十年來，許多城市涌入來自世界各地的大批人口，有時速度之快，以致在原小區內製造了不安、恐懼，甚至種族歧視。在有些個案中，移民人數之多，使他們因缺乏歸屬感或認同感，而在新環境中隨波逐流。尤其是當移民從原本的鄉村生活，突然投身先進的工業化社會時，情況更是如此。由於近來科技進步，北半球人民已體驗到同樣瞬息萬變的狀況。在這個世界裏，縱使是那些新建立的傳統，只要是傳統都成了穩健生存的基礎。然而，在城市化的議程上，關注文化認同與表現，卻是最細枝末節的事。無論個人如何適應、協調、選擇，這些全是文化問題。以往我們的文化與社會價值觀，都有時間去培養並成熟；如今變化的速度可能令人難以招架，因而導致反射、衝動的反應。 最後，交托那些直接受影響者來管理絕對是可能的。由於從外部委託的解決問題者並不了解必要的學習過程，因此會導致所做出的對策無以為繼。至於源自於小區的自助、實際作業等教育要務，也就不言可喻了。 儘管這些挑戰涉及重疊性議題，但置身這股洪流中的卻是城市管理人，也就是一般所認為的土地利用規劃者。有些城市通過共同決策架構，或是聯合小組等機制，以採取統合性對策，但多數城市仍是逐一解決問題。特別是如犯罪等，由於大家心中所認為的，要比實際狀況更可能影響自身行為，因此就業、教育、住宅、犯罪、社會福利、衛生與文化更是環環相扣。 住宅與土地利用呈現出某些最棘手的問題。住宅市場足以經得起考驗？量足夠嗎？是否有充分的資源來維持品質？從住宅擴建、大規模建設案，到零售開發案，或是變更使用模式等，都需要無數協商。大家曾經認為工業很骯髒，而它也確實製造了空氣與水的高度污染，因此基於環境衛生理由，必須要分隔工作、生活和休閒區域，但實際狀況未必如此。從製造業過渡到服務業雖然帶來城市的新需求，可是要平衡舊産業的需要與更新的渴望，卻是難如登天。 城市管理人如何促進新投資與開發，並維護那些未蒙受變革之利者，甚至因此失業者的利益？多重剝奪製造了“沉淪小區”（sink estates），幾乎所有的人、事、物都被拖下去。然而，解決這些環環相扣的問題，以避免製造“雙城”①，並不單是任何一個部門或國家機構的責任。 城市管理人如何在這些問題，還有吸引野心勃勃者的需求之間求取平衡？城市是品牌，需要魅力、風格與生氣。而這意味著要有吸引人的商業區，其中不僅有品牌名店，更有生氣蓬勃的文化、體育和商業活動。不過，這可能導致它們自身的緊張：何謂精緻與流行文化、市中心和邊緣區，還有旅客及居民間的適當平衡？城市有許多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地方當局在建立、經營，並推動合作關係，以提出對策上的角色愈來愈吃力。
這意味著要與遊説、既得利益，還有競選活動等彼此角力的團體打交道。例如，與道路拓寬相關的住宅方案，就可能使房地産開發商以及由當地居民組成的保守團體間産生歧見。我們知道，人們討厭交通阻塞但喜歡汽車，就算管理人要加強其他交通方式的吸引力，手中的資源也寥寥無幾。而城市管理人了解，許多夢寐以求的成果都與改變行為有關，如住在商店樓上，還有提高居住密度等，而這幾乎是他們無力左右的。 最令城市管理人頭疼的，便是明知某些問題超出一個城市的控制範圍，還要平衡這些需求，並充分利用手邊的預算。最後，無論問題有多大或多複雜，富有創意的對策多少總有幫助。 城市生活的斷層 這個世界以罕見的方式在改變，其中的新動向包括取得市場優勢，成為價值觀與品位的主宰者；知識經濟興起；娛樂業獲得特殊地位；國家扮演較小的角色；出現超越左右派連續執政的政治形態；許多領域産生共同參與，以界定社會價值觀及目標的新需求；許多領域一元化的知識標準面臨挑戰，知識範疇日益模糊；多元文化的居民小區成長；兩性關係重組；對地方、空間、時間的概念改變，尤其在科技進步驅使下更是如此；對國家統一普遍有種瓦解感；重新思量何謂地方、區域與國家認同感。 事實證明，對新需求來説，傳統的工作、組織與學習架構已嫌不足。諸如對時間、地點及空間認知等主宰我們生活的核心概念，都正在重新調整，以配合虛擬和網路空間。而我們生活與工作形態的革命，則不斷産生種種嶄新的可能及問題；另一方面，既有的思考方式已無法分析、解釋並解決現狀。21世紀初的口號就是：改變、超載和原子化（change, overload and atomization）。改變導致超載，而原子化不僅損及我們應付超載的能力，也損及我們建立必要共同新制度，以因應變革，使獲利超越成本的能力。 然而，新中帶舊。新興的後工業制度（post-industrial system）與舊有的前工業（pre-industrial）及其制度並存。我們在二十四小時運作的網路空間內交易，但多數機構的營業時間，卻仍遵循著朝九晚五的慣例；而季節性氣候模式對生活的決定性，則比我們所願意承認的更大。在某種程度上，許多事情仍將維持原狀，大家還是會搭公交車和汽車去上班，房子看起來依舊是房子，但知識經濟體系的內部邏輯，則將逐漸建構出工業化社會。而通過經驗習得的行為模式將重疊，有時甚至與強調彈性、適應性和技能隨身性的新需求相抵觸。然而事實證明，就長遠來説，缺乏可預測的模式與架構，實在太不穩定。而由於變化是必然的，因此在新基本教義派興起的威脅下，文化、意義與價值觀等問題將日趨重要。 現階段有種過渡性特質，它的形態不明，輪廓仍在逐漸顯現。而在提供可預測性，以及某些決策方向的原則性架構中，變化與風險將仍是關鍵層面。至於在發展過程中所促成的更廣泛參與的較開放性架構，就位於這個嶄新平衡與方位的核心，而且在四海一家的背景中將日趨重要。
過渡時期中錯誤難免，而對策取決於集思廣益組織所能掌控的試驗。生活在工業革命規模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過程中，這就是所要付出的代價：儘管並非要拋棄一切，但是靠老方法解決不了問題，你必須改變優先級。我們仍需要原則，而它們可能來自四面八方；的確，創意城市的任務在於挖掘昔日的創意寶庫，以面對未來。至於文化與社會如何選擇目標及抱負，並排列優先級、賦予價值，繼而加以傳達，都將舉足輕重。如今正是更密切觀察其中部分改變的時候了。 經濟與技術變化 在無重力的知識經濟中，財富是借由將數據化為資訊、知識，甚至判斷所創造出來的。富有競爭力的不再是如煤、木材，或黃金等固定的實質資源，而是高度機動的腦力和創意。隨著軟體將資訊植入一切産品中，改變了所有的製造與服務流程，連帶降低了體力勞動、甚至資本的價值，但卻提高了應用創意的價值。 儘管建立在資訊資本上的知識産業了無新意，但是直到最近，資訊本身才改變了整個經濟。無論是晶片的運算能力或是下降的通訊費，都為網路經濟建立了新規則。目前雖僅有4億台電腦，但從門口感應器到收款機，已植入了60億編碼通訊晶片。它們的多元聯結製造出使經濟繁榮的創新，而最有前途的技術則是連接器。如凱文?凱利①所提醒我們的：這需要重新設想週遭的物品。“由於它們內部的晶片運算能力比多數電腦還強，因此我們該視汽車為有輪子的晶片、視飛機為有機翼的晶片，並視房屋為有人住的晶片。”（凱利，1999年） 凱利進一步指出，産業經濟是物以稀為貴，因此當東西變得供過於求時，價值就相對降低。而網路經濟卻徹底扭轉了這一邏輯：價值在於量大與關係。當他人也有傳真或電子郵件時，它們才有價值。你買一台傳真機時，就是在買網路的通路。而標準與網路價值的提高，則是根據所謂的“充足定律”（law of plenitude），直接與軟、硬體成本的降低成比例。此外，如網景（Netscape）提供網路瀏覽器軟體般，“慷慨法則”（law of generosity）説明瞭如何藉贈送通路來創造價值。這個目標在於必要性，以便促進諸如周邊産品、更新與廣告等其他銷售。 由於溝通、協力及合作是關鍵，因此封閉性系統前途無“亮”。價值隨著會員數暴增，連帶吸引來更多會員。“報酬遞增法則”（law of increasing returns）推翻了規模經濟的概念。工業時代的競爭意味著生産愈多、報酬愈少，而如今在網路經濟中，“整個網路創造並分享與日俱增的報酬。許多仲介、用戶與競爭者共同創造了網路的價值……而獲利的價值在於更廣大的關係網。”（凱利，1999年） 矽谷最大的創新或許在於社會組織模式，而不在於它的産品。“當地的網路架構，那由舊工作、好同事、企業間互通資訊、公司快速的生命週期，還有活絡的電子郵件文化所形成的錯綜複雜網路，建構出社會網路……也形成真正的網路經濟。”（凱利，1999年） 知識經濟是很普遍的，但影響卻不一而足。在發達國家，科技園區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未開發的郊區，或是再生的工業城市中心。可是在曼谷、雅加達與孟買，為全球經濟提供後勤功能的軟體企業，則與剝削勞動力的工廠比鄰而居。而已佔英國工作約1/30的電話客服中心，則是21世紀的工廠，接線生在這兒遵照標準腳本解決問題或銷售産品。儘管個人不受重視，但這項工作卻需要智慧。縱使在顧問業這另一個成長性的産業裏，往往也有機械式流程。
對城市的意涵 儘管虛擬通訊激增，但面對面互動、網路聯繫與貿易仍舉足輕重，因此城市在新經濟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而資訊經濟能振興城市的看法，卻與現代電信分散工作的常識背道而馳。然而，因地理而聚集是“規模報酬”（returns to scale）的經濟現象，這形成了製造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良性迴圈。其中的必備條件在於，無論下一個成長的是什麼領域，都要有具備知識與社會技巧的多元人口來支援。互動迫使資訊、構想和計劃相交流，而城市則提供了互動的可能性。（請參見格雷厄姆與馬文〔Graham and Marvin〕，1998年） 由於人具備隨身的技能及移動性，這迫使城市借由自身的文化設施、服務、公共領域和娛樂等的品質相互競爭。而知識企業與員工所要求的，則是城市脫胎換骨。在工業時代，有必要將污染性産業（dirty industry）與工作、居住和休閒區加以區隔。然而，知識産業需要擁有能展現空間、開放與社會交流的城市環境。具諷刺意味的是，提供這環境的，往往是市中心周圍閒置的工業建築。市中心有金融、商業、零售等高價值服務，還有城市政治或文化機構。城市內環（inner unban rings）為中樞提供了如印刷、快遞、外賣等補給服務。此外，它通常也是諸如設計與網路公司、年輕多媒體企業家，或甚至藝術家等，聲譽較不卓著的創意與知識産業據點，為城市提供了得以繁榮，並嘗試新産品與服務的蓬勃氣氛。 城市內環往往為新餐廳及新場所帶來顧客，最後使那些中樞區較保守的民眾也想光顧。而城市內環的建築通常是舊倉庫、小型工業建築物，還有各式用途的舊屋並陳。低價促使勇於創新的年輕人在這些有趣的空間裏發展計劃，而這空間若在市中心區，唯有具備資金的企業才負擔得起。隨著這些企業成長與獲利增加，就會遷至中樞區，或是改善所在地的環境。這種內環提供了重要的實驗與育成區，而由於這些內環區情況改善，當地先驅也會另覓新據點，遷移至租金低，並荒廢衰微的地區，繼而重新展開整個迴圈。 由於內環小區抗拒辦公大樓蠶食，因此中樞與內環區中間的過渡地帶往往會爆發城市更新戰，倫敦市尋求擴建的斯畢塔菲爾德（Spitalfields）便是一例。 社會變遷 創造財富的新流程意味著新作業與新工作，而以同步及互動為基礎的彈性生産系統，則需要既具備適應力，又多才多藝的員工。如今安全感來自個人的就業能力，而非大企業的保障，或是工會的保護。就業能力凸顯了核心競爭力，尤其是溝通能力：新工作是為資料操縱者、傳播者與象徵領域的解讀者而設。 創新組織是較大機構所需仿傚的創造形態，它們敏捷、以項目為導向、擅長建立網路與結盟，並捉摸不定。一般來説，經營知識與創意的企業需要宜人的、具激發性的環境。而這些環境逐漸集中在市區，並且往往靠近如曼哈頓的矽谷（Silicon Alley），或是倫敦的SOHO區等，速食麵對面接觸、有幫助，並富效率的文化産業區；假使官僚機構想並駕齊驅，就需要發展較扁平的架構，以誘發動機，並培養忠誠度與信任感，這樣才得以發揮能力、責任感與冒險心。
對城市的意涵 因此，通訊技術決定了組織形態；同時，它也塑造出城市模式。為製造原料商品而設的典型工業組織龐大、具階級性、固定在一個地方，並能在一旦電話與電報可確保資訊通過系統迅速傳播時分散。而時鐘這個最佳隱喻，便闡述出標準化、規律性與機械化等工業時代的特質。至於工業景觀的視覺標示，就是冒著濃煙的紅磚工廠。資訊時代城市的標示則趨向兩極化，一種是乾淨、衛生、冰冷的郊區華廈，另一種則是位於城市內緣，設在整修倉庫內的時髦工作室（請參見1994年《民眾季刊》〔Demos Quarterly〕的“解放科技”〔Liberation Technology〕）。 另一方面，資訊科技已證明，地點是暫時、不明，非固定的實體，而與日俱增的移動與虛擬性，則可能斷絕我們的歸屬感。隨著公共空間與特性的地方感日減，意味著利益猶如地理位置般，在界定小區上扮演愈來愈吃力的角色。而由於社會同構性、固定性、合作需求等營造街坊的因素消失，縱使在鄰里層次，小區感可能也幾乎蕩然無存。 就環境角度來説，生活品質與地方息息相關，並與所在地有較個人及主觀性的關係。戀地情結被視為情感價值的核心，它遠超越環境，提供了人生的意義，也是基本的人性需求，當人們參與塑造地方時，這種情結更加強烈。 由於虛擬使人能遠距離感同身受地參與，因此已撼動了地方實體性。如今時空在前所未見的層次上運作，而這是人人都必須妥協的。實體世界具備基本的感官特質，能使身歷其境發揮出最大的經驗效應。 此外，這些變化也製造出一種新的地理排他性。與生氣勃勃、並較為富裕小區比鄰而居的，是不斷遭受剝奪的貧民窟。消費者需要現金參與城市活動，然而人們的消費與休閒模式卻愈來愈少重疊。企業的呆板，加上排他性的使用模式，無不破壞了市中心的中性空間角色。 對那些受過高等教育，並身懷技能的“組合式工作者”（portfolio worker）來説，城市提供了刺激、自由與活力；而對缺乏這類條件的人來説，它卻只有絕望、無力、不安與貧窮。城市創意行動有因應社會排他性的迫切必要，而要評估這種排他性，最好的方式就是“瞧瞧人們在工作、學習，以及其他形式上的參與權如何遭到剝奪，還有他們為何會缺乏現今最珍貴的資本，也就是人力資本。這所指的不僅是正規資格與技能，還有較微妙的資本，比如説知道怎樣在工作時舉止得宜、如何取悅顧客、如何與團隊合作……並能察覺潛藏的機會”，以及了解如何不僅與同道者聚首一處也和那些遭社會排斥者形成網路（請參見培利?希克斯〔Perri 6〕，1997年）。 政治變遷 經營並治理城市的制度正重新受到關注。儘管民主日漸普及，但未必總能履行參與的諾言。權力正在轉移，尤其是轉向輔助原則，從國家轉往地區和地方，而地區及地方則轉向公、私部門與志工單位間的合作；至於向上，則是轉往如歐盟等跨國機構。有關城邦（city states）的興起，便猶如義大利文藝復興般，引起愈來愈多的討論。如今我們視城市為複雜的混合物，其中有領導權重疊的利害關係者。至少在英國，民選市長的構想再度興起，但這並不是要為城市找老闆，而是要找個有遠見、能善用人才與資源，並提供策略性願景與重心的協調者。
而選民投票率下降，已引起市民對其他參與形式的興趣，如從公投到選民陪審團，還有從教育家到婦女、老人或少數民族團體等非地域性的社群代議等。我們再次可以看出，這種同構性也受到多元化和多樣性的挑戰。 然而在城市事務中，良好的管理是種具有競爭力的工具。或許有人會質疑，從少數人中選出，並身為少數政黨成員的無薪議員，是否該擁有對城市事務的最後控制權。除了這類民選組織外，總有願意致力貢獻，以改善城市生活的個人。這促使“利害關係者民主”（stakeholder democracy）的概念得以普及，繼而促成新形態城市部門架構的設立。 文化變遷 經濟與技術轉型、人口大量遷移，還有全球化效應等，都已産生強烈的文化影響。無論是文化機構，或是獨立活動與展出的主辦單位，也因此有所改變。至於産品，尤其是娛樂業作品的同質化與標準化，正威脅著地方認同感，逐漸使城市無論是看起來，或是感覺起來都大同小異。另一方面，文化交流是衝突和創意的肇因。對某些人來説，文化代表某種“防護罩”，讓他們避免不受歡迎的改變；對其他人而言，則代表用以面對未來的“基礎”。 對於城市推陳出新來説，文化遺産與其當代文化表現，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從昔日的建築、藝術品、傳統、價值觀與技藝裏獲得靈感。而文化借由使我們的存在感有所寄託，來幫助我們適應改變；它顯示我們來自某處，而且其中有故事要説；它能提供我們面對未來的信心與安全感。文化遺産不光是建築，它包含了能證明某地與眾不同的一切文化資源。文化位於創造的核心，它也因此是種日新的生活方式。 以往淵遠流長的文化，還有身為媒介的文化機構，通常都會為社會的目標而協調。但如今狀況不同了，由於許多人認為，在文化中做抉擇根本不民主，並受限于傳統的階級與特權制度；因此民主社會在判斷文化事務的對錯、好壞時，往往總是舉棋不定。直到最近，文化與當代文化主流精神間的關係才比較自然，對其角色也有所共識。例如，在歐洲中世紀，最偉大的表達方式，就是為宗教服務。而在文藝復興時期，則靠王侯或資本家的力量，主要以再造城市為重心。到了啟蒙運動時期，為了提升市民的素質並改善社會，重點轉為發展知識。而以此為起點，19世紀出現了博物館與畫廊、公共圖書館及交響音樂廳等文化機構。至於19世紀文化機構的核心，便在於知識民主化的概念。而知識民主化的目標，則在於更廣泛地提升大眾素質，以適應工業時代和民族國家的新環境。
文化的關鍵挑戰在於，與市場經濟生活妥協，並評估所重視的事物是否能加以定價。然而市場經濟已顯示，它難以形成超越消費的有意義目標，同時也認清了大眾還有其他的願望。從絲芙蘭（Sephora）到探索頻道商店（Discovery Store）等零售店，開始發揮通常與博物館等文化機構有關的核心貢獻 也就是設法通過其所銷售的商品，來達成教育目標（馬克?帕契特〔Marc Pachter〕協助規劃了這一切）。 結論 從經濟學、心理學、生物學等各領域的新認識，以及從數字到生物等新科技的社會經濟意涵，再加上民主化與大遷徙的影響，都凸顯出以往認知的限制。而認清凡事都有關聯，則彰顯了區隔性思維（compartmentalized thinking）的限制，併發掘了未被徹底了解或開發的種種可能。諸如視廢料為資産，而非花費；讓工作來遷就人，而非人去上班；重新評估什麼該免費或付費；或是著眼于結果，而非城市預算的賭注等。只要改變我們的觀點，就能發揮宏大的效果。由於變遷新世界的運作法則不同，其內部邏輯或許看似是反直覺的，但第一步就是要領悟，單靠汲取過去的教訓，或是仰賴傳統思維來考慮現在，是無法解決這些新挑戰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