診斷意味著健康檢查，為城市把脈，並判斷存在哪些問題。結論可能是“這城市有代謝危機，並已達成長容量的上限”。結果這城市無法達成它的目標，稱職地扮演角色，徹底發揮潛能，而逐漸會出現機能障礙。鋻於我們的心態，因為無法看出其中的關聯，而有“系統崩潰”（system breakdown）的危險。從歷史觀點來説，城市有機地成長，會滿足他人需求並激發其需求，但也有某種程度的自動調節。隨著人口成長失控，系統會承受高度壓力，導致經濟、環境與社會崩潰。在許多城市裏有太多人缺乏足夠的資源，但猶如惡性腫瘤般，你無法抑制它們的動能。正如賀比?吉拉德特（Herbie Girardet）所指出的，這城市機器的貪婪需求正“開始超越地球的生産力”。吉拉德特主張轉向迴圈性思考，重新聯結各城市的輸入與輸出；這樣一來，每項廢料輸出都會被當作輸入再加以利用。倘若資源回收是必要的，而廢物是潛在資産，那城市就能提供自身資源，並減少它們對環境的影響（吉拉德特，1992年）。 繼診斷之後，我們可以瞧瞧處方。切除是正確的療法嗎？或許該把城市切割為“都市村落”①？還是我們需要藥物治療？我們或許能倡議建立靈敏的資源管理體系、更有效地使用道路、改善設計、控制污染與賦稅獎勵，但這類因應措施本身無法提供解答。這些城市機能的基本條件雖然舉足輕重，但不過是起點而已。可能影響治療的人性層面，也許有助於人們發揮潛能，或激發既富創意又能持續的構想。從永續的觀點來看城市，不僅能從根本上重新界定問題，也提供了可能的對策（請參見凱文?林奇〔Kevin Lynch〕的著作，尤其是《優質城市形態》〔Good City Form〕，1981年）。 豐富的概念 拓展我們對諸如資本、資産、時間、永續性等關鍵用語的概念，借由將某個領域的有效概念轉用到另一個領域，會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城市發展。例如，傳統上資本僅用在財務資源方面，與資金流向及現金、珠寶或土地等資産有關。它的價值在於可轉換性，因此能靠購買達成目標。我們若視資本為資産的綜合體之一，能維持或有助於人的生活，那資本就能轉為左右人類生存的更廣泛資源基礎了。在人類、社會、物質、自然、文化等眾多資産中，財務資本不過是其中一項。人類資本包括人的技能、才華與健康；至於社會資本則包括能促進合作，降低交易成本，並提供非正式安全網的人際網路與關係、團體成員身分，還有彼此的信任關係。社會資本借由促進知識發展與分享，並協助創新，而提高了經濟效益。自然資本則包括從水、空氣到礦物等資源；而物質資本就是既有的基礎設施。文化資本是促使社會凝聚的信念系統，還有文化機構等傳播機制。經濟形成主要的價值體系，並借由這些用語表達社會或文化議題，賦予它們嶄新的正當性與隱喻力。然而，對新思維來説，要量化以這些不同形式資本所表達的質，卻是項棘手的任務（倫敦國際發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9年出版的“永續性生活指南”〔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有助於加以定義）。
時間似乎是我們做一切事的憑藉，一連串固定、規律的時間點預示著我們的活動，並賦予它們秩序。然而，我們的時間概念具有文化特殊性，並與經濟結構有關。21世紀的時間，與前工業或工業時代的時間不同，而我們視時間為資源的觀念也需要調整。在前工業時期，時間隨自然運作，基本上是週而复始的。而在工業時期，則是以時鐘或火車時刻表來監看時間。為了促進貿易，需要統一時間，並設定時區。工業時間為線性而規律的，並將一切標準化。倘若週期性時鐘無法滿足工業時期的需求，我們就不該假設，用以滿足工業需求所形成的概念，將適用於後工業時期城市生活的千變萬化的模式。我們始終需要可靠的節奏，以平衡對彈性的需求，但我們在全球世界中，如何認知並組織時間，卻根本還不明朗（請參見1995年《民眾季刊》〔Demos Quarterly〕的“時間壓縮”〔The Time Squeeze〕）。 標準時間讓各時區能實時通信，創造24小時的市場、購物、工作與娛樂休閒。城市生活的各種刺激令人覺得，時間仿佛朝我們排山倒海而來。這種新心靈地理攪得人心惶惶。在緊湊的時間內，有太多資訊塞滿太小的心靈空間。移動性進一步壓縮時間，令我們在肉體上覺得難以調適自身。由於花較少的時間就能抵達，因此遙遠的地方反而感覺較近：對倫敦人來説，巴黎就比康沃爾（Cornwall）近。 時間是項經濟商品，為了穿越擴張的城市趕去上班，我們承擔不起浪費這項資本。此外，它也是如人飲水般私人的東西，並反映出社會上的其他差異，如最貧窮的人卻有最多時間可消磨，而較富裕的人卻認為，他們沒空去享受自身的財富。隨著重心由財富轉往福祉，能善用時間，而非只是填滿時間的能力，就變得極為重要。或許，後工業時代的新節奏會涵蓋時間的使用權，還有使用它的相關責任。 永續性是這個時代的中心概念，它代表解讀這世界的新觀點，迫使我們思考傳統的影響，並開展了跨世代平衡的概念。這徹底影響了我們對城市發展的概念，並意味著在不損及未來世代滿足其需求的能力下，也能滿足現代人的需求。這個概念較豐富，需要超越環保主義，以重新設定心理、經濟或文化概念。它該灌輸新思維，以確認可永續的創意。 創意概念與永續性或許看似矛盾。永續性在面臨外在衝擊時，借由強調檢驗推論與彈性的必要，致力尋求發揮創意。同樣的，它也延伸到其他領域：經濟永續因應了長期維持收入的需求，或是採取經濟發展創舉，以解決諸如犯罪、缺乏信心，或是教育設施不足等問題。社會永續需要將社會排斥降至最低，並提高社會公平性，凸顯確保當地小區實際參與的需求。至於制度永續，則需要架構得以長期運作。 政治永續雖較少列入考慮，但計劃取決於政治承諾，或是對其長期可行性的容忍度。概念永續的重點則在於，需要內外一致以求長期的成功，其中部分有助於贏得政治支援，但更重要的是達成預期的結果。至於文化永續，則凸顯了活動必須考慮文化背景的事實。所謂文化背景，就是透露人們生活模式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最後，我們不該忘了感情永續。我們為了可能鮮少察覺的感情理由，而做各式各樣的事；例如，教學永續取決於鼓勵想入行者，或已入行者正面感覺的程度，以及所獲報酬的程度（弗朗西斯?馬他拉索〔Francois Matarasso〕已幫忙厘清這點）。令人快樂的並非較高的薪水，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我們都偏好富裕加上消費者保護主義需求的福祉感（請參見阿蓋爾〔Argyle〕，1987年）。
豐富的智慧 西方社會重視某種形式的智慧更甚于其他，尤其是科學－語言；因此，認為只有一種認知智慧形態的信念，已深植各機關團體的結構中。這種線性思考將一切都分解為組件，主張對決策而言，邏輯推理是唯一穩固的基礎。於是新知識建立在那種有限的基礎上，甚至在本身的內部邏輯中作繭自縛；也因此，組織會自行挑選那些展現出與其有相同思維的人。這種思維的價值常使我們對通過意外關聯、同步、彈性等方式運作的其他思維，還有利用它們的人視而不見。 在認清課程多元智慧的可行性方面，教育制度的反應始終慢半拍（賈德納〔Gardner〕，1993年）。與認知－語言技能相較，諸如空間、視覺、音樂、肢體動覺、個人、心理、人際等其他智慧依舊遭到忽視。白紙黑字很重要，但還有我們得以利用的大量處女資源。每個目標都有適用的一套智慧，若是使用其他智慧，便會限制可能性。我們唯有應用不同的理解、觀點與解讀之鑰，才能發揮創意，解決城市的問題。 不同的文化與時期偏好融合某些智慧，在工業化時代初期，知識反映出當代的機器形象，並重視機械式學習。工業化較後期與後工業化的社會，則重視邏輯－數學、語言和內省式智慧。在創意的時代裏，你需要廣納一切形式的智慧，把它們當作靈感的泉源，以及表達思想、資訊與理論的工具。一幅畫可以表達某種思想，一首樂曲或許反映出某種政治情操，而一部電影可能闡釋了某種願景。新的大眾傳播媒體正迫使我們認清這些智慧已扮演的角色，我們該更積極地利用它們。 此外，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學習的時間與場所。改變的步調已削弱了固定的人生階段及線性人生發展的觀念，只包含教育、工作、退休三個時期的支援性社會與經濟架構的人生模式已經消失。如今我們認清了終身學習的必要，學習在不斷的迴圈中進行，以協助我們適應新環境。這挑戰了傳統教育服務提供者的獨佔性：學習機會日益多樣化，無論在家、在職場、在圖書館、大學，或甚至同時許多地點，都能進行顯而易見、意外，但漸趨非正式的學習。 隨著更多元文化、族群背景的人開始扮演某種角色，新人才也發揮了作用。供年逾五十者就讀，並自給自足的第三齡大學（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便大大挑戰了根深蒂固的年齡歧視。儘管退休或許成為較普及的觀念，但它是否發展得夠長遠，足以賦予多元化經驗價值？這些人類資源是否遭低估、城市是否無法人盡其才，並是否在日益高齡化的社會製造成本。要證明如何既能重估銀發族的價值，又得以擴大我們對年輕人潛能的評估，需要下許多創意工夫。 豐富的傳播 了解各類型傳播，尤其是敘述與圖像間的差別，是很重要的。敘述式傳播與製造論點有關，它需要時間，並會促進反省。由於它的範疇具探索性，並與批判性思考有關，因此它的“頻寬”很廣；此外，它在逐步建立了解上，則具有“低密度”性。敘述式傳播旨在創造意義。反之，圖像傳播的“頻寬”很窄，並具有全神貫注的目標。由於它尋求將意義塞入緊繃的時間框架中，借由引發象徵性行動，讓所傳達的事物感覺起來很重要，以製造高效果，因此具有“高密度”性。典型的圖像式傳播，就是慈善團體“行動援助”（Action Aid）的宣傳資料，它不是旨在説明某種狀況的起因，而只是要立即激發人們以錢財表達的響應。
創意城市創舉的挑戰在於，要在具圖像力的計劃中，深植敘述性特質，以及較深刻、較有原則的了解。象徵性創舉能借由構想與象徵的力量，進行大躍進的學習，並避免冗長的闡釋性敘述。在這種狀況下，富遠見的領導人、一流的象徵性方案、運動推行者的任務、激進分子，還有冒險分子等，都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例如，總部位於加爾各答的“城市優質生活人民聯盟”（PUBLIC），便通過垃圾回收、大眾運輸、拯救文化遺産等方面的直接行動，來改善生活環境。 決定為倫敦推出第一位直選市長的創意，就具有重大的圖像特質。它不僅象徵選出一位全心為城市奉獻的領袖，也象徵打破傳統，擁有一個嶄新的開始。另一個與圖像特質有關的創意，就是“共同點”（Common Ground）的構想，他們提議在所有泰晤士河沿岸小區的參與下，為倫敦創作以河為主題的新歌。泰晤士河不僅分隔了，也聯繫著倫敦人。這類參與活動會改變他們對倫敦的觀感，促使人們為文化、政治復興而彼此相會並聯繫，為了處理倫敦其他的實質問題奠定基礎，則已提高了承諾、市民的驕傲與積極性。芬蘭重視光線眾所週知，而稍後將詳述的“赫爾辛基光之力”（Helsinki Forces of Light）計劃（見p.145），便具備類似特質。 同樣的，紐約構想出零容忍概念以打擊犯罪，也富有圖像特質。人人一聽就知道，“零”這個字的力量。“零容忍”（zero tolerance）是個複合詞，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含意，無須複雜的解釋，就知道要期待的是什麼：聯結“容忍”（tolerance）這個詞令人心安。 由於傳播需要與地方、傳統、特色等聯結，因此無論是光線、歌曲，或甚至如“零”這個字，要認清圖像激發要素是最困難的。要確認這些激發要素，稍後闡述的文化資源模式將是一個手段。在注意力長短繫於顯而易見計劃的時代裏，既要計劃內體現富原則的新鮮創意，又要能以圖像來傳達，對創意城市正是項挑戰。就算未受理解並接納較深奧的原則所影響，圖像式傳播也可能具危險性，而變成一種操縱與宣傳（我要感謝湯姆?柏克〔Tom Burke〕強調這些特質）。 製造合作空間 統合性思考取決於與日俱增的尊重、同理心，還有對共同目標的了解。條條大路通羅馬，因此尊重差異與不同的觀點，並願意改變個人心態是必要的。要成為創意城市有許多方法，而經營博物館、餐廳或網路服務也有不同的方式，或許其中的差異就是一項競爭優勢。尊重各種貢獻的氣氛不僅能促進創意，還能激發最大的潛能。這種氛圍製造了對話環境，以及共同行動的空間。然而，那取決於能重視差異，不要求人人都放棄自身的核心價值觀；遺憾的是，這並非多數政治辯論的特質。由於受過對話訓練的人較容易在這種合作空間運作，因此教導參與技巧應該成為新思維策略的一部分。
尊重不僅促進好奇心與冒險的勇氣，也培養出傾向尋求對策，而非問題的態度。例如，在管理與決策中，都未視感情、心理、審美智慧為技能；的確，多數經理人甚至不知道，它們究竟是什麼玩意。然而，擁有這些技巧的人往往能使團隊運作得更好。真正算數的，就是什麼能發揮適當的效果。富創意的批判既能協助檢視論據與風險，又能避免因害怕人身攻擊所引發的戒心。不過縱使是創意性的批判，也該配合建議性的替代選擇。容許嘗試並重視其他觀點，讓人無論在概念或實際上，都得以重新思考並探索，進而催生可能成為主流的實驗方案。當對策可能採用各選擇的一部分時，便會促使人們擺脫非黑即白的選擇。 擴權 新思維需要有一套選擇、分辨與判斷的系統，但它的根本基礎是什麼？當然，它是人類共通性中對互相依賴的認知，而這些人普遍居住在城市中。然而，我們從這種對相互依賴的理解中，究竟能獲得哪些普遍性與永續的價值觀，以提供至少在某段期間內顯而易見的寄託？ 這些原則在本質上攸關良心、表達與宗教自由等人權，也就是接受文化的多元性。然而，聯合國憲章的模式卻無可避免地著重個人，那它如何能幫我們協調城市生活？多數發達社會認定，老、弱、孺等弱勢成員有權接受公眾援助，並不該受到歧視。這種種權利都延伸至其他領域，例如，有權享受潔凈空氣與水的概念正在形成。至於若有其他議題被視為權利，是否會影響我們的優先級與決策？我們對權利的理解不時會改變，並總是受利益團體間的政治協商所左右，但這個概念卻可能有巨大的影響。我們不該認為，權利必然是四海之內皆準：某地的權利在他處可能行不通。城市能賦予市民實權；例如，許多人借由在他處所無法享有的服務標準規範，或是公民憲章（Citizens' Charters），因而獲得競爭優勢。 新單純：重視風氣 説這世界變得愈來愈複雜是自我應驗的老生常談，但我們能選擇究竟要助長那種複雜性，還是按照自己計劃、設計，或甚至討論城市未來的方式，致力朝單純之路邁進。一旦我們了解了知識經濟的準則，它就未必會顯得比工業經濟來得複雜：接著它令人困惑的細節就會被納入較明確的模式。同樣的，經由媒體與網路提供的大量資訊也很複雜，可是一旦過濾、整理之後，就能夠厘清並簡化。 借由如後現代主義等架構取代堅定的信仰系統，強調相對價值，可能會令我們覺得，除了判斷之外，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然而，我們確實會進行價值判斷，以引導我們去選擇與行動，使複雜的事物令人一目了然。我們偏好某些表達方式、社會目標、生活方式，還有統合與目標概念。重申基本信仰體系，或是通常被稱為“新時代”（New Age）的系列信仰，都是使人生變得較容易了解的其他方式。 然而要在不過度簡化，或在膚淺的判斷下加以單純化，依舊是可能辦到的。由於新思維強調全盤策略，涉及思考截然不同事物的能力，因此正是了解複雜事物的一種方式。這或許意味著結合開放與嚴格，或是兼顧專注與彈性。借由琢磨根本的邏輯、原則、規範與系統，也能將複雜的事物簡化為可理解的要素。我們若堅守價值觀，混亂會通過倫理性架構産生重心。而風氣的概念則有助於重新營造凝聚力，傑夫?摩根（Geoff Mulgan）便言簡意賅地概述了諾曼?史特勞斯（Norman Strauss）有關方面的思想：
所謂風氣（ethos）就是結合一套顯而易見的原則，以及預定目標所闡述的統一觀點。風氣是重建凝聚力的工具，而這是任何組織的首要課題。……它需要了解自我與其作業環境。它需要更高層次的技巧，以統合看似矛盾的資訊和對立的利益團體。……當有這類風氣時，相當容易看出它對新狀況的反應。它的反應相當容易預見，而其原則對人人而言都是透明的。……界定風氣是政府一項強而有力的工具：是優先級與資源的指南、是凝聚人的共同認知及目標……風氣是項決策工具……當新問題出現時，不必從頭加以思考。風氣是項降低多樣性或複雜性的工具……它結合了遠見與實際。……有三個層面需要一致……風氣、願景、倫理與轉變的後期設定或整體策略；管理、控制、規則、預算、創舉和監督的核心策略；常規及重復作業的基本策略（摩根，1995年）。 新城市領導階層的強烈風氣，應著重在城市創意。“城市”這個名詞通常與創意無關，我們也不會想到要在諸如經濟發展、反種族主義等公共目標上應用創意。這精神該深植于地方風氣中，與文化及對文化資源潛力的評估一致。這樣，風氣是既根深蒂固，又具有抱負的。 視領導力為可更新的資源 我們需要視領導力為可更新、可培養的資源。打流程一開始，我們就要認清，界限是模糊的，並承認縱使在自身的專業領域也不是萬事通。視這為優點的文化遠比其他文化更富彈性、更坦承，也不需要故弄玄虛來運作。因此，合作是必要的。“創造領導文化包含頌揚表現不凡者，以及和他們道別，因此，下臺也形成規範的一部分。這是保持長期投入願景、目標與策略計劃的先決條件。……建立了那種領導層的小區會培養公民能力，而這個基礎和道路、下水道一樣不可或缺。在面臨壓力時，公民能力會支撐小區，讓它採取果敢的行動”（麥克納提〔McNulty，1996〕）。 去個人化的領導非常重要，因為這確保了那些基本上是策略時機的好點子會成為共同議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個人的表現。它讓好創意有許多父母，並使收養毫無困難。將領導權制度化有助於使它持久，但也涉及精疲力竭、退休，甚至死亡的規劃。它意味要有訓練新領導人的程式，勢必要有讓年輕人培養新技能的領導機會，隨著小區在新領導階層的帶領下前進，舊領導人被送走，他們的貢獻同時被表彰。 身在商業及城市組織、文化與志工機構，或是專業領域的領導人，通常不僅在小區，也在工作上扮演共同的角色。當他們了解，自己無法僅專注于一個問題，而必須因應小區的相關顧慮時，就成了非官方受託人。遺憾的是，在許多狀況下，領導人都遴選自古老、傳統的權力架構，而這所代表的是以往，而並非未來城市真正的多元性（請參見麥克納提，1994年）。 重新衡量評估與成功 新思維需要全面重新衡量監視、評估和判斷成敗的方式。想要確保創意遍及整個計劃流程，就必須不斷、固定地進行評估。評估不僅促進反省式學習，也不斷使思考恢復活力。這是吸收與獲取知識、從過去的教訓累積經驗，並徹底、積極注意現狀的能力。為了發揮效率與效益，需要學習兼顧分散、集中或産能的評估，以及分析性與批判性的思考。
成敗往往接踵而來，鮮少有計劃能全面成功。失敗中有成功的種子，反之亦然；而我們能通過不斷回饋，從這兩種狀況中學習。人們認為，他們能靠遵循最佳策略來避免失敗，但這往往是未考慮環境背景的草率模倣。誰決定如何評估成敗是很重要的，單純財務計算的限制已變得顯而易見。説到在創意城市中，人才是最受重視的資産是一回事，但“會計系統尚未趕上必要的轉變腳步；他們依舊只衡量財務資本的運用，而未改為衡量人類資本的累積。在企業財務評量中，不僅考績與價值等評量可能遭埋沒，還可能耗費不成比例的時間及注意力”（蘿絲?摩斯－坎特〔Rose Moss-Kanter〕1993年在華盛頓商務勞工部高峰會，就“職場的未來”（The Future of the Workplace）所發表的演説）。諸如城市版國民生産總值（GNP）等一般重點指標，重點仿佛放在短期獲利，或是城市動能的狹隘定義，而非城市長遠的能力，因此是拙劣的城市健康指標。 然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猶如知名美國民調專家戴維?楊科洛維奇（David Yankelovich）所説的：“第一步就是評估任何能輕易評估的東西，只要行得通倒也好。第二步則是忽略無法評估或賦予任意值的事物。這既造作又具誤導性。第三步是假設，無法評估的事物並不具真正的重要性。這是無知的。第四步則是説，無法輕易評量的事物實際上並不存在。這簡直是找死！” 新思維有什麼好處？ 應用這種思維模式拓展了更寬廣的可能，也為運用的創意開發了更豐富的資源基礎。它讓決策者研究、規劃，更有機會發掘地方的獨特性，而不只是盲人摸象地看問題與機會。利用新思維在組織內外運作，這不僅遠比其他方式更有效，也提供了犯錯不受責怪的機會。它提供了建設性的作業環境，令人更願意參與並負責聯繫更廣的組織及居民網。也因此，它使城市更富競爭力。 想像一座城市 我們在阿姆斯特丹暑期學校時，想像出一個聽來有如城市烏托邦的地方，滿足了我們對城市的多數夢想。我們知道，在匯集一流城市措施的地方，它的確存在，但由於想像的對策不在同一個地方，因此我們無法看到這個烏托邦。反之，擁擠、污染、不安、無情的城市反烏托邦（dystopia）卻仿佛近在眼前。 共同的關切 由於各人的年齡、興趣、背景不同，每個人的烏托邦可能也有差別，但某些方面很可能是不變的，如良好的生活、舒適的住處、有用的設施等。大家日益認識到，我們需要過更能永續的生活。多數人都贊同，城市該有明確的特色與小區感，它們應該與眾不同，並忠於自我。我們願意承認，參與和介入決策會強化動機、承諾及城市自尊；但至今有多少人相信，更公平地分配資源與權力，將減少犯罪和社會壓力？而又有誰會反對城市在經濟、社會與文化方面需要有活力與生命力？
交通活動 這可能意味著什麼？讓我們想想城市各地的交通活動。我們與愛車密不可分，便利使人不顧麻煩、花費與污染；而且其他選擇似乎差強人意、局限重重，又並不便宜。我們是否能設想一種交通和土地利用方式，以鼓勵大家心甘情願地減少開車？是否有一種方法能使我們願意為了樂趣，嘗試恢復走路或騎自行車，同時讓大眾運輸成為一種樂事，讓車輛共乘等“副大眾運輸工具”（para-transit）成為常態？ 或許在適當結合了政策與行動的前提下，我們能： ◆擴展方便使用的大眾運輸系統； ◆在白天交通繁忙時段及晚上特定時段提供20小時的服務； ◆在容易步行到達的距離內設置站牌； ◆將住宅區設為交通寧靜區，但要逐漸推行至市內所有地區，或是發展“無車通行”住宅區； ◆整合大眾運輸系統，使人能暢行無阻； ◆提升搭乘火車、公交車、電車與騎自行車等經驗的品質，並賦予它們優先通行權，建立提供城市新路線與聯結的通勤系統； ◆停車制度以居民及短時間停車者為優先，並逐步縮減位於中心及市內的公共停車場； ◆配合周邊停車轉乘措施，提供大眾運輸或自行車等選擇； ◆限定除了電車、無軌電車等安靜、無污染的大眾運輸工具之外，讓市中心成為行人徒步區；甚至將行人徒步區延伸至丘陵城市； ◆設置無噪聲區，尤其在夜間，只准許“靜音卡車”通行； ◆將車輛交通轉移至主要道路； ◆提供折扣或獎勵，例如可能先與公家機關員工商量，讓他們放棄停車位，以換取免費大眾運輸服務，還有如車棚、淋浴等自行車設施； ◆在交通標誌上建立電腦化控制系統，以及選擇性車輛偵測裝置； ◆對那些膽敢超速行駛的人，可以提高罰單金額，以支付大眾運輸投資。 超越夢想？
這聽來有如夢想，很容易提出，但卻不可能實現。然而在歐洲各城市，所有的提案都已被視為常識，只是未必全在同一個地方。在巴塞爾、蘇黎世、弗萊堡、斯特拉斯堡，這些提案多數已經實現，因此縱使經濟已擴張，但個人用車和能源消耗卻大幅減少。無論在荷蘭的海牙、格羅寧根（Groningen）、代夫特（Delft）與阿姆斯特丹，或是哥本哈根、維也納、博洛尼亞等地，由於結合公家機關的願景、創舉及一致的目標，加上由壓力團體倡導，最後由私人單位支援，類似的創舉已然生根。至於抗拒的民意也能成功地加以扭轉：到了1987年時，蘇黎世有61%居民支援減少車輛的嚴厲措施。 控制車輛並未使這些地方顯得死氣沉沉、步調緩慢或索然無味。此一措施並未損及他們豐富的創意，或是城市創意的優勢。至少在城市裏，汽車這種“偉大的聯結者”，終究已限制了人類的溝通和接觸；而鼓勵走路、邂逅與面對面接觸的城市，則增進了創意、財富及健康。 車輛是城市最明顯的象徵，但我們理想中的現代城市，對節約能源、廢氣排放等，都有類似充滿創意的對策：定期稽核能源；利用動力共生的地區暖氣島；訂定收費稅率來嚇阻浪費的用戶；提高節能標準，並補助購買節能裝置；促進興建生態合作住宅。薩爾布魯根、法蘭克福與赫爾辛基等城市，在這些方面都是先鋒。 集思廣益的創意 超越環境範疇，以創造城市烏托邦的條件如何呢？已有企業在自身營運的社會中承擔某些責任，它們： ◆促進種族融合； ◆為街童確認教育和工作機會； ◆為殘障者創造工作機會，以促進其獨立生活，並改變生活態度； ◆針對難以受雇者進行改善訓練、讓他們進入當地學校、為他們提供獎學金、監督計劃，或是以企業場地作為訓練地點； ◆協助失業者在企業的保護傘下設立影子公司； ◆尋求諸如輪調、分擔工作等創新方式來避免裁員； ◆促進創舉以協助振興貧民區； ◆聯結商業與公平交易策略，以提供製造商公平的買賣機會； ◆進行倫理稽核，也就是年度倫理會計報告。
除了這一切外，還有更多策略已存在於諸如美體店舖（Body Shop）、利惠國際（Levi Strauss）、明尼蘇達礦業製造（3M）、丹麥的北日德蘭儲蓄銀行（Sparekassen Nordjylland）、安特衛普的阿勒斯（Ahlers）、荷蘭銀行（ABN AMRO）、尼可曼（Neckelmann）、萬樂（Quelle）、惠普（Hewlett Packard）、麥當勞（McDonalds）、比亞喬（Piaggio）、星巴克（Starbucks）、湯姆遜半導體（Thomson CSF）、金章（Zanussi）、鄉村銀行（Grameen Bank）、南岸銀行（South Shore Bank）等企業中。此外，它們也是業界中某些最成功的技術、産品的創新者。猶如菲雅特（Fiat）與比雅久前董事長喬萬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所説的：“我無法接受一家企業最終的願景是獲利。當然，那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我也堅信，産業的角色在於改善社會”（請參見1996年歐洲社會團結商業網路〔European Business Network for Social Cohesion〕）。 通過哪些觀點 有各種讓新面孔參與規劃與決策的獨創性創舉，使社會永續性得以受惠。在芬蘭的基提（Kitee）與赫爾辛基、法國的魯昂（Rouen）、瑞士的洛迦諾（Locarno）、維也納的婦女活動城（Frauen Werk Stadt）、阿姆斯特丹的市民醫院（Burgerziekenhuis Hospital）、利物浦的芝麻開門（Open Sesame），或是烏特勒支（Utrecht）的銀發族産品標籤上，已有老弱婦孺通過“兒童擔任規劃員”（Children as Planners）創舉等計劃，來參與城市規劃。借由不同族群的角度來看城市，不僅發揮了授權，也發揮了洞悉不同觀點的重要功效。 城市規劃主要仍掌握在中年男性手中，而其需求及優先要務等概念，則取決於他們是哪種人。讓兒童參與的簡單創意措施，不僅使他們為自身環境貢獻心力，也培養出市民的榮譽感與自主性。至於採取女性觀點，則凸顯出傳統規劃往往忽略的問題，如遊戲區、交通可及性、社交空間、注意燈光與安全、公寓內部裝潢等。 自靈感中獲得文化驕傲 從一次性節慶到經常創造工作機會的組織，文化豐富的地方會從中獲得關鍵多數的文化活動。在城市環境中，建築會融合新舊，在視覺上並不令人感到突兀。這類以創意為核心的做法加強了認同感、特性與信心。在這麼做的同時，它也為現代目標鞏固並調適了一個地方的特性、傳統、迷思與歷史。它借由認清各社會或文化團體的價值觀與規範，而促進文化的永續性。 英國“共同點”的地方特色計劃就是個好例子：它包括製作地方教區地圖，以在英國六十座城鎮重新探索地方，並重新推出“蘋果日”（Apple Day）。赫爾辛基的“光之力”（Valon Voimat），則是利用克服黑暗的冬季傳統；柏林的多元文化（Multikulti）計劃借由強調“三十五種當柏林人的方式”，並通過加強社會凝聚、跨文化與跨世代了解，來設法融合移民團體。博洛尼亞的青少年整體計劃，則將原有的青少年俱樂部，轉型為創意産業中心，利用藝術來培養他們的生活技能與就業能力。既具文化敏感度，又富創意手法的建築計劃，其中包括重新設計的巴黎貝聿銘玻璃金字塔、改建亞力山大（Alexandria）的亞力山大圖書館，或是如開普敦的第六區博物館（District 6 Museum），重新利用浸禮會福音堂，以紀念在種族隔離政策下，當地小區排除萬難成為鎮區的歷史。
天外飛來的創意？ 讓我們綜觀那些聽來有如烏托邦的範例。無論你身在何處，似乎只要條件適當，就能憑空製造出英雄：這兒有位企業家、那兒有名市府官員，那邊有個母親因自身經驗而採取行動。創意在各行各業中欣欣向榮，幾乎某處出現任何城市問題，都會有富創意的對策加以因應。 倘若最棒的策略匯集一地，我們的“夢想城市”或許會實現。因此，這就出現了一個根本問題：假使一個城市能在某領域發展出最佳做法、假使它早已注意到別處有最好的策略，那它為何不能就城市關切的種種，研擬出類似的創意對策？什麼阻礙了創意？採取創新對策的阻力在哪兒？它是官僚體制中高壓攻勢的結果嗎？它是否太重視以資本為基礎的經濟邏輯，以致本質上就目光短淺、心胸狹隘？它與個人有關嗎？和組織有關嗎？與組織間的互動有關嗎？是因為城市只有某種程度的創意嗎？然而，為何某些地方要比別處更富創意？什麼造就了可能激發，並實現構想的創意氛圍？ 從充滿可能的多變觀點來看城市創意，勢必會遭遇橫亙在創新前的阻力，也就是根深蒂固的利益、經濟、社會、政治力量，食古不化的劣質封閉心態，以及缺乏冒險犯難的文化。因此，市民、計劃與城市之間缺乏相互學習，而城市生活的品質也就會每況愈下。 問題的癥結在於，城市要如何變得更富創意，並更能創新？它們如何才能實現新構想，並讓它切合現實？有哪些先決條件？城市要如何維持創意流程？它們要如何在組織內與組織間，去營造促進共同學習、成長與落實的作業環境？總之，我們如何才能全面在城市生活中實現“創意城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