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時差的關係，電臺主持人戴夫·肖琳抵達舊金山國際機場時已經身心疲憊了。他沿著高速公路開車，打開自己所在的雷電華電臺，當時電臺正連續播放披頭士的歌曲，這讓他開始覺得有點不對勁。肖琳回憶道： "我們的電臺從不播放披頭士歌曲，我知道肯定有什麼事發生了。我把車開得更快了，當新聞播出後，我渾身寒氣逼人，還以為自己在做夢。在'名碟錄音棚'到我抵達舊金山之間的某個地方，約翰停止了呼吸。打開家門，我的腳根本抬不起來，身體非常虛弱。那時我的感覺就是離奇、害怕。我一個人坐著，仍然感到震驚。不到半小時，電話就響了，之後的48小時，我向國家廣播公司的'今日秀'、美國廣播公司的'早安美國'以及數十名記者講述了列儂最後一次接受採訪的經過。從那時起，我就一直在談那次採訪，但是我永遠忘不了知道事實的那一刻以及我那時的孤獨感。" 孤獨、不安和離奇，這些和那個致命的晚上有關的詞彙和情感仍在我身邊縈繞。就像一個人失去了自我，卻被永遠不會停息的渴望所替代一樣。如果説這些詞彙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那麼照片則向人們展示了這個故事。攝像師通過鏡頭，在照片中表現幽默、痛苦、歡樂、絕望和希望。沒有人比當代最著名的搖滾樂攝影師鮑勃·格魯恩拍過更多約翰·列儂的照片。 1980年12月8日那個晚上，鮑勃·格魯恩在紐約市西村的家中，曬印最近給約翰和洋子拍攝的家庭照片。鮑勃是著名的年輕攝影師，他的名氣是全憑自己的努力得來的。在暗室裏進行著工作，他對自己的照片感到很興奮。他希望在淩晨1點將照片交給他們。對列儂夫婦來説，那個時間點再尋常不過了，他們有自己的作息時間。 格魯恩比列儂小6歲，但是跟他很合得來。約翰·列儂的知心朋友很少。一生中，他更容易和女性結交，這是事實。不過格魯恩卻是個例外，他不僅是約翰·列儂最親密的朋友之一，而且實際上已經成了洋子和約翰的家庭攝影師。洋子把約翰看成是她一人所有的，總是關心他跟誰相處，但他和格魯恩的朋友關係讓她既舒心又放心。 就在格魯恩給照片進行最後潤色的時候，他接到了門衛打來的緊急電話。 "我當時正在曬印兩天前給約翰拍攝的照片。跟往常一樣晚些時候，我準備去他的錄音棚。我想那時候大概是晚上11點左右，我就快沖洗完最後幾張照片了，晾幹後就可以在午夜之前跑到錄音棚，將照片送給約翰和洋子。淩晨1點之前離開錄音棚，然後在淩晨2點最後期限到來之前到《村聲》雜誌社取照片。我晚上一般是這樣度過的。那個門衛打電話來問我，是不是正在聽收音機或者看電視，我説：'沒有，怎麼啦？'當然他知道我跟約翰·列儂很熟。他説：'我剛從收音機上聽説， 約翰·列儂被槍殺了。'我記得當時的第一反應是：因為他説他正在錄音，在離開錄音棚之後被槍殺，我想他肯定在44大道或者第8大道。那個時候的時代廣場，有點像下等街區，很容易遭行兇搶劫。我想約翰可能走到角落或者其他什麼地方遭搶劫，而且他經常不在口袋裏放點現金。話説回來，那時候的一切業務往來都由洋子負責。有的時候，他身上甚至連5塊錢都沒有。我想可能是有人試圖對他實施搶劫，碰巧他又沒錢，所以朝他的手臂、大腿或其他地方開了槍。雖然中彈，但不至於致命。之後我的電話像瘋了似的響個不停。我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他當時正在加利福尼亞看電視。事實上，他是第一個與紐約嬉皮樂隊"大象的記憶"有關係的時事評論員，而我們和約翰與洋子的關係更緊密了。他説：'發生什麼事了？'我説：'我不知道，我在紐約，我沒看電視。'他説：'哦，我的電視開著。'我説，'新聞都報道了些什麼呢？'我記得他説：'到處都是血，約翰·列儂死了。' "著名的音樂製作人費爾·斯佩克特曾説過，什麼才是最淫穢的四字經。他説的是淫穢，但他認為，談論有關和親密的人做愛根本不算淫穢。他説：'最淫穢的四字經是死。'那天晚上，我聽到了那個字，整個人就這樣癱倒在地板上，開始想盡一切辦法去改變它。但是你怎麼改變？你又能做什麼？你又能做什麼？人死了，你無能為力。我感到真正的失望……失望。" 就在鮑勃·格魯恩探究事實真相的時候，國際著名的新聞攝影家阿倫·坦南鮑姆正在他的暗室裏工作，這時電話鈴聲響了。當他聽到最淫穢的四字經之後，趕快來到市中心的達科他公寓。坦南鮑姆所拍攝的令人深思的約翰·列儂的照片成了本書的封面，他是最後一個給約翰和洋子拍照的攝影師之一。他回憶起這對夫妻： "那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僅僅在10天前，我們還在中央公園一起散步。他們手挽著手，享受著生命中音樂的重生。他們深愛著對方，看起來很有活力。" 梅·龐正在紐約的一家飯館吃飯。在她看來，那是一個再尋常不過的夜晚了。給約翰和洋子當了幾年助理的梅，正在處理和列儂關係結束的危機，她要與這個不情願陷入愛河的男人從此不再往來。梅的朋友搖滾歌壇老將大衛·鮑伊在紐約的家中， 隨著事件在那天晚上到第二天早上逐漸鋪開，出於關心，鮑伊和他的助理將確保梅有一個溫暖的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