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近現代最重要的文化啟蒙運動，給20世紀初葉的中國文化界、思想界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美術作為中國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五四”運動爆發之前，美術界已經在孕育一股改革之風。 1917年，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藏畫目》一書中就指出：“中國畫學至國朝而衰弊極矣。”1918年，陳獨秀與呂先生在《新青年》上就中國美術展開了討論，“美術革命”第一次清晰地舉出自己的大旗。遺憾的是，首倡國畫變法的康有為，及首倡美術革命的呂、陳獨秀，後來都由於從事別的工作，轉移了注意力，沒有再發表比較系統的文章來闡述、深化其美術革命思想。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康有為、陳獨秀等提出的中國畫變革與發展、創新的問題，在美術界引起了巨大的震蕩。比如，康有為的國畫變法思想被他的學生徐悲鴻很好地吸收和繼承，1918年5月，徐悲鴻第一次在北大畫法研究會演講，便發出了“中國畫學之頹敗，至今日已極矣”的呼聲。李叔同、李鐵夫、陳抱一、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等畫壇學子先後出國學習，並將歐洲油畫技法引入中國，以期通過學習和引進西方藝術來改變中國繪畫現狀。 20世紀中國美術界星河燦爛，畫壇出現了諸多代表性的人物，如徐悲鴻、劉海粟、林風眠等，成為構建中國近代美術史絢美藍圖的中堅分子。其中，由於徐悲鴻與劉海粟一直致力於美術教育，留給後世的影響尤為明顯。 徐悲鴻與劉海粟都主張用西方現代繪畫技術來融合或者改良中國繪畫，但是由於各自的藝術取向與人生價值觀的不同，各自走的路線也不同。徐悲鴻從歐洲學成歸國，帶回了歐洲嚴謹的寫實派繪畫風格，劉海粟則主張藝術是生命的表現，注重藝術的表現性與藝術家的個性。 迥然不同的藝術追求註定讓徐悲鴻與劉海粟在不同的藝術高峰攀登，而早年同在上海的一些經歷，又讓這兩位畫壇領袖人物有了一段交集。由於畫評人無心的一段文字，使得兩位畫壇領袖在此後幾十年一直糾葛不斷，也成就了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上一段撲朔迷離的公案。 説起徐悲鴻與劉海粟的這段爭議，有一個人不能不提，他就是20世紀30年代活躍于上海文壇的《新時代》月刊主編曾今可。 曾今可（1901—1971），江西泰和人。早年身懷文學夢想，從家鄉來到上海，期望在文化圈中揚名立萬。百年後，不曾想，歷史記住他的方式不是他的文章，而是由他引發的一個個筆墨官司。 20世紀30年代，上海作為經濟發達的大都市，其文化市場容量也日益擴大，眾多文化機構、報紙雜誌叢生，使上海成為文化人的聚居地，很多文藝青年懷抱文學夢來上海謀求發展，曾今可便是其中一位。 最初，曾今可創辦了文藝期刊《新時代》月刊。這份刊物1931年8月1日在上海創刊，由新時代書局出版發行。開始時刊物也受到一批新文學作家的關注，鬱達夫、巴金、沈從文、麗尼、臧克家、何其芳等，都曾在上面發表過作品。 那時，曾今可是上海灘上十分活躍的人物，他喜歡結交名流，同時又愛製造點文壇新聞，偶爾也來點異想天開的舉動，以期引起文壇的關注。眾所週知，中國現代文壇的“詩體大解放”讓一個剛從美國回來、叫做胡適之的年輕人爆得大名，到上世紀30年代，新式的自由體詩已經在文壇穩穩地站住了腳跟，並取得了驕人的成績，“詩體大解放”的倡導者胡適之也早已是功成名就的文化領袖、學界翹楚了。曾今可在胡適大紅大紫之後，也夢想著一舉成名的榮耀，成為胡適之第二，於是，他便邀集一批閒居上海的名流騷客，如柳亞子、林庚白、曾仲鳴、章衣萍、徐蔚南、黃天鵬、華林、徐仲年、余慕陶、張鳳等搞了一次“詞會”，並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詞的解放運動》，發表了自己關於“解放詞”的“高見”，不料卻引來當時身在上海的著名文化鬥士魯迅的一番口誅筆伐，最終“詞的解放運動”無疾而終。 而對於本書的故事來説，卻起因于他在《新時代》月刊上無意中的一句話：“國內知名畫家如徐悲鴻、林風眠……都是他（指劉海粟）的學生。”於是，一段文字公案由此而起，並最終引發了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上兩位重量級人物——徐悲鴻與劉海粟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恩怨。 自古文人相輕，文人之間唇槍舌劍、你來我往是再不過平常的事情了，那麼為何徐悲鴻與劉海粟的這場論戰反響如此巨大，兩人的恩怨並未隨著當事人的過世偃旗息鼓， 反而繼續在徐劉的後人以及學生中硝煙瀰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