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加索非常擅長利用宣傳來創建個人威望和光環，這讓我尤為驚訝。畢加索曾説：“一幅畫就靠人來看，而大家看得只是這幅畫的傳奇。”我得承認自己喜歡他身上的種種矛盾：那個滿心裏都是鄉下迷信的畢加索，那個一擲千金過著波希米亞式浪子生活的畢加索，那個我行我素卻又以共産黨自居的畢加索。 畢加索不僅於此，遠比這些還要深邃。畢加索畢生都在與我們時代最為深刻的戰爭為敵，最終未捷身死。我意識到這一點，也就讓本書的寫作展開了新的一頁。我忽然發現，畢加索的一生並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才華絕世的藝術家，也不僅僅是一個非凡的男人那麼簡單，事實上，畢加索是我們這整個20世紀的寫照。畢加索的一生映照、反映、濃縮了我們的這個世紀，連同他畫筆下以及生活中的痛苦磨難，畢加索已經成為了我們這個動蕩不安的時代的文化英雄和傳奇化身。 作為我們這個時代渴望超越人類性慾局限的先鋒和遊吟詩人，畢加索盡情釋放性慾的同時又把女人詆毀成不知饜足的魔鬼。作為我們這個時代代言人的另一面，畢加索對上帝和神靈也持矛盾態度。他會把宗教推出門外，卻又從窗子裏看著它回來。他鼓吹無神論的同時又以“受難的基督”自居，並且在人生的關鍵時刻中把自己畫成“受難的基督”的樣子。他親眼目睹了這個世紀的種種黑暗和喪失人性的事件，這是一個被意識形態籠罩的世紀。畢加索在有生之年以狂熱的姿態于1944年加入了法國共産黨。在他的作品中，他的才華觸及到了人類邪惡以及時代邪惡的深度。就像另一位對時代不滿的代言人弗洛伊德一樣，畢加索深刻而精確地看見了散落在文明華蓋下面飽受折磨的性慾、暴力和痛苦。 畢加索的悲劇就是，在藝術中崇尚毀滅的同時，在生活中也進行無情的毀滅。畢加索恐懼死亡，相信世間本惡，他拿藝術當武器，把一腔怒火和仇恨都發泄在旁人以及油畫上面。畢加索説：“一幅好油畫，就得有個鋒利的刃。”一段好姻緣也是如此。 惟一能夠僥倖逃脫這利刃，並且還能延續自己的藝術生涯與人生的人，就是弗朗索瓦絲·吉洛。我一開始寫作這本書，就要求採訪弗朗索瓦絲。她答覆我説，並不想再回憶起與畢加索的那一段生活，於是她拒絕了我的採訪。兩年以後，弗朗索瓦絲和丈夫瓊納斯·索爾克博士（Dr. Jonas Salk）一起來我洛杉磯的家裏共度週末。這個週末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發現之旅。弗朗索瓦絲忽然答應服從“內心的召喚”，給我透露了很多當年的事情和想法，這些都是她當年自己的書中沒有提到的。當年弗朗索瓦絲自己寫畢加索的那本書出版時，畢加索還在世，並且她當時覺得孩子們太小，不便透露過多的真相。第二年，我與弗朗索瓦絲在洛杉磯、拉卓拉、紐約和巴黎又暢談過許多個日夜。弗朗索瓦絲不僅毫無隔閡地給我再現了當年她與畢加索當年的生活，而且還給我看了相關的信件、法院卷宗和照片，這些資料都極大地豐富了我的見識和理解。弗朗索瓦絲讓我不要把畢加索給寫死了，不要寫象徵和傳奇意義上的畢加索。她讓我直接去審視那個作為男人和藝術家的畢加索：“你可不能站在方丈之外給畢加索寫傳，雅瑞安娜，你得把畢加索寫得活靈活現。” 在畢加索的生活中有些關鍵人物與他關係密切，畢加索和特蕾絲的女兒瑪雅·畢加索就是其中之一。在伏爾泰站的一所公寓裏，瑪雅指著剛剛走進客廳的一雙兒女説：“這是畢加索家族中我最重視的兩個人。”畢加索從來就不願意見他的孫兒孫女輩。我看著這個場景，不禁感慨萬千，畢加索竟然把自己關在這樣一個年輕活躍的生活圈子之外，寧願晚年過著孤寂而絕望的生活。 在離畢加索逝世之地不遠的穆更，畢加索生前的女僕、管家和心腹伊內絲就住在這裡，她在超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裏一直服侍著畢加索。之前不管是寫信也好，還是打電話也好，伊內絲都沒有給我回音。後來我親自到了她家門口，伊內絲才最終答應給我講講那個每年生日給她畫像、讓她死心塌地的畢加索。聽伊內絲沉浸在回憶中講述著與畢加索的生活，我倆都深深的傷感不已。最後一次見面時，那天晚上伊內絲一直送我到車旁，然後把自己披著的手織披肩披在了我的肩頭，她説：“這個時節正是冷的時候，你得披著它抵禦夜寒。我自己倒還無所謂。”就從這一舉動中，我體驗到了她對畢加索的拳拳之心，也理解了畢加索曾經説“我這輩子都欠她”的含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