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柯辦公室裏有一幅漫畫，上面寫的也是太合麥田的口號：“為人民的娛樂服務。”
在很多人眼裏，宋柯既是個有商業頭腦的生意人，也是個過於理想化的偏執狂。因為早在十年前，大部分曾以製作唱片為主體的音樂公司，都早已見風轉舵，把公司的經營主線轉移到藝人經紀和商演的領域。但宋柯卻始終堅持原則，不斷摸索新模式，必須要在音樂版權這一塊獲得合理的創收。這也使得他旗下的“太合麥田”最終成為行業中最具開創性的一家公司。
從1996年入行，至今年年初離職，宋柯足足用了15年時間去琢磨中國音樂行業的版權問題，同時，他也花了15年去看清楚這行業真正的問題所在。無論是早期傳統唱片還有市場的年代，還是後來數字音樂崛起的時代，他都能找到靠版權賺錢的模式，只是這些模式都不太健全。
此前，宋柯做採訪聊音樂，常常是坐在“太麥”的辦公室裏，滿墻的唱片和海報，襯托著他當時的身份，一家唱片公司的老總。如今，宋柯卻坐在他新開業的烤鴨店包房裏接受著南都記者採訪，雖然聊的依然還是音樂，以及跟音樂行業相關的事情———但不可回避的現實，是他已經不再是唱片公司的負責人，而是一家烤鴨店的老闆。
傳統唱片領域
傳統唱片大勢已去，成功起步的“麥田”隨即轉型
不吐不快
“當時整個商業系統的誠信很差，發行商瞞報銷售數字，跟現在電影瞞報票房是一樣的。而當你不能得到真實的銷售數字時，唱片公司本身的市場導向就會有問題。”
上世紀90年代以前，內地流行音樂製品的推出，一直是延續著音像出版社編輯制的模式。直到1992年，香港的“大地唱片”公司在北京掛牌，包裝了艾敬、老狼等一批歌手，內地流行樂壇才進入所謂的唱片公司包裝制時代，並在1994年達到一個小巔峰。
但這所謂的巔峰期沒持續多久。1996年，當時包括“大地”在內的大多數唱片公司，紛紛由於資金鏈的斷裂而倒閉。原因是做唱片掙不到錢，至於為什麼掙不到錢，人們把根源歸結在盜版問題上。
宋柯就是這時進入唱片業。當時他剛從美國留學回來不久，做了一段時間珠寶生意，在好友高曉松的慫恿下創辦“麥田音樂”，那是1996年的事。當時，宋柯對這行業的未來看得不太清楚。用他的話説，入行一是因為理想，二是在這圈子裏認識的人比較多。“我在出國前就認識很多音樂人，譬如張楚、黃小茂他們，回來後又認識了高曉松、鄭鈞、老狼這些人，基本上大家都在一個圈子，感覺這一行你有熟人，心就自然會踏實些。”
但宋柯是個生意人，做任何決定都必定盤算過利弊，所以在正式成立“麥田”前，高曉松帶著宋柯去上海幾個大的發行公司轉了一圈，讓他對這門生意基本上有了了解。考察完畢後，宋柯得出結論———雖然盜版侵蝕很厲害，但如果有好的內容，並且製作、批發、零售體系的利益分配合理，還是可以掙錢：“其實當時也很明白，即使能賺，也肯定賺得不多，但那時候的整個大環境還算是一個良性迴圈，所以就覺得這行還可以做。”
之後，“麥田”的成功起步，證實宋柯對當時唱片行業的評估是正確的。1996年公司成立初推出的首張唱片是高曉松的作品集《青春無悔》，成本20多萬，回收約50萬。之後簽下的朴樹、葉蓓和尹吾三位歌手也相當成功。單是朴樹的首張專輯，在內地就賣了65萬張。
宋柯用高品質的音樂在傳統唱片還能賣錢的那幾年裏挖到第一桶金。雖然因經營不善，公司總體還是虧本，但讓“麥田”這個品牌在中國流行樂壇上佔據不可或缺的位置。直到2000年伊始，網際網路迅速崛起，傳統唱片的時代大勢已去，麥田也隨即轉型。
弊端1
銷售量模糊
內地唱片發行，沒有嚴格按銷售數字分版稅
回憶當年，宋柯甚為感慨，“如果你品質夠好，不管是新人還是已成名歌手，發行商起碼能保障你不賠錢。”但宋柯也強調，那時最大問題在發行上，“內地唱片行業，從誕生開始就沒有過真實的銷量數字，唱片公司和發行商之間是斷裂的。我們悶頭在做，他們也悶頭在賣。”
傳統唱片時期，唱片公司和發行商之間最普遍的交易方式是“保底”，就是發行商給唱片公司一個可觀的、起碼保證不賠本的價錢，把唱片“買斷”，之後唱片實際上能賣多少，基本就跟唱片公司或歌手沒太大關係。唱片公司從一張唱片上獲得的收益，根本就不是從實際銷量中獲得版權費而來的。“當時整個商業系統的誠信很差，發行商瞞報銷售數字，跟現在電影瞞報票房是一樣的。而當你不能得到真實的銷售數字時，唱片公司本身的市場導向就會有問題，你不知道在哪賣得好，哪賣得不好，所以我們的宣傳跟實際唱片需求是脫節的。”
宋柯認為，真正好的商業體系，應該是下游(發行商)的數字反饋回來，上游(唱片公司)再去做一些調整，包括下一張的內容，也會有些數據做參考。“當時就是保底的形式，唱片公司拿到這筆錢就會覺得，反正不虧錢了嘛，甚至還可以賺點。大家就覺得沒有動力去做。”
弊端2
零售價過高
發行商死守高價不降，導致盜版市場迅速膨脹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內地唱片業正處於卡帶和CD兩個載體的轉換期，而盜版也正因為CD的誕生才壯大起來。當年一張原版CD，普遍要賣100元以上，而盜版CD剛出現時，也就15元左右，這就是為什麼後來盜版越發倡狂的根本原因。在這問題上，宋柯也道出了當時唱片業中的一些內幕。
“那時我剛從美國回來，反差感特別強烈。譬如在美國，原版卡帶是10美元一盤，國內賣10元人民幣，這個比例比較正常。但後來CD出來了，美國的普遍售價是15美元，比卡帶貴不了多少，這就很容易把聽眾往購買CD的方面去引導。但在國內，CD要賣100元人民幣一張，甚至更貴，這誰願意買呀？”
宋柯説，當時CD之所以賣那麼貴，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剛開始時，CD的製作成本比較高，把價錢抬起來了。當CD普及後，製作成本降到很低，發行商卻始終不願意把零售價降下來，一意孤行守著高價位。“另一方面，還跟海外版權有關係。當時港臺唱片引進到內地，港臺唱片公司給內地發行商定了一個很高的版權價，目的就是要把唱片零售價抬到跟港臺地區一樣，譬如香港的CD平均也是賣100元左右，如果內地賣四五十元甚至更低，他們就擔心會回流。”
當時，宋柯曾跟上海三大發行商提過建議，希望把卡帶的售價提到15元，CD則降至20元左右。但最終還是因為一己之力過於薄弱沒能實現，“到了2000年以後，CD的售價就被迫降下來了，不少內地唱片都買二三十元左右，但那時盜版已經深入民心，而且盜版最後賣到5元一張了，怎麼競爭！”
彩鈴業務領域
運營商的利潤分成模式，先看到春天，然後還是失望
不吐不快
“279億元的無線音樂收入當中，唱片業只得到5億元———整個唱片行業來分這5億，這算什麼？基本上就是施捨，給你賞口飯吃而已。”
針對中國的唱片業體系的狀況，宋柯曾提出一個“40%”的概念，他認為，就內容方而言，包括電影、電視，從商業體系中得到的收益比例，如果達不到40%的話，這個行業一定是不健康的。“而內地的唱片業，即使是當年環境最好的時候，也從來沒高過15%。”
所以，在宋柯看來，早在傳統唱片時代，內容方(唱片公司)就已經處於一個受壓榨的劣勢。他舉例説，上世紀90年代傳統唱片體系已經算高的了，大概能達到8%到12%，就是賣一盒10塊錢的卡帶，唱片公司能拿走8毛到1元，零售商大概賺1.5元，而中間的那塊利潤，就是發行商的。“也就是説，上游的製作方和下游的零售方所佔的利益分配比例較低，中間的批發方佔了大部分利潤。”
關於這個分配比例的問題，宋柯在各種會議上呼籲了有七八年，但沒有任何效果。直到2003年，當彩鈴出現的時候，宋柯發現，這個利益分配方式比較符合他理想中的模式，所以他最早、也最快轉入到彩鈴領域。
彩鈴的利益分配方式是“15：42.5：42.5”，就是當時合作的電信運營商拿15%，SP(增值業務提供商)拿42.5%，最後到唱片公司手裏的利潤還能拿42.5%。這看上去是一個很高的利潤比例。後來，宋柯更把SP踢出局，直接和運營商五五分成。當時他樂觀地認為，如果真的按照這個遊戲規則玩下去，中國的音樂行業從傳統轉向數字還是有一定生存空間的。
於是，2004年，宋柯與認可其思路的太合傳媒合作，組建了“太合麥田”(簡稱“太麥”)。同年，在刀郎如日中天之時，“太麥”買下他幾部作品在無線通信和網際網路領域的版權，隨之而來的幾千萬次的累計下載，給他帶來了2000多萬元的收入。
弊端1
分配不公平
拿出來五五分賬的，只是利潤中的極少一部分
原以為數字時代的來臨，會給音樂行業的命運帶來革命性的轉機，但最後結果依然和宋柯想像的不一樣。譬如刀郎的彩鈴版權，如果按42.5%分成的話，“太麥”能從他的歌中賺得1億元。但實際上，SP會用各種理由隱瞞數字，最後，內容方的利潤又被擠回到不足10%的空間去了，宋柯只得到了2000萬元。後來，SP被踢出局，唱片公司和電信運營商五五分賬，但結果也並沒有任何改善，“比例是對的，但到底哪塊收入能算入這個比例，不是我們定的，而是電信運營商定的。最後，我們實際得到的收入依然不成比例。”
事實上，電信運營商與內容商在收入分成上，只有少部分屬於可以五五分賬的。“以去年中國無線音樂的收入為例，公佈的數字是279億元，其中180億是功能費，電信運營商不承認這屬於無線音樂收入，但沒有音樂它也不會創造這個收入。還有一部分無線音樂會員費，一年有大約60億的收入，也沒有列入分成裏面。還有，電信運營商推出的音鈴包，搞一個包月，包月費內容商一分錢沒有，只有一點版權費。最終，通過各種名義版權異化之後，這279億元的無線音樂收入當中，唱片業只得到5億元，差不多又回到2%的比例。宋柯説：”整個唱片行業來分這5億，這算什麼？基本上就是施捨，給你賞口飯吃而已。“
弊端2
行業不團結
無數次呼籲成立行業聯盟，但大家並不齊心
宋柯認為，要改變音樂內容商艱難處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大家聯合起來，成立行業聯盟。事實上，早在六年前，宋柯便開始做這樣的嘗試，呼籲成立一個聯盟，先把版權集中到一起，一致對外爭取到一個比較高的內容分成比例。“我無數次在同行會議上説，我們只幹一件事，把這個比例提高。把這個比例提高了，再聊咱們自己打架的事。咱們的蛋糕被人切得就剩2%了，20多家公司一年就分這5億元，還你爭我奪的，這個偷偷跑去獻媚，那個偷偷去妥協，有意思嗎？但是就這也沒人聽。”
這事兒最終沒辦成。對於其中的原因，宋柯不願細説，“可能是自己的影響力不夠，而且大家並不齊心。”但宋柯直言：“國內音樂業落到今天的境地，我也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活該！”
網路音樂領域
網際網路不懂靠音樂賺錢，只知道不停地FREE給用戶
不吐不快
“音樂行業缺乏主導話語權，無法設定有利於自己的遊戲規則，只能任人宰割。”
回顧這些年在無線音樂上的遭遇，有一個問題是宋柯要強調的，就是必須把運營商和網際網路區別開來，譬如“中國移動”作為運營商，從一開始做彩鈴時，他們就已經具備很強的版權意識。“我從一開始去跟移動談，就知道他們是認可版權方的。比如五五分賬，雖然最終哪一塊利潤可以按這個比例分，還是移動説了算，但只要涉及到版權，它一定是按這比例來分的，所以我個人是非常欽佩移動。”
談到網際網路這領域，則是另一回事。宋柯説，幾乎所有網站都不會去思考版權的事，他們先天就認為，“我偷你們資源是合理的，網際網路是天之驕子，生下來就含著金鑰匙，不需要尊重你們的規則。”
“網際網路不真正投錢去做音樂，也不想辦法讓音樂幫他們賺錢。直到今天，我覺得網際網路公司都沒想明白怎麼靠音樂賺錢，只知道不停地FR E E給用戶，養成用戶一種非常不好的習慣———我看電影是可以花錢，但我聽音樂是不用花錢的，這種惡習是網際網路公司給慣出來的。”
十幾年來，宋柯一直抱著積極的態度，在摸索音樂行業各種新模式的同時，也堅信遲早會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但當他面對網際網路這個不講規矩的龐然大物時，宋柯也無計可施，開始心灰意冷。於是，今年初他終於做出決定，辭退了“太合麥田”董事長的職位，轉去經營烤鴨店了。
宋柯説，他開烤鴨店只是做一份實業，並不代表離開音樂行業。今年2月底，一個名叫“唱片工業委員會”的、真正的內容商聯盟成立，挂靠在中國音像協會下面，宋柯被推選出任常務副理事長。他説：“雖然我已退下來，但還是會多跑一些和行業有關的事情。這個事兒我跑得比較多，當然，就是免費打工。”
看得出來，宋柯對這個協會期望頗高，他認為協會的作用，就是聯動、督促這個行業往更好的方向發展，同時也會向有關主管單位去反映一些狀況。“現在我覺得唱工委也能起到這樣的作用。當然我們也需要聯合其他協會，比如音樂家協會，跟音樂家合作；網際網路協會，去探討怎麼跟網際網路獲得雙贏。”
弊端1
科技的倒退
從CD回到MP3，商業複製和傳播越來越便利
音樂行業的衰落，宋柯認為跟這個領域的技術更新問題也有關。遊戲從單機到網遊，電視從普通到高清甚至到3D，電影從普通到IM A X……從音響到視覺，不停地用技術獲得産品的更新，讓盜版跟不上。而音樂卻在倒退，從CD回到了M P3，M P3變成了甚至唱片公司都能接受的格式。雖然，M P3的音質問題遲早會解決，甚至會出現比CD格式更優質的無線音頻。但問題在於，無論是M P3還是任何數字音頻，始終無法解決容易複製的弊病，給盜版造就了更大空間。這就是音樂跟電影、電視、遊戲等其他領域，在科技上背道而馳的一個趨勢。
其實在傳統唱片時代，唱片業為了控制可怕的商業複製和傳播，採取過很多辦法，比如推遲生産雙卡錄音機，生産空白錄音帶的廠家，每生産一盤磁帶都要向唱片行業支付一筆版稅，用來彌補因為複製傳播可能帶來的經濟損失。“即使到了CD時代，最初也一直沒有推廣可刻錄CD的設備，畢竟飛利浦和新力這樣的公司既是上游企業也是內容企業。但自從網際網路時代來臨後，這一切都無法控制了。”
弊端2
缺乏話語權
音樂行業無法設定有利於自己的遊戲規則
為什麼流行音樂這行業在進入商業化時代後，始終無法形成健康的商業體系？宋柯認為，這也跟中國人對音樂不重視有關，公眾對於這個國家有沒有音樂其實是無所謂的，所以也就談不上尊重音樂，也就無從去談版權保護。在這方面，宋柯還提到了另一個40%的問題，“製作商、內容商在唱片領域，實際是最分散的，比電影、電視劇、遊戲行業分散得多。在這個領域最大的企業，把‘四大’算上，在華語音樂都佔不到20%。最大的一家可能也就佔18%。”這意味著，音樂行業缺乏主導話語權，無法設定有利於自己的遊戲規則，只能任人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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