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不同參展經驗的群體
王慶松：對這種布展，很多攝影家沒有經驗。需要大量的溝通工作。這樣的大展覽需要整體的把控，需要跟藝術家産生磨合。這個展覽還是很提氣的，雙年展當然會突出某些作品，但我們不可能是以個人為主。
崔燦燦：當代藝術圈純做影像的藝術家，第一，提出的布展方式很明確，用什麼臺子、架子，投影儀還是電視機都是很精確的;第二，他們以往又會附上一句，最終的效果由策劃人決定。他們有一個基本的經驗7米的展墻不是一個個展，是一個主題性群展。
但攝影圈的很多藝術家都把7米的展墻當成一個個展，不認為對面的這個墻跟他有什麼關係，這是我們要磨合的事情。不同的群體對展覽、對展示、對表達的認識完全是不一樣的，究竟我們要做什麼，這個時候我要説他本身就呈現了中國當代藝術現場豐富的生態。
在這裡面看到當代藝術體系是怎麼運作的，很少有攝影家跟我們説你們要跟畫廊聯繫的，很多做當代藝術的藝術家，有畫廊合作的，都會要我們和他的畫廊聯繫，要跟我們簽署一份借展協議，你能看到一個當代藝術系統，你面對的不是一個藝術家，你面對的是一個當代藝術系統。
攝影生態系統與當代藝術運作系統的差異
王慶松：美術館在很多城市裏邊都有，但攝影館很少很少，私人搞的更少，中攝協本身都沒有美術館，展覽機會很少，基本靠幾大攝影節或者是沙龍性大家互相內部交流。
我也是中國攝影家産業協會的，他們一直強調市場，但是沒有平臺。談市場，不能紙上談兵，網際網路去交易，一定要有平臺。沒有展覽，沒有展廳就沒有話語權，別人看到在哪兒去買，他們説在網際網路，一旦説網際網路可以買，300、500沒有問題，但是一件作品達到5萬、8萬一定要看到原作。需要展示平臺，包括畫廊的展示。
攝影節有機會就一定要曝光，很多曝光是無效的，長期的無效會傷害很多人，就沒有興趣了。其實很多攝影節突然之後不搞了，或者就做自己認識的，給他們更多的機會。
最早的時候他覺得有希望，現在好多人説攝影的春天什麼時候來?很多人説攝影市場什麼時候來?攝影是可以走進家庭的，有很多這種市場可能性，都沒有開發出來。因為沒有價值標準，如果他有一個平臺説這樣的攝影師真是值錢的，是有價值的，或者是有態度的，或者是對整個攝影有建設性，是攝影歷史的拐點，認為這個是價值，不是你想拍就能拍下來的。有很好的展示空間和渠道，我們需要大量參與性的，有攝影專業的美術館，跟當代藝術之間産生一種互動。
雅昌藝術網：這樣的創作型影像雙年展使當代藝術的工作系統、工作方法與攝影産生相互的交流和影響。
崔燦燦：我覺得影響是主要的，從85美術新潮開始，當代藝術和美協體系的決裂，開始有大量獨立的盲流藝術家。但是攝影圈基本都是有穩定的工作，就不像當代藝術界的狀態。90年代做攝影的好多人都在媒體，那個時候只有媒體能買得起機子，普通人哪有錄影機，90年代初的時候比較重要的藝術家，基本上當年都在《工人日報》、《都市報社》等等。所以他們説攝影窮三年，你買一個機子都是很貴重的。
另外，為什麼這一次要請畫廊過去，請策展人過去，以往的攝影節可能都不會邀請他們。798展798的，攝影節展攝影節的，誰也不在乎誰，誰也不知道誰，各走各的。這次我們希望打造一個通暢的通道。希望真的把這個兩個系統連接起來，完成一種對接，這個是挺關鍵的一點。
雅昌藝術網：攝影生態系統跟當代藝術運作系統差異很大。
崔燦燦：差異很大，方式也完全不一樣。
雅昌藝術網：攝影市場的價值標準還沒有普遍的共識?
王慶松：沒有標準，原來不知道怎麼回事，當代藝術的標準由一級市場、二級市場的推進慢慢有了。
崔燦燦：很關鍵一點是説攝影群眾基礎大，每個縣都有玩攝影的，都有攝影群體。在當代藝術領域裏縣城裏面找不到當代藝術家。80、90年代當代藝術經歷了和體制決裂之後，市場必然是他解決與體制決裂之後生存的重要手段。攝影不是，攝影自己有穩定的系統，這些攝影家能買得起攝影機，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意。
另一方面，中國當代藝術這麼多年，市場的體制化是極嚴重的，依賴於畫廊，依賴於創作費，依賴於市場，依賴於拍賣。當代藝術向資本的妥協遠遠要大於攝影圈的，攝影更像是一個自娛自樂的活動，反正他很少有市場，造成他的自主性和從容性，還有一個特點沒有競技性。
當代藝術有很強的競技性，一年參加幾個雙年展，去哪幾個大美術館做過個展有一套流程，這個競技性極強，每個展覽拿出來都是打擂，在今天北京任何一個個展拿出來，北京是一個戰場，當代藝術圈是既要學術打擂又要市場打擂，所以它也是一個很頑固的市場機制。這個市場機制，給當代藝術帶來的反作用也是極大的。攝影圈也能重新激活我們對今天藝術工作的認識，我們對創作的認識，我們對一個藝術家如何運轉自己生活的認識;這都是有意思的一件事。
2013年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批評ON/OFF的展覽叫“無害的新貴，平庸的一代人”。現在回想那篇文章，過度的制度化帶來巨大的傷害就是平庸化，因為你不能做任何有害的事情。一旦做有有害的事情嚴謹的制度和高速運轉的制度會飛速地把你拋出來。攝影有最大的一個優勢，就是極強的自由性，這種自由性來自於制度的缺失、市場的缺失。
其實我們要做的是今天我們的當代藝術到底面對什麼，我們是要制度化還是要自由化，這是一個很核心的問題，自由化的人可能説我們要制度，制度化的人説我們要自由，當兩個東西放在一起的時候才是有意思的一件事，攝影圈追逐那麼多年的制度也沒有追求出來，當代藝術圈追求那麼多年的自由一下子被制度化給擊跨了。
我們並不是推動體制化，我們希望制度化和自由化的之間對話，這是一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