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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沙龍、日之帝展
無論是法國派還是日本派，究其風格傳承的演進線路，即是以歐洲發源地的油畫，通過中國留學生分別在日本和法國的接受和傳播，相應在上海為中心的中國西畫界發生的風格反響。仿佛是兩條難以割捨的文化之鏈，賦予了中國油畫沉重的歷史胎記，從而奠定了其風格生長的脈絡和基因。
事實上，法國派和日本派彼此有著內在的聯繫，強烈的振興中國美術的使命，使得他們走在了運動的前列。而寫實主義和表現主義，成為了他們手中有效的風格樣式。在寫實主義和表現主義之間，法國派和日本派的藝術家們，都有著各自引進和創造的選擇和方案，這些選擇，可以認為是他們“主動誤取”的自覺性所致，來源一是學院派的教育環境，二是留學地區的整體文化氛圍和藝術風尚，三是歸國以後的本土化實踐的思考。同時每一位畫家在其前後藝術歷程中，又呈現出程度不同的風格側重點。當然，他們最主要的特點，無疑是將美術院校作為重要的學術策源地，進而産生和擴大他們的藝術影響和文化效應。
留學西方的中國美術家一般傾向寫實主義，留學日本的中國美術家一般傾向現代主義。實際上，留學西方的中國美術家可分前後兩期：前期以林風眠主持的北京美術學校(1925-1927年)和杭州國立藝術院(1928-1937年)為代表，包容了西方的各流派；後期以徐悲鴻主持的中央大學和北平藝專為代表，選擇了單一的寫實風格。日本的油畫沒有歐洲那種悠久的寫實傳統，學院派教育一開始就帶有外光派色彩，而且尚未紮根，西方現代主義就接踵而來。比中國留學生赴日本或西方略早，日本的留學生已從西方帶回了現代主義。在中國留學生雲集日本的1937年以前，西方現代諸流派正傾入日本，各種流派風起雲湧，形成日本近代美術史上最開放、風格面貌最多的一段時期。中國留學生既在學校從師帶有外光派色彩的學院式寫實油畫，同時又深受日本社會上現代主義的影響，都在不同程度上傾向現代主義諸流派。……中國留學生的思想在其中卻找到很大的契合點，能夠産生強烈共鳴。西方現代藝術的許多概念，都是先由日本人譯為漢字，再由中國留學生傳入中國的，如印象主義、後印象主義、新印象主義、達達主義、野獸主義、表現主義、抽象主義、立體主義、超現實主義，等等。(劉曉路《各奔東西：紀念近代留學東洋和西洋的中國美術先驅們》)
在這種歐洲派和日本派的發展演變之中，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他們彼此所謂的“對峙”是相對的，而內在的聯繫卻是文化精神方面的真正融合需求。
歐洲派和日本派的出現，是中國油畫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至30年代中期出現繁盛多元格局必然的風格反映，又折射出當時畫壇的風尚，“其制蓋倣法之沙龍，日之帝展也”，他們的藝術實踐，基本帶有明顯的留學背景和文化影響，體現在各自的美術教育、藝術社團和展覽活動之中。沿著如是的風格之門，人們可以發現，法、日二派的存在，主要是畫風偏重有別，而其本源，終歸於歐洲的巴黎。從20世紀早期的寫生之爭，到30年代的風格之別，“洋畫運動”走向成熟。面對現代藝風極盛的巴黎中心，這批中國的西洋畫家們又將運籌怎樣的今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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