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錚:不一定是抵抗,是凝視。人民政府到現在還是如臨大敵的感覺。
蔡萌:楊鐵軍可以講一下。
楊鐵軍:想盡辦法。
顧錚:你的距離感讓我們感覺到,雖然是對峙的,但是還是怕他的,基本上有點遠。前面流了這麼多血,你後退後退,還是要拍,你拍的《白宮》,我感覺沒有這樣精神上的恐懼感。記者:他用的拍老虎的方式。
蔡萌:攝影來自客觀的對象本身。無論是吳印鹹的《人民大會堂》,還是各位藝術家拍的社會景觀現場的景觀,吸引我們眼球,更多意義是客觀呈現出來的。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選擇,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態度,這裡面還是有一些個人的文化判斷,那種批判的意識,都隱含在裏頭了。可能過去我們對這種景觀作為一種現象的話,其實景觀也可以作為一種長期持久的拍攝。
隨著中國社會不斷的變化,景觀本身也在變化,不斷變動中的景觀也是值得藝術家長期持久的去關注的。
吳瓊
吳瓊:我對攝影本身是外行,從技術上、語言上來講,都是一個外行,但是中國80年代以來的攝影比較多,每個觀眾有自己的角度,尤其在中國的攝影,我深深排斥傳統的藝術,把攝影當時一個藝術視角,我不否認攝影是藝術,我只是把它比較真的實踐,結合解釋,結合一種慾望,結合一種空間。
在這樣一個理念,我們今天談攝影,觀念也好,景觀也好,我們看到,話語的問題,權利的問題,身體的問題,慾望的問題,認同的問題,攝影裏面有獨特的呈現。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展覽,我還是有一些震動,尤其傳統空間的,空間呈現權利,權力結構空間,這是一個初始管權利和空間合謀之後,形成一個共生的結構,形成了權利的遺失了。
我第一個想到景觀當中沒有主體,但是我想在景觀當中找主體,我要看這個景觀當中主體放在什麼地方,景觀消失以後,主體在什麼位置。我看到吳印鹹的系列,有楊鐵軍的政府大樓,權力空間也非常讓人震撼,我要在裏面找主體位置的問題,吳印鹹的作品當中,我們看到一個窺視的主體,權利要把自己神聖化,象徵權利本身的空間本身會産生神秘感,吳印鹹想進入這個空間,對這個空間的視角做切割,所以整個《人民大會堂》,我們看到十分儀式化的主體,這個東西也找不到70年代、80年代追求的美學的風格,我們看到在主體的空間之間一個特別的糾纏,本身這個主體被空間吸收誘惑。
在這個空間面前,沒有主體存在。這個主體是一個奴性的主體。
這形成了另外一個對立,這個主體是一個什麼樣的主體?是一個暴露體的主體,什麼叫暴露體?弗洛伊德講了,使自己被看,暴露體跟受虐沒有關係,其實是使自己主體讓自己被他人看,這就是暴露體,他在展現給他人當中,他者的觀看當中,他來獲得一種自我想像的意淫式的態度。藝術家十分準確,在這個裏面,我們看到,觀看權利之外的主體形成了空間上的一種對峙的關係,所以實際上,這個主體帶有某種受虐的色彩。使得我們在政府大樓裏看到主體空間一種很矛盾糾纏的東西。
第三個主體,王婷梅,因為那個權利是一個已經不再有合法性的權利,可是主體跟空間,不再有一種權利的糾葛,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看到自由的,採取反諷、戲虐的看這個對象,我們看不到緊張的空間關係,可以看到跟權利當中的一種嬉戲。攝影家是女的,性別在裏面有沒有産生潛在的影響,如果是一個男性的攝影家看到這個景象,他的視角是什麼?我覺得至少主體和這個空間之間不是一個認同,它沒有認同,但是也不是對峙,也不去置疑,她給自己營造了自由嬉戲的位置,如果個人認為在今天景觀無所不在,我們的慾望完全比景觀的凝視所操控。
我們知道,我們看到的景觀攝影都是所謂用景觀來營構的一種表像,在這樣的狀態之下,雖然景觀攝影不再有目體,在這樣一個現實面前,如何安置自己,是跟景觀形成對峙、抗議?一種訊問?還是尋找另外一種東西,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這次展覽裏面,相對在這個角度上,顯得稍微有一點單一,因為景觀不主要是權利的問題,空間的問題,身體也是景觀、消費活動也是景觀,剛才鮑老師講了,垃圾是我們最為觸目的景觀,被景觀所遮蓋的另外一種景觀,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
蔡萌:他對景觀展開了深入的剖析,最後我們作為觀者,如何在景觀裏尋找你的位置,透過景觀達到自我的反省。剛才的發言當中,在用一種文化研究的方法在我們的景觀做一個非常具體深入的剖析。
王春辰與顧錚
王春辰:很高興和大家在一起。剛才老師和專家講了很多,我更關心,因為這幾年,大家對影像、景觀影像或者觀念影像有很多看法,這是一個專題展,命名為景觀攝影,我感興趣的,如果我們思考景觀,假如説它不僅是風景、城市的景觀,是一個靜態的景觀,這還不是靜觀的問題,我們發現裏面有很多主觀性的東西,藝術家是強烈的主體意識進入狀態當中。
有的以攝影作為影像,從我們當前的興趣,當代影像不僅僅是攝影的問題,如果我們僅僅把它放在攝影領域討論,永遠也扯不清楚,也説不清楚攝影的價值。
反過來説,只因為影像作為手段,它不同於繪畫,這個時候,我們要找到作為媒介手段時候,我們落腳點落在哪兒?前一段時間,我寫了一個小文章,做了一點思考,大家今天看攝影,已經不是一個靜態的攝影了,包含了今天你怎麼看待世界?同時攝影區別於繪畫的是,有一個瞬間的即時性在裏面,出去畫家做這些圖像的話,我們的感受完全不一樣,今天我們強調中國的變化,世界的變化。
作為這樣的表達方式,以攝影為媒介傳遞中國發展和變化,我覺得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你雖然看到大量的圖片,但是走來走去,如果和其他媒介相比較,很少,這個最真實、最直接記錄中國的變化。
私秘式的拍照就不是一個被動,是主動的,這個時候傳遞到我們面前,我們怎麼看?包括景觀攝影,藝術家的角色是什麼?這個時候,藝術家的位置和關係又在哪?如果我們把作為媒介的方式和當代藝術家作為自身存在,如何結合起來,我想展開的領域更全面一點,同時我們也不放棄對媒介特殊性的認識。
我看了一下,我們裏面有很多人工處理的痕跡,但是作為這種方式的藝術家,肯定要考慮這些,不僅是對圖像的表達,對數位也有運用,為什麼無法歸類,在數位化的情況下,我們如何傳遞這個世界。
這個展覽提供了一個未來採用什麼藝術的方法,我們做的工作還是很多的,藝術家有一個強烈表達的時候,才能選擇自己表示的對象,跟藝術家跟世界的關照有關,不僅僅是靜態的圖像。
鮑昆:我回應一下,是這樣的,我覺得,因為發展到今天,尤其2000年之後,實際上從我們中國接觸當代藝術界,某一種意義上,傳統的美術界開始使用影像的媒介是96年以後,這個中間,出現了很多有趣的現象,春辰説的,我們討論另外一個話題。影像的東西,原來有自己的行業,而進入後現代以後,上世紀90年代以後,全球的藝術家在尋找新的方式,突然發現表達觀念最直接,引起的效果也特別的強烈,李媚説,大家都轉景觀攝影,把看黃山轉成看城市了。
兩個行業什麼時候能夠統一起來,我和李媚都是資深的攝影圈的人,一個攝影師,拿出東西跟我們看,我們不僅要看到最終的效果,實際上我還能看到你怎麼回事,我們有這個經驗。我就知道,你原來就是搞沙龍的,無非覺得當代藝術能賺錢了,你就往這邊跑了,這個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當時很有趣的一個人,我們當代藝術界有一個活躍很多年的人,他搞攝影,跟著老栗,老栗夠朋友,對他很照顧,這個朋友的東西,老栗給了他很多觀念,給他注入進去,在我們這幫人來看,他不跟攝影圈玩,他專門圍著老栗的當代藝術圈轉,其實一個很一般的東西,那幫批評家的語境都給他一個新的觀念。這個非常的複雜。
從大的格局,你一直在中央美院的語境下,同樣在我們的語境看,這個東西鋪天蓋地,我覺得王館長和蔡萌做的事,好的方面,在這裡把影像合當代藝術做了有效的連接,實際上兩個圈子各説各的話,如果放在一個大的社會格局下,實際上又有另外的問題,這個工作是需要做的。
春辰可能很本位,攝影業務覺得很多,但是我們覺得很少,我們攝影本位的時候,也説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雖然我們知道,很多人轉向到城市景觀的設計,我們知道它怎麼回事,為什麼我們剛才強調,你應該更豐富的,你真正回到你的主體意識中,現在很多人只是模倣這種模式,跟早期的當代藝術是一樣的。雪梨,只是一種模式化的東西,根本不是説,我們強調了半天,是希望知道這幫攝影師怎麼回事,你看看現代學,讀讀現代史,一大半攝影師不具備這個資格,只是別人成功了,我們去模倣。
我覺得這個展覽,應該在這方面提出問題,給予引導,當然它是兩個方面了,一個是對內的,一個是對大的社會格局。
蔡萌:今天我們面對攝影的時候,不是簡單的面對攝影提出問題,我們今天這個展覽的攝影作品,不是要回答攝影本身的問題,要回答當代藝術的問題,還要回答跟社會發展本身有關係的問題,要求從不同的角度介入的話,他要展示出來的、呈現出來的面貌是不一樣的。有一點我們不能否認,從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以前,攝影已經融入到中國文化的語境中,我們不可能回避攝影。有的畫家已經拍照片了,但是你不能只看這幾個畫家的作品,這幾年,兩個領域的人也在發生變化,互有接觸和對話,我覺得在過去,如果你帶有個人化的記實風格是融合的話,我今天更願意把景觀攝影作為二者的融合,從拍攝者的身份可以看出來,兩個領域的人都有,而且他們經常在一起探討問題,這是一個最好的前提。
過去,像付羽(音)、未來(音)等等,還是更攝影一點。我們強調照片屬性、攝影屬性,你一定要回歸到攝影本身,而不是繪畫的。
我看國外很多當代藝術家做的作品,他們的作品呈現出來的照片屬性、攝影屬性非常強,而且過去幾年,多西方攝影理論研究著作,會發現也沒有一個明顯的界定,什麼是傳統的,什麼是當代的,什麼是記實的,大家都在探討照片本身,我們都在探討,你的作品載體是攝影,你最後要以攝影為載體呈現,這種照片屬性對我來説是最重要的,很多藝術家開始大量重視傳統意義上的攝影,他有暗房,也做傳統照片,王慶東(音)也收藏民國時候的老照片,包括繆曉春老師,在德國學的就是攝影,他一直用的方式也是比較傳統的方式做。
當代藝術家現在慢慢回到攝影的方式上考慮問題,雖然他們有各自的藝術理念,我覺得還是要圍繞這個照片本身看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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