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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因素的影響
民國美術社團的大規模涌現並呈較為集中的地域分佈，經濟因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近代絕大多數美術社團集中分佈在滬、蘇、浙、粵等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這些地區的上海、蘇州、杭州、南京、廣州等大中城市都是商賈雲集的富庶繁華之地，其中上海一地美術社團的數量佔據近代美術社團總量的三分之一還要多。而抗戰爆發前，西南、西北等經濟欠發達地區則絕少有繪畫社團的組織與活動。
上海自開埠以後，很快發展成為一座大型的商業都市，新興的商業資本家和官僚買辦熱衷於書畫及古玩的收藏，於是，一個潛力巨大的書畫藝術市場吸引著全國各地的書畫家前來尋求發展的機會。希望在上海淘金的書畫人士眾多，但對一般的書畫家來説，想要在名流雲集的十里洋場揚名立足，又談何容易?在這樣的情勢下，書畫家們就有了組織起來、共生共存的願望和要求。而日益繁榮活躍的書畫市場，客觀上也需要有類似商業行會的社團組織以保障書畫家的切身利益。由是，美術社團恰好充當了書畫家和書畫市場之間的橋梁和紐帶。通過加入社團組織，會員間的交流與切磋，既有助於提升他們的藝術水準，提高知名度，擴大社會影響，又可以從多個渠道獲取市場資訊，從而達到推銷自己的目的。而數量眾多的美術社團的成立，又反過來繁榮和活躍了書畫藝術市場。
(三)文化因素的影響
美術社團的大量涌現，是近代中西文化全面衝撞融合的産物。近代中國文化發展的複雜性，也決定了文化因素對美術社團發生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首先，傳統文化及國粹沉淪之刺激，是民國美術社團大量涌現的文化誘因。20世紀之後，封建帝制土崩瓦解，國勢頹敗，國粹沉淪，一向被人們視為國粹的傳統美術卻在西方文化和西方藝術的衝擊下節節敗退，這深深地刺痛著書畫家們的民族自尊心，同時也激發了他們重振書畫藝術，以文化救國的決心和勇氣。使他們認識到，團結起來，奮起直追才是唯一齣路。如1920年成立於北京的中國畫學研究會，是北方地區規模最大，影響最著的繪畫社團，關於其成立初衷，《中華民國三十六年美術年鑒》説：“繪畫為東方文化之一，我國具有悠久昌明之歷史，自清季斯道中衰，民初日趨荒落，國際博覽，有所徵求，輒無以應。周肇祥、金紹城因與同志賀良樸、陳衡恪(圖3)、蕭愻、陳漢第、徐宗浩、陶瑢等，共謀挽救與發展，乃有中國畫學研究會之發軔。”1923年9月，“南北藝術界諸君，感於無大規模之集合，不能有偉大之建設”，因而組織全國性的藝術協會，其《成立宣言》稱：我們在四千年前便氣韻生動的雕刻和繪畫，然而現在，歐西藝術經過中世紀一場悠久的迷夢之後，他們的覺醒比我們先了四五世紀。中西古今對比之下，就有了強烈的心理落差，也自然意識到“這是我們應該覺醒的時候了”。1930年由鄭午昌、謝公展、賀天健等人發起組織“中國畫會”。關於該會的成立，《民國十九年中國畫會緣起》一文中説：“在今日世界文化比較之情勢下，無處不予我人以慚怍與憤奮之感覺。尤以我畫界零落之衰象，而使我人益覺來日責任之重大，不能遷延茍且以相推委……日本為我國文化之猶子，雖格于其天性系統之差別，猶未能深肖，而其在國際文化上之宣傳，每每以東方藝術主人翁自居，此最足使我人難避不自振作之誚者也。”
其次，近代學校美術教育的興起與發展，為繪畫社團的大量涌現提供了堅實的人才保證。1906年，李瑞清在兩江優級師範學堂創辦高等師範院校第一個美術系科——圖畫手工科，開設中西繪畫課程，揭開了近現代高等美術教育的序幕。自此以後，師範院校的美術教育以及各級各類專門的美術學校相繼開辦。清末民初至新中國成立30餘年間，全國各地有各級各類私立專門美術學校及美術補習班近50所。國立的專門美術學校“北京美術學校”和“國立藝術院”也相繼創辦。學校美術教育的快速發展，培養了大批專業美術人才，為美術社團的勃興提供了豐富的人才資源。綜觀民國美術學校與美術社團的發展，二者雖不完全同步，但卻有著驚人的一致性。美術社團發展的鼎盛期，差不多也是學校美術教育發展的高峰期，美術社團集中的區域，同時也是美術學校集中的地區，這絕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歷史的必然。
再次，報刊雜誌等近代傳媒的發展為繪畫社團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輿論影響和傳播途徑。美術社團最新的組織動向、最近的活動情況、社員最新的創作和研究成果，都可通過報刊雜誌等近代傳媒及時地播向社會，從而大大加強了美術界與社會各界的交流互動，迅速地樹立自己的藝術形象，最大限度地擴大社團在美術界以及整個社會上的知名度。可以説，如果沒有報刊雜誌及近代傳媒的繁榮與發展，民國時期相當數量的美術社團恐怕早就為歷史所湮沒，也就不會有近代美術史和文化史上如此精彩的社團現象的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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