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大美術

開篇引言：辛亥革命以降，中國的近代史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動蕩與變革，民國時期的中國和她的子民們，都身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面對著複雜的局面和選擇。大時局下，思想、文化與藝術呈現出異常繁榮的局面。面對西風東漸下的中西問題、面對帝制崩塌後的政體問題，藝術有著獨特而豐富的表現。保守、改良、抑或革命，每個人都面臨著艱難的選擇，滿懷創作激情與救國熱情的藝術家們分別走向了古典傳統型、古典革新型、中西調和型、西方現代型四個方向，以各自的才華和理想實踐著自己的藝術道路。百年後的今天，歷史留給我們的是大起大合的史詩、回味無窮的奇聞軼事、當然還有炫如瑰寶的藝術作品。或許是高漲的藝術品市場才讓更多的人關注到這些藝術作品的價值，但我們有一個基本的共識，即那個不平凡的時代不僅僅是屬於政治的，也是屬於藝術的。

1926年9月，國民政府開始北伐戰爭。不及半年，北伐部隊順利進入上海。作為中國最早的通商口岸， “十里洋場”的繁華和商貿使上海躋身為當時世界第五大城市。政客們看重的是這裡東部財團的工商業資本和經濟實力。藝術也一樣，需要金錢的支援。兩年之後，在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等人的積極努力下，由國民教育部主辦的第一屆“全國美展”在上海新普育堂舉行。美展原定的揭幕人由於宋美齡身體原因，不能出席，楊杏佛出面邀請熊式輝夫人顧竹筠主持開幕式，1929年4月10日10點整，展覽正式開幕。

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舉辦並定名為“全國美展”（“全國美展”共舉辦了三屆，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屆美展籌備委員會的名譽會長是林森，而名譽副會長是蔣介石和蔡元培）的規模宏大的藝術展覽，中外觀眾近達十萬人。展覽作品包括書畫、雕刻、建築及工藝美術，還包括金石、攝影；不僅有當代美術，也有古代的及外國的作品參展。其中，引起觀眾廣泛關注的西畫作品風貌各異，既有寫實的風景和人像，也不乏追隨西方現代派畫風的作品，並因此引發了美術史上著名的徐悲鴻與徐志摩的“二徐論戰”。

“二徐論戰”誰更惑

徐悲鴻首先以《惑》為題向全國美展發難，其筆鋒直接指向塞尚、馬蒂斯、博納爾，稱其為“無恥之作”。緊接著，他憤怒地警告，如果中國政府建美術館，以三五千元收羅一幅塞尚、馬蒂斯等人的作品，為天下老百姓和納稅人想想，未見得就好過買來路貨之嗎啡海洛因。如果政府願意接受這樣的事實，那麼我徐悲鴻個人，將披發入山，不願再見此類卑鄙、昏聵、黑暗、墮落也。徐志摩則以《我也“惑”》為題回應徐悲鴻，指出他的批評“過於言重”，就像羅斯金罵魏斯德勒，托爾斯泰否認莎士比亞一樣有些“意氣用事”。徐志摩以塞尚為例，就他如何進行艱苦的藝術追求，如何被當時的市民誣為野蠻、荒謬、粗暴、胡鬧、滑稽、瘋癲、妖怪……後來又怎樣被青年藝術家擁上了20世紀藝術的寶座，成為一個無冕君王! 但是，萬沒料在這個時代，在中國尤其是你（徐悲鴻）的見解，盡然和1895年的巴黎市民一樣。

徐志摩為什麼萬沒料到，徐悲鴻言辭又何以如此激烈？按理説，此時徐悲鴻剛從國外遊學回來還不到兩年的時間。作為北洋政府資助的留法學生，24歲的徐悲鴻抵達法國之時，正是西方現代藝術在歐洲各國風起雲湧的年代。塞尚現代主義藝術之父的地位已被確立；馬蒂斯、畢加索等作為活著的大師，正享受著眾人的圍捧。巴黎作為現代藝術的漩渦中心，不僅滌蕩著無數藝術青年的心境，而且也吸引著全世界的藝術朝拜者。中國繼1919年留學生勤工儉學運動之後，巴黎美術學院已成為當時中國留學生的首選學校。與徐悲鴻一樣，後來民國藝術界中風雲人物如林風眠、潘玉良、吳大羽、顏文樑等都曾在那裏學習。

從藝術史的角度看，徐悲鴻的激烈，簡直是強詞奪理。一個週游西歐，且在西方現代藝術的中心開闊過眼界的人，何以對現代藝術如此敵視？事實上，二徐論戰，並不僅僅是兩個藝術家或者是文化人的觀念相左，他們據理力爭的東西，歸根結底是一個時代的幾種社會思潮之間的爭鋒。其時大局未定、戰亂不斷。從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在保守派、改革派、革命派三種勢力相互激蕩之下，傳統的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産生激烈的變化。藝術作為社會文化現象之一，亦在這些多元思潮的影響之下，形成四種勢力：古典傳統型、古典革新型、中西調和型、西方現代型。這四種勢力此消彼長、暗流涌動。但最終革命的意識取代了創新的願望，寫實主義佔據了上風，並統治中國達50年之久，徐悲鴻成中國家喻戶曉的人物，但其繪畫革命思想，卻在康有為那兒就已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