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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在書寫中的作用
搞書法，書寫者在書寫的過程中，是有一種情感在裏面的。沒有情感，沒有思想準備，或者心裏不痛快，或者手頭上還有別的事，硬逼著他寫，那是出不來好作品的。正如東漢大書法家蔡邕所言：“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可見古人早就認識到這一點了。唐代的孫過庭在《書譜》中也專門談到這個問題，有五合五乖之論：“神怡務閒，一合也；感惠循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並進一步指出：“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現在重溫這些話，仍感到很精闢。事實上也是這樣，我們寫一張字，如果今天情緒好，這張字寫得就好，如果情緒不佳，可能就寫得不好。所以説，作者的情感和心境，與書法作品的實際效果及其風格面貌，是有密切關係的。
鋻於此，豐富自己的情感世界，加強情操的陶冶與修煉，對增強書法效果，就不是可有可無的事情了。人們的情感世界是極其豐富、複雜、細膩、微妙的，不同的時間、地點、場合，不同的性別、年齡、職業，都有相應的差別和變化，因此，秉筆作書，就不會不滲透到字裏行間。人們熟悉的著名的行書《蘭亭序》和《祭侄稿》，就是在不同的情緒狀態下寫成的，前者的筆情墨趣是輕鬆的、歡快的、散逸的；而後者卻是沉鬱的、悲忿的、凝澀的。恰如祝允明所説：“情之喜怒哀樂各有分數：喜則氣和而字舒，怒則氣粗而字險，哀則氣鬱而字斂，樂則氣平而字麗。”以這兩個帖對照觀之，此論是不無道理的。當然，豐富的情感世界，自有情調的高低之別，亦有情趣的雅俗之異，只有追求高情逸趣，才能使筆下融進高品味、高格調、高氣韻，出筆不凡，使人刮目。能夠達到這樣，除了在筆墨技法上狠下功夫外，還須在三個方面不懈努力：
《西狹頌》
一是不斷提高自己的文化、文學和藝術方面的素養。不能説有廣博的文化知識、豐厚的文學底蘊，通曉藝術規律，就能寫出好的書法。但優秀的書法作品，必須以此為憑藉，古今大家，傳世名作，無不若此。中國書法是以中國文化為母體、為背景的，離開這一點，作為一門獨立的藝術，很難有存在的餘地。
二是要自覺地陶冶美的情懷。美的情懷首先是以真為前提的，要表露本心，要求內心世界與外在表現的一致性。虛情假意與情真意切、矯揉造作與真心實意永遠水火不容、南轅北轍。正所謂“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這種虛偽的情感，只能使人厭惡，是從藝者之大忌，書家亦不除外。我們觀看書法傑作，在驚異筆精墨妙、功力深湛的同時，不能不為其透達出來的自然的、生動的、真實的情感所折服。而那些矯情粉飾之作、故弄玄虛之作、胡蒙唬騙之作，因為缺乏真實的感情和深厚的底蘊，是沒有任何欣賞價值的。陶冶美的情懷，需要提高審美力和鑒別力，能夠分清什麼是高雅的、什麼是低俗的，什麼是精美的，什麼是粗劣的。眼界寬了、境界高了、修養深了，自能超塵脫俗，不落平庸。
三是要積極接觸社會與自然。于由社會實踐和自然萬象構成的大千世界中，觀察體悟，總結、概括、提煉藝術養分，吸收運用，獲取創作的靈感和激情。唐代大文學家韓愈在評論張旭的草書時説：“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這裡，既説明瞭“情”與“書”的關係，“書”依憑于“情”，“情”發之於“書”。同時，也講到書法與社會、自然的聯繫，通過種種人生和自然現象，獲得書寫中的啟發和徹悟。這樣就使書法，尤其行書、草書蘊含著更多的“資訊量”及其生命體驗，不僅僅是點、畫、線條的簡單組合，而是人生況味的寫照了。我們觀賞作品，使人産生豐富的聯想，感到優美動人，也正是書者的情熔鑄在點畫線條中，與觀者産生了聯繫並引發共鳴。高妙的書法歷久不衰，百看不厭，常看常新，這就是它特殊的魅力之所在。
顏真卿 《多寶塔感應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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