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談論中國文藝復興這樣一個大的題目似乎無當。慣常的做法是把歷史上的文藝復興現象拿來説事，再回顧中國現代以來對文藝復興的幾次自覺、呼喚，而展望中國文藝復興的前景……這種談論無論如何有道理，終不免落得民間所謂過嘴癮的地步。 不少談論文藝復興者，以為自己落實到價值層面，國家文明價值，甚至是個體本位價值，從而以為給予了談論以正當性。但在這個一盤散沙的國家社會裏，在這個空前淡漠、打壓、眾人推波助瀾地抑制個性的時代，人們都活得艱難、短淺、飄忽難安，人們在都市化、全球化的鋼鐵水泥森林中爬行或飛翔，在高樓大廈間的方形或異形巢穴中蝸居或穴居。讓個人茍活的國家或文明落實于何處呢？個體本位落實于何處呢？文藝復興跟這些個人有什麼關係呢？如果不説明今天人們生存的狀態、性質、前景，文藝復興的號召就只是一個笑話。 近代以來中國的幾次革命，康梁革命、孫黃的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産黨領導的革命……其實都有文藝復興的內在要求，但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落實于大於個人的層面，國家快怎麼樣了，文明如何了，階級是如何剝削的（新文化運動甚至後起而為辛亥革命背書，雖然它希望在這個古老的國度有人的自覺，有個人的發現，但它很快被五四運動拉偏了道路。）……這跟其他國家的革命宣言比，開篇明義即談論人的價值，説明個人的權利、尊嚴，説明地域、種群中的個人代表資質和比例……有所不同。 凡此種種，我們今天談論文藝復興，多半近於癡人説夢。 二． 因此，我們討論的文藝復興，註定跟大多數人無關。大多數人仍執迷于生存或私人主義的生活，文藝復興卻是少數人的命運，是少數人自我較勁、自我實現的生活方式。文藝復興跟少數人的精神蹦極有關，用中國人自己的話，他或他們能否道極高明而近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文藝復興跟少數人理解的來路和去處有關，用西方人的話，能否復興先人的光榮，進行創造性的轉化。文藝復興跟少數人的無窮探索有關，用中國人的話，能否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繼往開來，能否下開百代，為天地生民立心立命。 文藝復興是一個外來概念，中國人自己把這一類的革命事業叫做演易，叫百家爭鳴，叫尊德性而道問學，叫新文化運動，……還會有新的概念，但都無外乎“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命而“四時成”。如果我們把至簡而包羅其中的演易當作人自覺與天地參的事業，把因觀察發現天時、地理、先人業績等時空坐標而促成人的文明……這一現象當作文藝復興的前提，我們今天就需要有更多的人來演易。 文藝復興是一種革命，更準確地説，是一種革命性的理論、精神思想和産品。為什麼要革命？因為現實的發展到了一個臨界點，從個人、階層到社會、國家等等文明單位，其現實狀態難以滿足全面的需要。因為現實跟文明的歷史和理想脫節，因為現實充滿了危險、緊張和災難…… 演易者，其有憂患乎？ 三． 人類的生存環境從未像今天這樣利益攸關。 十九世紀以來的自然科學成就證實人類的個體跟整體的發展異質同構，個人有成長、發展的階段，文明整體亦然。只是科學思維尚不能突破自身，打通天地生人之間的靈性聯繫。在原子、中子、質子等等無限細分的客觀世界面前，這種靈性如何作用，至今仍在科學思維之外。固然，量子力學、測不準原理、蝴蝶效應……已經在更新傳統的科學思維，但科學思維自身的發展尚不足以替代人類思維的全部成果或可能性，如因明邏輯、易道邏輯，科學思維也沒能取代它的來源之一占星術……而在萊布尼茨的單子或預定和諧、容格的同時同步性原理中，尚不能看到科學發展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只是試圖將人類已有思維科學化的努力。 人類的發展，其時代精神、其集體思維並非一成不變；而發展進步也非進步觀念以為的今勝於昔，現代文明的品質要比傳統文明完備。固然，中國的易道思維、陰陽五行思維在秦漢前後發生變化，有的隱去了，有的發展完備了；西方的形式邏輯到了近代開結出現代科學……但人類的文明並非進化得一天天美好起來。馬克思甚至發現，在資本主義的早期，對社會起作用的只是商品而非基督教的博愛；今天的中國人也發現，易道思維和五行思維早已讓位西方、科學、資本等等，由五行元素的生克構成的宗親倫理讓位於資本、權力和知識等新元素的消長或合謀。當我們痛心當代的人類災難時，我們只有回到文明傳統中，才可能校正我們的生活，才有重建我們生存的多維時空系統。這種返本開新的演易，就是文藝復興的關鍵。 人類的思維，那最初的文明花實，追溯起來，多來源於對天道地理的觀察。那些觀察，春夏秋冬的四時替代，東南西北的四位設定……構成了我們的生存的本質。只是今天的我們忽略了將它們融入當代的生活，重構我們人生的坐標。這種觀察結論，用現代科學的語言，可以説是線性迴圈的時間序列和有邊界而無限的空間排列。這種時空系統，用中國易道思維解釋，就是陰陽五行系統。 四． 演易者的任務就是把人類新拓展的時空納入到舊有的系統中去。用詩人艾略特對傳統與個人才能的解釋，每一新出現的人物都豐富了傳統，都對傳統秩序有所改變，但傳統的結構不會變化。就像王朝中國兩千年來的四維五倫，也是經歷了一個變化，從三代末世的禮、仁，不斷地增加內容，直到漢代的思想家，補全了仁義禮智信等等四維八德。同樣地，科學的發展也經歷了試錯階段，每一階段的科學框架都是當時人類探索的成果，也是當時的真理和集體歸宿，直到今天我們仍未抵達科學的終極。重要的，我們不能將前人開放的系統封閉固化。 因此，文王演易，就是在連山、歸藏之外，重新解釋文明世界，重新為天地乾坤定位。但後來的革命者，氣局就偏狹了。如孟子拒楊墨，如宋儒在佛老面前爭強好勝、以天理壓人欲，如現代中國革命以國家消滅個人…… 在中國人對宇宙系統的觀察中，春夏（長夏）秋冬、東南（中）西北等四時四位及其中間的中庸變易時段，是跟木火（土）金水等五行輪轉相關，跟仁禮（信）義智等倫理相關。這種宇宙秩序，在中國人易道思維中，有變易、不易、簡易的意義。因此，中國學者如潘雨廷先生在觀察春秋戰國這一系統時，發現了春秋霸主即齊國、楚國、晉國、秦國等國跟東南西北四方輪替間的關係，發現了這些國家跟仁禮義智等倫理之間的關係。 説中國文化是一種倫理文化，不如説易道思維是一種倫理思維，這種倫理早就超越宗族國家，上升到天地君親師層面。而這種演易也是與時俱進，鼎革損益，豐富了易理。如孔子一生，也在禮學、仁學、易學之間遷移，他晚年舉意演易。只是因為他質實地講求克己復禮為仁，不語怪力亂神，從而使易道思維的演進出現偏差。即使有弟子子夏“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號召，國人仍講華夷之辯，仍止步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後為新文化運動諸子演易，將德、賽先生引入倫理。當代台灣地區演易，將第六倫即陌生人引入天地君親師五倫之中。 可以説，倫理文化仍有著跟科學實證、宗教信仰等文化一樣強大的生命力，甚至從宇宙秩序而言，它們既各司其職，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季羨林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一説更近於概率思維，倒是費孝通有所感悟，他説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費孝通似乎意識到了個人、國家的時空坐標的拓展。 五． 由此可知，東方的孔子以仁以禮週游列國時，時代的重心已經在變易，南方為火，更有文明之象，南方的老子比他更懂禮。即使老子也知道禮已經時乖命蹇，他在中原演易講道德之後，即西出函關。因為東生西裁，散亂的文明材料、自由散漫的人物事件需要收割、審判、裁定了。西方為金，為義為利。夏商週三代兩千多年的文化被西秦耕戰之國取代，在上古中國的道治、德治之後，在三代的仁治、禮治之後，到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縱橫術、帝王學一類的陰謀爭勝，即時代流行尚賢巧智，仍會為利力取代。 老子絕聖棄智，也是因為看到這兩種倫理無補於時世的變易。秦國變法以信開始、很快即以利誘人，最終建立了法治王朝系統，雖然經過反覆，如黃老流行、上以孝聞、以忠孝治天下，但信義利益刑法等倫理在王朝系統中紮下根來。只是秦漢一統，國民時空感停滯不前，五行的生克乘侮等變易關係不再通達無阻，反侮和淩乘的專製成為普遍現象。這就是後來中外有識之士痛切的普遍專制和等級專制，其流毒至今猶烈。 當司馬遷寫下“熙熙攘攘皆為利來利往”時，他沒有想到，他的史記演易強調了利益至上主義、天下一統理論。利治誕生的刑法不是法治而是暴力橫行的法制，國民的智力資源被浪費，科學創新成為壯夫不為的雕蟲小技，國民的誠信、仁愛、宗族禮儀資源被閒置，或被侮辱，或被淩乘管制。 因此，當南亞地區的文明，説盡眾生苦理的佛教傳入時，這種新的禮治給了“禮不下庶人”的百姓以安慰，但不足以推動易道倫理的前行。唐宋時代的中國人也不曾把佛教及其發源地跟華夏天下納入到一個統一的秩序裏，儒釋道的演易者們也不曾在利法理欲之外，發現知識、技藝、學問的科學智力成就和人性的道德資源。王陽明拈出良知，欲接通易道思維。但在那樣一個專制封閉的系統內，華夏文明自身誕生不了資本主義，誕生不了科學。一切類資本類科學類博愛類宗教的領域，都只是別人眼裏有待整理有待審斷的材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