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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美國大選投票日的臨近，兩黨候選人、支援者的各種造勢言論紛至遝來，其中不乏令人瞠目結舌的反智言論，如被專業人士斥為“貽害無窮”的“新冠疫情陰謀論”“群體免疫論”和“隔離無用論”，又如直到疫情大暴發才廣為人知、實則早已風靡美國多年的“暢飲漂白劑”。至於各種版本的陰謀論，就更不在話下了。
許多觀察家指出，美國與眾不同的大選政治文化，導致候選人及其團隊、政黨“語不驚人死不休”，競相取悅核心選民，不惜迎合、甚至助長自己“鐵粉”的反智情緒和言論，是導致當下美國社會反智現象空前氾濫的關鍵。
“最突出的總是現任”，特朗普本就是個爆冷上臺的非主流政客，自身有濃厚的孤立主義情結，其基本盤中又不乏持有宗教保守立場的白人福音派教徒、篤信各種陰謀論和懷疑各種權威的中低收入白人，各種崇尚神秘主義的反科學論調，以及形形色色的“獨門絕技”（如“包治新冠”的氯喹“神藥”等等）。只需不停重復這些“鐵粉”所喜聞樂見的反智論調，或進而“略加修飾”（如將“喝漂白劑健身”升級為“喝漂白劑防疫”），就能輕鬆贏得成千上萬選票，何樂而不為？
特朗普團隊熱衷各種反智操作，除了“取悅支援者”外，“針對性殺傷”則是另一大目的。疫情暴發以來，由於“責任永遠歸於現任”，在野的民主黨人紛紛站在專家一方，抨擊政府防疫不力，“既然對手站在科學的一邊，那麼我們一定要站在科學的另一邊”，於是諸如“應死幾千萬實死幾十萬，因此美國抗疫勝利了，這都歸功於特朗普的偉大”之類反智怪論，就這樣堂而皇之登堂入室。和其他歐美國家不同，美國是“贏家通吃”“非黑即白”的兩黨政治格局，“騎墻派”都很難做，這也無形中助長了反智主義論調的聲勢。
但公平地説，僅僅將美國政壇反智潮流高漲的責任，歸咎於特朗普和共和黨一方，也是不夠公平的。挑唆民意、刺激選情，本就是美國選舉政治的常態，共和黨如此，民主黨也不例外。如果説，共和黨此番在疫情、在孤立主義等方面，表現出的反智現象令人印象深刻，那麼民主黨對激進環保、毒品合法化等話題的操弄，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反智現象在政壇氾濫的重要媒介，是網路社交媒體（特朗普就有“推特總統”之稱），是所謂“零售政治”。而第一個“零售總統”“推特總統”，恰是為方便刷推特不惜修改規則將“黑莓”手機帶入白宮、為方便“零售”不惜搶佔家庭主婦們週末肥皂劇時間的民主黨籍前總統奧巴馬。事實上，政壇反智思潮的溫床——二元對立的美國政治氛圍，正是在“驢”“象”兩黨的聯手推動下，今天中間搖擺選民階層才被擠得毫無存在感。
還應看到，反智主義的氾濫並非僅僅政治因素所致，還有著更深刻的社會成因。
首先，社會階層的固化，教育資源的嚴重分配不均，導致絕大多數普通美國人只能接受被巧妙包裝為“快樂教育”的“匱乏式教育”，一代又一代美國孩子被這種教育塑造成各門知識淺嘗輒止、熱衷誇誇其談“做大課題”，卻難以深刻理解和闡發的“空殼巨人”。這種現象不但導致諸如“陰謀論”“宿命論”等反智理論很容易在非精英階層找到共鳴，還會令一些有頭腦的精英窺到門道和機會，利用自己對知識、邏輯和資訊的單邊壟斷，“以知識帶動反智”，渾水摸魚，從中攫取額外的紅利。
其次，真正有用、但有限的資源、資訊一旦供不應求，就會有形形色色的廉價“填充物”前來替代。如公共衛生資源供不應求，“順勢療法”“信仰文化”和“疫苗無用論”，甚至肯尼思.科普蘭這類亦巫亦醫的“神人”就會大行其道，反智主義也就由此氾濫。
資訊時代、網路時代的輿論導向、資訊多元，讓各種反智主義論調無形中“插上了翅膀”，而隨著政治、社會對立情緒的激化，一些人群（尤其底層和年輕人）對精英、上層、權威、主流……的逆反，也會助長反智現象的聲勢。
對美國社會、尤其美國政治生活中反智現象的氾濫，必須有清醒認識，從而準確辨析哪些是“真反智”，哪些不過是利用社會上反智潮流“帶節奏”。惟如此，才能好整以暇，有備無患。
還應認識到，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反智潮流並非特定某人、某黨、某屆政府的産物，而是美國當代特有“兩黨文化”的一部分，必須有與之長期週旋的打算和認識。
當然，也不應忽視資訊、網路時代“定向傳播”“投人所好”的資訊傳輸篩選現象，即在某些時候，美國社會的反智現象，未必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誇張”。對此必須有清醒認識，否則可能會産生誤判。（責任編輯：唐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