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今年的“兩會”馬上要召開了，這一期“觀點鋒匯”我們以“打造民眾百‘保’箱”為主題，主要是想探討一下社會保障事業建設和改革發展方面的問題。

去年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統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要堅持全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方針，以增強公平性、適應流動性、保證可持續性為重點，全面建成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總量最多的國家，面臨社會保障的壓力也是最繁重的，雖然經過十多年的改革，社會保障的基本框架已經基本建立，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還是有一些問題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尤其是改革開放已經進入深水區了，原來的矛盾沒有徹底解決，現在凸顯出現一些新的狀況，所以，我們的社會保障事業改革依然面臨一個很大挑戰。

首先來介紹一下我們的三位嘉賓：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李長安，以及《中國青年報》評論部副主任曹林，歡迎三位嘉賓的到來。

下面進行論壇的第一環節，請竹立家老師和李長安老師做主題發言，每位老師發言時間為10到15分鐘，首先有請李長安老師做發言。

李長安：社會保障是市場經濟社會的一個支柱，被稱為市場經濟的“保護傘”。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非常重視社會保障，30多年來有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就是從過去國家的大包大攬慢慢過渡到現在有一定市場經濟特徵的、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勞動力流動的加速，還有社會矛盾慢慢積累，更加凸顯社會保障的重要性，在保障全體居民的工作生活，人民的健康等方面，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們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十八大”裏講到全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四個要點當中，每個方面都存在問題。所以現在我們的社會保障事業應該説進入了新一個起點。

主持人：感謝李長安老師的發言，接下來有請竹立家老師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來分析一下我們的社會保障事業。

竹立家：社會保障是下一步政府改革重點，因為我們平常講服務型政策的核心是要提供四種産品：教育、醫療、就業，以及社會保障，我們講的民生建設的主要內容就是四方面。

目前，總是有一些地方政府説，我們民生建設的投入佔地方財政投入的80%或者90%，遠遠高於西方發達國家。但事實上，他們是把水利建設、職能資金等等，都變成所謂的公共服務，所謂民生，這是不對的。在國外對“民生建設”的界定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政府提供服務，公共産品，教育醫療，基礎設施，這是公共産品和半公共産品；另外一個是公共服務，比如公共安全，這是比較突出的社會治安，保障居民生命財産安全，是安全服務；第三，就是社會保障，包括養老金、退休金、失業、就業、失業培訓，包括貧困人口最低社會保障等等，就是社會安全。

從中國最近五年的情況來看，我們的社會保障投入平均值基本上佔財政收入的28%，那麼一些發達國家的這個數字大約是平均超過50%，財政收入的一多半用於社會保障。從這個數據來看，中國的社會保障投入並不多，國外投入一般平均佔到GDP總數的10%以上，而2010年和2011年中國的投入數字來看，大約佔GDP總數2.4%左右，與國外的差距還很大的。所以，民生領域除了社會保障以外，無論是從財政投入比例來看，還是佔GDP的比例來看，我們都是比較低的。

這些年來，好多省的社會保障賬戶虧損，不是基本賬戶，而是個人賬戶的虧損。是基本賬戶虧損以後，拿個人賬戶補，可以説社會統籌不到位，非常不飽滿，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另外一方面，我們的居民承擔的社會保障負擔確實比較重，個人賬戶的收費比例過大，也是一個事實。因為老百姓收入增長很慢，從1950年到2010年這60年間，中國GDP增加了985倍，但是中國居民收入老百姓收入只增長了19倍，“國富民窮”也是現實。老百姓住房公積金、醫療保險、退休保險等從工資裏佔的比例很大，大約佔20%。2010年中國的宏觀稅收收入達到14.5萬億，佔當年GDP大約1%以上，2012年的收入更高，政府宏觀上看非常有錢，但是這部分錢並沒有主要用在“民”身上，這個問題沒處理好。比如我們的行政事業費，這兩年連續平均佔財政支付20%以上，而美國只佔9.9%，歐洲國家平均行政費平均只有5%左右，日本的最低，只佔2.8%左右。中國的13億人口中只有4000萬人是提供公共服務的，美國4億人中的2800萬人提供公共服務。按理説，但是為什麼我們的行政費用反而更多呢？中國的官員與普通公務員比例是1：19，美國的這一比例是1：94。

可以説，現在已經到了中國的社會保障必須改革的時候，但是這個改革可能是難度比較大。因為涉及到利益的問題，也就是公共資源誰來分配，怎麼分配的問題。所以，我的觀點是，我們要把社會保障體系做好，也要從公共資源的角度去考慮，通過公共資源的合理分配加大對社保這個盤裏的資金。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注重社會保障的法制建設，要通過相關法律法規，使社保能夠穩定發展。現在中國的社會保障的相關法律法規還是不到位，包括社保資金的收取，社保資金運轉，保值增值，等等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社會穩定運作，有賴於社會保障的穩定和正常，而社會保障的有效運轉最重要的保證就是法律保障。

主持人：竹立家老師的發言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您剛才提到的幾個問題也正是我們非常感興趣的話題，我們會留在下半場討論環節進行互動和交流。李長安老師剛才提到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當中確實是存在問題的，從整體上講，您認為最大的問題什麼？

李長安：我個人認為，目前最重要的問題還是社會保障不公平的問題。現在老百姓對於社會不公平的現象反響非常強烈，其中就包括了社會保障的不公平，其實，社會保障不公平是很多不公平現象的一個結果。社會保障的不公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城鄉社會保障的不公平，不管是在保障覆蓋面，還是在保障水準方面，差距非常明顯。比如，農村的養老保險和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領取金額差距非常明顯。久而久之，這樣社會保障不公平的現象會導致“代際傳遞”，父母是農民，到了子孫那一輩子還是農民。

第二，城鎮職工與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不公平也是很典型的。因為現在大部分城市對擁有本地戶口的城鎮職工具有一定保護性，相對來講，流動人口在這方面得到的保護就要差很多。比如説，到目前為止，有很多流動人口，特別是女性流動人口沒有生育保險，因為很多地方規定，非本市戶籍的人口就不能夠上生育保險。關於流動人口的覆蓋面，最近這幾年，每年國家統計局都發佈流動人口抽樣調查報告。通過報告提供的數據可以發現，流動人口社保覆蓋率是相當低的，社會保障最高的達到30%或40%，像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等只有10%或20%。2.5億多的流動人口，社保水準只有百分之十幾，所以城鎮職工和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起碼在覆蓋面上的差距是非常明顯的，保障水準非常不一樣。

第三，當前社會關注最多的，可能要數企業與政府事業單位的不公平問題。這個問題我看到我們第二環節的相關議題中有涉及，所以第二環節我會詳細説説我的觀點。

第四，不同效益的企業的社會保障水準也非常不一樣。一些效益好的企業，比如經常講的壟斷企業，給職工上的保險，不僅種類齊全，而且基本上是最上限的標準，還有些企業效益比較好的壟斷企業大部分都有年金，一般企業職工望塵莫及。因此在這方面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勞動經濟學把社會保障當做一種隱性收入，那麼社會保障不公導致一系列的問題。其中一個非常典型的問題是收入分配不公，實際上跟社會保障不公還得追溯到那去。

現在整個社會的一些治安問題，一些群體性事件問題也跟社會保障不公有關。所以社會保障不公是結果，但是因為這個“果”，導致了社會的不穩定不和諧因素，這個問題是當前社會領域裏面相當突出的，而且是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

曹林：我很贊同李長安老師的看法，這確實是非常大的問題。其實不僅是中國人的分配收入不均，全世界人都這樣。改革前，其實我們並沒有社保這個概念，大家工資都不高，但是都支援國家的高積累，也支援各種“剪刀差”，並不是那時候人傻，也不是説那時候人多少高尚，而是大家都差不多，所以大家不會因為沒有享受保障而有怨氣。

但是話説回來，其實改革這麼多年，我們的社會保障還是不斷在進步的。舉個簡單的例子，過去如果生了病，做個手術都要花很多錢，甚至如果是重病基本上就是“一病回到解放前”，但是現在由於醫療保障水準的提高，自己花的錢少了很多。而且，更重要的是，起碼在理論上實現了所有人群的覆蓋，不像過去還有很多人群在游離于保障之外的。

第二，雖然説養老金賬戶有虧空，但是社保基金規模還是比以前有了很大提升的。對於社會保障水準，老百姓現在有很多比較，比如説跟身邊的人比，跟其他人比，跟國外比，跟自己納稅享受到的福利比，痛感是非常直接的。但是很多時候我們享受的保障是看不見的，沒有直觀感覺，而且很多是延遲享受的；跟國外的人比，比如如果想享受獨生子女的優惠政策，要通過很多程式，花費很多成本，蓋很多單位的章，辦成獨生子女證，才能享受到每個月只有十幾塊錢的優惠政策。而在法國出生的孩子，什麼都不用辦理，直接就能享受法國的福利和保障。相比之下，雖然我們稅務程度並不比他們低，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沒有享受保障，帶來怨氣就非常多了。

主持人：好，感謝各位老師的精彩發言，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之後開始第二環節的互動交流。

（中場休息）

主持人：下面開始第二環節的討論。剛才李長安老師談到社會保障不公平是很多不公平的結果？您能説得詳細一點嗎？

李長安：社會保障屬於一種大收入的範疇，收入在整個國民經濟運作的結一個結果，當然後面還有分配和消費，但是這是對生産産品分配的結果。説社會保障不公平是很多不公平的結果，主要有這麼幾個原因：

第一，戶籍制度是導致一系列社會保障不公的總根源。城鄉分割的，地域分割的這種戶籍制度，就導致了像城鄉社會保障的不均衡，還有城鄉人口與流動人口保障水準的不均等，這是一個方面。另外，流動人口，雖然是在城市裏，但是不具有當地戶口，也是導致社會保障水準和覆蓋面等方面與本地戶口的居民存在差異性。改革開放30多年看，我們還在堅持城鄉地域分割的戶籍制度，是不合理的。全世界像中國這樣城鄉分割、地域分割的戶籍制度的國家寥寥無幾，屈指可數。

曹林：我們的戶籍制度改革很困難，很大程度上阻力來自於有優勢地位的一方，他們會形成很大的抵觸情緒。

李長安：第二個原因，企業之間的社保不公平，跟我們社會競爭制度不完善，壟斷勢力的強大也是直接相關的。國有企業，尤其是壟斷國有企業的社會保障水準要大大好於民營企業、私營企業，以及外資企業，這其實也是市場競爭制度的不公平産生的後果。因為市場競爭不公平，壟斷企業便可以利用壟斷地位獲取高額利潤，便可以提高自己員工的福利，相比較之下，民營企業本身盈利水準有限，沒有能力給員工上比較高水準的保險，保險種類有限，而且金額也一般按著最低標準。而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更有問題，雖然也有一些規定和條例可遵循，但是成本非常高，很多農民工乾脆退保。這些問題都是因為整個社會競爭機制不公平，所以導致在市場競爭中不同效益的企業的社會保障不公平。

我認為，要改革這些問題需要從頂層設計的高度來統籌考慮。其實，地區之間也是存在社會保障不公平的，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的補助標準、救助標準等都不一樣。從這個角度來講，要解決社會保障不公平的問題，解決社保基金虧空的問題，解決個人賬戶沒有做實的問題，就必須提高統籌層次。目前的情況看，基本上各省份各自為政，都有自己的一套保障系統，各個省之間很少有“互濟”機制，導致虧損的虧損，富的有盈餘，資金使用效率不高。因此，必須要有一個頂層設計。

從國際範圍來看，社保改革涉及到政治穩定。有些國家的總統、首相，就是因為社保改革不能通過導致下臺，民眾的情緒也非常激動，所以我們國家一定要有一個整體方案。另外，還有個問題值得我們注意。

舉個例子，最低工資制度其實也屬於社會保障的一項。目前我們的最低工資標準每年上漲幅度幾乎平均都在20%以上，速度相當快，現在最高的地區已經達到1600元左右。當然，我們確實要儘快達到國際平均標準，也就是平均工資的40%。

但是，目前有些地方已經形成一定的攀比心理，省內不同地方最低工資標準有高有低是正常的，這是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情況而定的，是應該與當地職工平均工資標準符合的。但是最低工資標準偏低的地方政府相關部門就會覺得壓力很大，想盡辦法要儘快趕上去，如果最低工資的標準越來越高，與本地區經濟發展情況不相符合，這可能會導致一些願意接受更低工資的人失業，這種攀比就會導致適得其反的效果。所以社會保障方面需要堅持全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原則。

目前，我們的國民經濟增長情況是比較好的，最低工資每年漲15%到20%以上，甚至有的地方漲30%。但是如果經濟增速不像現在這麼快了，怎麼辦？大家都知道，工資是有剛性的，形成向上預期再要去降低的話，很容易激發民憤，那問題會變得更危險，所以這也是我們要注意的問題。

另外，我認為，社會保障體制需要改革，不能再在提高總量上面在下功夫，關鍵是要解決“公平”的問題。從制度設計上講，難點也是關鍵點在於，怎麼打破既得利益的勢力範圍。

竹立家:接著李長安的話題，我説説我的三點看法：

第一，現在戶籍制度改革難度大最主要的是因為戶籍制度附加值過高。如果説要進行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居民制度，這對提高地方的社會生産力和激發人的活力大有好處，但是為什麼戶籍制度會變成積弊？就是因為，如果進行戶籍制度改革，毫不誇張地講，戶籍制度附加值的福利保障肯定是要被人拉低，所以説改革難度很大。

第二，戶籍制度改革還有一個最根本原因，就是優勢群體的反對。因為強制群體和優勢群體在社會中佔有上位，所以説他們的聲音更大，所以説改革難度相對也會更大。

第三，改革難點是“公正”的問題。包括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保障均等化的問題。關於社會保障均等化其實是分領域、分階段、逐步推進的過程，而所謂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意思並不是説平均主義，而是公正的平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社會平等、機會平等。

根據美國哲學家羅爾斯的參與化原則的觀點，我們在提供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時候，要向弱勢群體傾斜，不能同等對待。一個社會文明程度和善的程度，與這個社會對弱勢群體的關照成正比的，越關照弱勢群體，這個社會就越善，越是好社會、開放的社會。如果這個社會對弱勢群體不聞不問、不關照，那麼這個社會就是一個不公平、不正義的社會，也是一個封閉的社會。另一方面社會當中的個體性差異，毫無疑問是無法改變的，也是無法消除的，所以一個英明的政府，在公共服務産品安排中，應該本著公正的平等原則依法辦事。目前我們的社會保障沒有這種法律來初步實現差別的平等。

從意識形態來看，我們國家文明發展的核心價值就是強調公正的制度和公正的價值觀，因此我們的制度安排，法律法規的制訂必須從公正的角度來思考。從這個角度講，有兩個“自主”：心理自主和習慣性的自主，也叫做文化自主。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強調公平是最基本的東西，另外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也強調公平，這也是基本的要求。

那麼，如何實現公正？現在，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政治體制改革階段，我們的改革討論不能僅局限在經濟學範圍，必須要跳出經濟學範圍來認識中國的問題。包括房價問題、收入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等等，要解決這些問題，從根本上來説是要解決公正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中國下一步的改革，要真正讓老百姓滿意，讓老百姓幸福生活，就一定要解決社會公正的問題。

曹林：談到公正的話題，很多時候老百姓對“公正”的最樸素的理解就是從結果上談公正，而容易忽略過程、程式、制度有沒有公正。所以談到頂層設計就似乎顯得有些空泛，因此我認為改革的路徑應該是從上面改起，然後下面才能動。

當我們談到房價的問題，它不僅是經濟的問題，也包含反腐敗的問題，同理，社保基金也一樣，最大的問題並不在於不斷往裏面注入資金，蛋糕大了不代表每個人都可以享用這個蛋糕，而是要解決公平的問題，要防止投入的資金被腐敗所“劫持”，防止權力悄悄把社保賬戶上的錢拿走。因此，我認為，社保問題那麼嚴重，首先應該是反腐敗，接著是往賬戶里加錢的問題，然後才是通過哪些方式加錢的問題。

主持人：曹林談到了社保領域的另一個熱點又是難點的問題——社保基金的空賬問題，到底是不是很嚴重？有多大危害？怎麼才能從根本上怎麼解決它？

李長安：目前，社保基金的空賬規模大概有2萬億左右，個人賬戶總金額是3萬億左右，但是實有資金在七、八千億左右，大概有2萬億左右的空賬，空賬問題幾乎在各省市、各地區都存在。空賬問題的産生原因很多，很大一部分是歷史原因導致的，現在在領退休金的一部分老人在當年工作的時候並沒交過錢。他們用的是現在勞動者上繳的那部分資金來支付他們的。中國現在的養老保險制度與西方一部分國家的積累制不太一樣，我們採取的是現收現付的模式，這是一個原因。

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們的社保基金空賬問題可能並沒有很多人想像的那麼嚴重。國家財政部以及社保基金理事會發佈的相關報告顯示，從全國總體情況來看，目前社保基金的運作還是比較正常的，現在不會出現支付不了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未來可能發生的，因為老齡人口越來越多，而且我們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現在能夠繳納養老金的勞動者數量還在減少，因此未來養老金會有比較大的壓力，所以我們現在對此也要高度重視。

要廣開社保基金的進賬渠道，在剛才的討論中也提到的，就是養老金入市，進行保值增值的問題。現在養老金入市是剛剛開了頭，允許幾個地方進行試點工作，但是資金額很小，只有幾百億，現在能不能實現保值增值，我們也不太清楚，以全國社保資金運作結果來看，每年大概增值10%的樣子，從現在的情況看，應該説跑贏CPI還是可以實現的。

主持人：有媒體報道，2月17日，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3年年會上建議，三年內劃撥20%到30%政府持有的上市國企股份到社保體系。各位嘉賓如何看待這個建議？

李長安：我認為，國有企業把股份直接轉讓給社保基金是很不妥的。因為國有企業的屬性是企業，社保基金的屬性是公益事業，公益基金可能漲也有可能跌。比如企業缺錢可以把股份賣了，把20%股份賣了，但是與其到二級市場去賣，為什麼不把上市國有企業賣了，減持以後直接把錢給社保基金呢？這個問題其實在2001年就準備這麼搞了，現在這個問題社會各界好像對這個誤解比較多。

另外還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減持國有股充實社保基金，這個途徑解得了近渴解不了遠憂，治標不治本。國有企業減持國有股，目的很簡單，就是國有企業要有進有退，從這個角度講，與其把國有股賣了以後劃撥給社保基金，不如國有企業大踏步後退，縮小它的經營領域，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的步伐，讓它真正有所為、有所不為，有進有退，使國有企業的資金變成真正有益於整個社會，包括社保基金運作的資金，這才有意義。

要解決雙軌制的問題，解決養老金運營的問題，我認為是要把統籌層次考慮清楚。我剛才已經提到，我們國家各個省市的資金盈利情況不同，不僅是我們今天談到的養老金，還有其他的基金，比如醫療保險基金、住房公積金等等，也有很多結余，如何讓這些資金在一個很好的框架裏實現保值增值，我覺得是應該統籌考慮的問題。提高統籌層次，能夠使社保基金、養老金在內的各種基金在全國的層次流動，這個省出了缺口，那個有盈餘的省份來補，可能會使養老金虧空的問題有一定的緩解，也有利於全國一盤棋。

曹林：社保基金空賬，不僅是現實情況下很嚴重的問題，更有一種對未來預期的悲觀。我曾經寫過一篇評論叫《未富先老的大國 未老先衰的少年》，就談到悲觀的預期，少年不鍛鍊越來越衰了，但是未來又是老齡化的社會，需要年輕人更有能力才行，但是現實是非常悲觀的，而政府財政投入的資金又是有限的。

前一段時間，有一個政府官員説，要弘揚中化民族的孝道文化，不要過高期待社會保障的作用，要回到傳統家庭養老。但現在不是孝敬就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尤其是計劃生育之後的家庭，很多是兩個年輕人養著四個老人。現在房價這麼高，未來數年的收入都投入到房子裏面去了，甚至把老人的養老錢都投進去了，我拿什麼孝敬老人？

因此，要想保持社會穩定，政府部門就不能推卸責任，不要把財政跟社保脫離關係，才能再談通過其他渠道實現各種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問題。

主持人：也就是説，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不能只從社會保障體系框架本身來考慮，而是需要其他的配套制度同時跟進，才能促進其完善和發展。比如剛才竹立家老師提到要完善相關法律制度作為保護，三位嘉賓還有什麼別的意見？

李長安：加快法制建設，我也認為這是比較急迫的問題。現在市場經濟已經走到這個程度，我們到現在連全國性社會保障法都沒有，這個確實是很落後的，法制建設缺失的話就會導致無法可依，應該説這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

關於社保繳費比例的問題，有人認為，老百姓的社保交稅負擔是比較大的。我想表達這麼幾個看法：

第一，從橫行比較來看，如果跟國外比，我們的繳費比例不到30%，大概平均在20%多一點。而西方國家繳費比例，特別是一些福利國家，能達到40%甚至50%。當然繳這麼多錢，肯定希望得到很好的保障，西方國家繳得高，保障水準也比較好，這個是有關係的。但是這裡面有一個問題需要澄清，就是我們國家的很多單位在計算社保繳費比例的時候，是以基本工資作為基數的，其他的補貼、獎金、福利等沒有算在內。

第二，社會保障繳費實際上是屬於一種保障性的東西，或者説有一定扶助性質，是有一定返還的。比如説，住房公積金每個月扣1000元，這是比較多的，但是起碼至少可以得到幾個好處：住房公積金貸款買房的時候貸款利率比較低；如果跳槽的話，住房公積金國家是不扣的，不但不扣大部分單位還是1：1有補貼的。當然我們國家的社保繳納比例也有不公平的問題，比如有的人繳的低，但是補的高，有的人繳的高，但是補的低，所以，很多人有看法也是在這一點上。

關於社會保障體系的配套制度，我認為法制建設是首當其衝的。我們新一屆政府馬上就出來了，社會保障立法其實在好幾年前就啟動了，現在的問題是應該加快步伐，把社會保障全國性的法律推出來，另外其他配套的實施細則儘快完善起來，這樣更加有利於我們社會保障改革，以及提高它的覆蓋面和社保水準的建設。

曹林：我認為，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雖然是很複雜的問題，但最起碼應該有一個時間表。比如，立法到了什麼程度，什麼時間完成，每年要實現百分之多少，等等這些問題應該有一個時間表，也給有關部門一種壓力，這樣才能讓老百姓看到希望。

第二，既有資源要提高效率，強化執行。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執行上缺乏很多配套機制，只有把它補上，很多好的制度才能得到推行。

竹立家:首先應該肯定的是，現在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還是有很大誠意的，這麼多年來，在社會保障方方面面我們都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現在最根本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還是社會保障體系法制化、規範化的問題。因為社會保障大於區域性特點，還有階段性特點，因此各級人大，特別是全國人大、省級人大要根據這些特點，根據全國人大法律來具體化。

主持人：最後請李老師談談社會保障管理方式和手段需要進行哪些創新？

李長安：社會保障管理方式和手段創新問題，講了很多年了，各地也有自己的一些做法，社會保障方式的創新其實是分為兩個層面的：體制機制層面和操作層面。

關於體制機制層面也有具體的做法。比如説，現在我們國家搞的城鎮居民保險，過去是沒有的，原來只有城鎮職工的保險，現在推廣到城鎮居民了，過去像中小學生也沒有包括在內，現在也逐步納入進去；還有一些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在社會保障管理制度上的創新，現在也在探討怎麼把整個流動人口納入社保體系當中；另外，流動人口雙重社保的問題，這也是一個比較既然很現實又很棘手的事。這些問題都需要在制度上進行理清楚，我想，這些都是我們未來要做的非常重要的工作。

至於手段方面更為具體了，比如改革徵管方式，提高繳費比例，提高徵繳效率，還有改善工作作風等等具體的問題。特別是資訊化情況下怎麼加強社會保障手段的創新？比如養老接續的問題，這都涉及到資訊化建設，系統建設，怎麼從管理方式以及手段方面入手減輕流動人口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接續的成本，等等，都是需要創新思維的。

主持人：這一期的觀點鋒匯討論了社保領域很多議題，比如社保基金空賬問題，養老金雙軌制怎麼解決的問題，統籌城鄉養老保障等等大家普遍關心的熱點焦點問題，也探討了如何進行和完善社會保障事業改革發展的頂層設計。當然還有很多細節話題我們並沒有一一展開討論，留在將來有機會繼續進行深入探討和交流，感謝三位嘉賓的精彩發言和觀點互動，也謝謝各位同事的參與，今天的討論會就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