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熱播的電視劇《山海情》,“土汁土味”地還原了第一代閩寧鎮人“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的日子。而現在,這些三十年前從貧瘠山村搬遷到銀川市近郊的百姓,卻可以在寧夏銀川第一條5G網路全覆蓋的高速公路上體驗車速和網速的雙重暢快。
不止於此,在從銀川河東國際機場至銀川市區路段的這條示範道路上,交管部門還可以依託5G技術對所有通行車輛的通行特徵、行駛行為進行360度畫像,對海量圖片進行高效傳輸,並通過AI分析處理,建立完整的圖像、軌跡證據鏈,讓每一輛車的公路收費更精確,讓偷逃費行為的稽查處理更及時準確,更能通過對路段實施車流量大數據分析、視頻實時回傳實現智慧交通疏導。
這是一個在行業應用端能呼應“5G到底是什麼”的示範式應用。
打造一批5G創新示範智慧工廠、大力發展5G+醫療、推進5G+北斗融合發展、加強5G+XR(擴展現實)技術應用、組建5G創新聯合體——在剛剛落幕的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的提議再次將5G對數字經濟的底座意義以及産業共生推動發展的趨勢放到了聚光燈下。不到兩年的時間,5G已經從願景變為現實,並産生了諸多垂直行業應用案例。
自2019年6月5G牌照發放、11月三大運營商正式發佈5G套餐以來,根據工信部的數據,截至2020年底,中國共建成71.8萬個基站,佔全球份額的70%,5G終端連接數超過兩億。按照運營商計劃,在“十四五”期間,中國還將建成系統完備的5G網路,同時進一步拓展各類垂直應用和場景。中國的5G建設按下了快進鍵。
在整個5G部署中,網路重要性佔一半,另一半就是終端。數據顯示,已上市5G手機達到了218款,2000元以上的中高端市場5G手機銷量佔比已經超過了90%;5G行業模組實現了小規模出貨,已在工業網關、智慧家庭等領域投入使用。中國移動原董事長、GSMA(全球行動通訊系統協會)高級顧問王建宙指出,開放的移動生態系統是5G創新的基礎。終端廠商正以比此前任何一代無線通信技術都快的速度推出5G終端。當小米11手機成為全球第一款搭載高通驍龍888 5G移動平臺走到時代前沿時,答案已經不言而喻,也成為了推動中國雙迴圈新發展格局的好例證,更加證明了堅實的産業協作對賦能全新品類的5G終端、推動更廣泛的5G發展至關重要。通過強化開放合作,産業上下攜手國際夥伴把終端和技術産品帶到全球市場,推動雙迴圈發展。
合作,同樣是5G發展的支點
當前,人類正從工業經濟時代轉向數字經濟時代,以5G為代表的無線連接技術,是數字經濟時代的關鍵基礎設施,它與人工智慧和雲計算等新技術的融合,將進一步推動數字經濟進入到以智慧互聯的新階段。GSMA新近發佈的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1月,全球57個國家已有144個5G商用網路,5G連接數為2.35億左右。根據IHS Markit的研究顯示,2035年,5G預計將創造13.1萬億美元的全球經濟産出,在全球創造2280萬個工作崗位。
如中國信通院副院長王志勤所説,5G規模商用正在顯著推動數據流量爆髮式增長,帶動市場對數據存儲、處理、計算和分析的需求,並進一步掀起數據中心、雲計算等新型基礎設施的投資熱潮;同時,5G將滿足個人交互方式、生活便捷提升的需求,帶動移動終端、可穿戴設備、智慧物聯家居、機器人、無人機等産品不斷豐富,釋放終端消費巨大潛力。在變革生産方式上,我國5G商用以來行業應用實現了從0到1的突破發展,5G向傳統行業滲透,將支撐生産和管理數據的有效整合,幫助實現低成本遠端操控,助力實現生産的高精度實時檢測,提升生産線柔性化能力,顯著提升生産效率。
在群舸爭流的過程中,據GSMA報告,中國已成為5G應用的全球領導者之一。中國2020年的5G連接數超過2億,佔全球5G連接數的87%,2025年的5G連接數將超過8億。但正如《中國5G經濟報告》所提,5G對産業與商業的全面賦能並非一蹴而就,3G到 4G帶來的是線性快速成長,4G到5G帶來的則是指數級成長,但所花費的時間更長,資源的分配和優化難度更大,技術和業務的跨度更廣,波及面更加深遠。如何真正釋放5G價值,也考驗著不同行業、産業鏈上下游企業在開放合作上的智慧。
更重要的是,移動終端市場是面向全球的市場,而不是單一的中國市場或局限于某個地區的市場。建立一個開放合作的全球市場,不僅具有商業意義,更具有普惠的社會價值。面對當今世界的諸多挑戰,科技創新是克服挑戰、賦能社會進步、實現人類福祉的重要抓手。
“其實,歷經幾代技術更疊的行動通訊可以説是一部不斷走向開放合作的歷史。”Strategy Analytics諮詢公司研究總監楊光表示,從早期的多種區域性技術制式並存,到2G、3G時代幾種技術標準的全球競爭,再到4G、5G以3GPP標準化組織為核心,形成全球統一的5G技術標準,全球協調、開放合作推動了行動通訊技術進步、全球産業鏈的形成以及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
高通中國區董事長孟樸坦言,在過去二十年的全球化發展中,除了金融行業,科技界有兩個全球化比較徹底的行業,一個是半導體行業,另一個就是行動通訊行業。
10年前,為了推動我國主導的TDD技術發展,中國移動聯合日本軟銀、印度Bharti Airtel、英國Vodafone和美國Sprint(現T-Mobile US)共同發起成立了GTI。10年間,GTI匯聚了全球136家運營商成員和239家廠商合作夥伴,逐步成為行業內特色鮮明的國際産業合作平臺,不僅在行動通訊産業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讓中國移動在這個強大“朋友圈”的鼎力支援下,做大做強TD-LTE,在全球行動通訊多個領域拿下第一。
“反觀日本行動通訊産業,雖然以NTT DOCOMO為代表的運營商在業務創新領域屢有佳作,但由於在2G時代選擇了相對封閉的PDC制式,使以NEC、富士通等為代表的日本製造廠商在行動通訊上競爭力越來越弱。”楊光舉的這個例子,成了開放合作上的“反面教材”:一個拒絕開放和合作的産業鏈,最終喪失了在全球産業鏈中的影響力,也使其通信設備製造廠商失去了在全球市場獲取更大份額的機會。
5G網路不僅僅是通信網路,更是未來數字世界的關鍵基礎設施。大規模天線陣列、超密集組網、新型多址技術、全頻譜接入技術、新型網路架構等多種技術融合,更需要把各種備選技術拿到國際平臺上討論,凝結全球智慧,在標準上達成一致,實現真正的全球標準。
進一步,讓萬物互聯成為現實,落地到無人駕駛汽車、智慧設備、機器人等領域更需要全球的分工合作,産業鏈更需要合縱連橫,技術、産業、應用等方面的合作需要更加深入。尤其是産業鏈比較長的物聯網,針對工業等應用場景所制定的完整5G解決方案,需要融合各類硬體設備提供商、運營商、模組廠商、雲服務商以及行業應用企業等,每一個生態要素都缺一不可。
相互賦能,撬動5G新動能
根據愛立信的5G潛力報告,到2030年全球5G消費者市場規模可能達到31萬億美元。5G可觀的前景和“錢景”,帶動了更多的産業鏈企業佈局全球化。移動終端市場是面向全球的市場,而不是單一的中國市場或局限于某個地區的市場。
三年前的2018年1月,高通聯合中國合作夥伴在北京發佈“5G領航計劃”時曾提出一個目標,即在全球實現5G商用的時候,每一個商用國家和地區都能夠看到中國廠商的身影。“經過三年的努力,我們取得了突出的成績,使得中國的5G終端作為首發産品出現在了海外主要的5G市場。比如説,OPPO與歐洲運營商沃達豐達成了戰略協議,目標是與沃達豐大約3億的用戶展開闔作;一加的終端産品也進入了T-Mobile和Verizon這類美國主流運營商的市場;目前小米全球的營收裏也有一半是來自海外市場。”孟樸説。
向C端市場要效應,向B端市場要效益,已經成為5G發展的共識。儘管三大運營商圍繞5G的行業試點應用已經開展了上千個,但多集中于示範層面,政策熱、行業冷,仍是擺在此前從未在行業市場上積累過豐富經驗的運營商和5G産業鏈面前的問題。
IDC中國高級研究經理崔凱稱,IDC之前曾調研過行業企業為什麼上5G。調研結果顯示,大部分企業上5G的第一原因是有政府補貼,第二原因是出於自身的數字化轉型需要,希望嘗試新的技術,解決業務上的一些痛點。第三個原因則是希望借5G能力真正提升自己的市場地位,真正成為數字化企業,甚至成為行業內的技術賦能者。
“現在,一些港口、鋼鐵企業、煤炭企業,已經真正享受到5G的先進和便利。兩年來運營商在各個行業持續探索,R16版本今年將實現商用,可以預見,2021年將會有更具商業價值的5G應用場景出現。”崔凱説。
崔凱特別提到,根據工信部《2020年通信業統計公報》顯示,2020年,電信行業移動數據及網際網路業務實現收入6204億元,比上年增長1.7%。此外,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慧等新技術,大力拓展新興業務,使固網業務的收入也在快速增長。2020年,固定數據及網際網路業務實現收入2376億元,比上年增長9.2%,其中,數據中心業務、雲計算、大數據以及物聯網業務收入比上年分別增長22.2%、85.8%、35.2%和17.7%。這些數據説明各個企業在加大針對數字化技術的投入,從側面也反應出中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在加速。
“5G不一定能滿足企業所有的數字化應用場景,但一定可以打開企業對於以5G為代表的數字化技術的新認知,讓企業發現一個泛在的固移融合的網路平臺,能夠讓行業發展充滿更多的可能性。除了掌握生産經營數據,提高生産效率,更可以利用新的聯接技術,與客戶實時互動,創造出新的商業模式和業務收入。”
“中國移動在全球率先成立了5G聯合創新中心,也是希望聯合各行業合作夥伴共同進行5G應用的探索和孵化。”中國移動研究院副院長黃宇紅提出。
各行各業都具有行業專屬的知識領域,不可能完全依靠一家或者少數幾家公司支撐起相互賦能的模式。孟樸認為,相互賦能,才能一起成就更多創新。隨著5G進入垂直市場,會為那些聚集不同行業專業知識及經驗人才的服務公司帶來很多新機會。
高通公司在2020年7月聯合二十多家合作夥伴,共同發起了“5G物聯網創新計劃”,從終端形態創新、生態合作創新及數字化升級創新三個維度打造豐富的5G行業終端體系,實現各行業從1到n的規模效應,為5G的規模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在高通“5G物聯網創新計劃”下,移遠通信能夠獲得前沿技術支援,可以將5G提供的高速率、高可靠、低時延等能力快速帶給行業應用,從而激發5G創新和應用,也可以更加準確地把握5G物聯網行業需求,準確定義和交付符合各種行業應用需要的模組産品。“無論客戶來自何種行業,在模組上我們都能提供一款貼近其需求的5G産品。”移遠通信錢鵬鶴董事長説。
現在,基於高通驍龍X55 5G數據機及射頻系統的5G物聯網終端已覆蓋5G超高清直播背包、機器人、工業網關、CPE等多個品類,應用於新聞直播、疫情防控、遠端教育、工業巡檢等十多個場景,創造了積極的社會效應和經濟效益”。可以看見的是,2020年疫情期間,高新興機器人用6天時間就為其5G防疫機器人增加了人體測溫功能;TVU Networks推出的5G+4K超高清直播背包為中國珠峰高程測量提供了直播支援;奧維視訊推出的5G+超高清融合通訊系統,以超高清視頻傳輸技術,開始在教育、醫療和工業巡檢中應用;宏電的5G工業智慧網關已應用於無人巡檢機器人、AGV倉儲機器人、無人天車遠端控制、智慧工廠運維等領域……
全球合作,破局發展障礙
“3G追趕,4G並跑,5G趕超”,在5G時代與世界保持同步甚至趕超的中國,也遭受著處於行業前沿所面臨的陣痛:5G網路建設投入大且回收期較長、5G快速融入千行百業存在一些技術和成本難題、5G與互補性技術融合創新能力不足、5G應用領域複合型人才相對缺乏等等。
黃宇紅特別提到,不同行業的場景、需求差異較大,需要定制化解決方案,這就導致應用推廣的過程比較複雜,而且,5G産業成熟必定需要一個過程,初期網路成本、功耗等也會較高,網路性能、新應用培育和規模商用都需要逐步推進。”
黃宇紅表示,從2019年6月5G發牌至今,國內5G發展總體上仍屬於起步期。中國雖然初步實現了5G引領的目標,但中國引領全球,也意味著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參考,需要承擔帶動技術、産業走向成熟的責任。
工信部圍繞如何激發5G發展新動能也推出了“硬招”:
一是提升網路供給能力,並加強行業5G專網模式創新,推動5G虛擬專網建設落地,加快行業網路覆蓋和應用規模化發展;二是積極構建應用産業生態,加快智慧製造、車聯網、醫療等重點領域深度應用,探索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商業模式;三是深入開展國際交流合作,持續推動完善5G全球統一標準,在技術、標準、産業等多層面的國際合作之外,更強調在應用方面加強合作,開展優秀應用案例共用,共同探索商業模式。
“5G的成功需要全球合作、形成合力,在全球形成規模應用和可持續發展。”黃宇紅稱,中國移動還將繼續依託ITU、3GPP、GSMA、NGMN和GTI等平臺,從推動頻譜統一規劃應用、加速SA成熟落地、推動多模多頻全球通5G成熟、構建5G+DOICT國際産業生態、面向5G演進和6G等前沿資訊技術開展更多合作、助力我國資訊通信産業高品質走出去等幾個方面加強全球合作。
“中國加快構建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際國內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既要做大國內市場,也是要擴大開放。”孟樸稱,高通公司作為一家在中國經營20多年的跨國企業,天然地處在“國內國際雙迴圈”發展的結合部。無論外界環境如何變化和複雜,高通一直以實際行動扎紮實實地支援中國客戶與夥伴在歐洲、北美和東南亞市場進行市場開拓、運營商合作,為打造國內國際雙迴圈並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發揮著積極作用。
錢鵬鶴著重提到,在中國企業海外市場拓展中,本地化非常關鍵,一個非常成熟完善的本地化行銷網路、技術支援網路以及國際化的研發中心,不僅能夠幫助國內客戶向全球推廣,還能夠高效地將國內的5G創新應用、領先經驗輸出到海外並實現落地。在政策方面,他還建議,幫助企業提高風險防控的能力,拓展融資渠道;完善和落實好鼓勵企業科技創新的有關政策,使更多的企業願意增加研發投入,提升創新能力,增加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不僅能走出去、走進去、走上去,還能走得更高、更遠、更廣。
除了終端産品的國際化佈局,崔凱還建議,中國電信市場的開放也可以從一些適合的需求點上先行探索,可以對一些特定場景、業務領域、技術標準先進行開放,國內國際企業、産業鏈企業間進行合作嘗試,建立起彼此的信任,進而可以更深入地擴大5G合作。
“對全球而言,中國不管是人口數量還是經濟體量都非常龐大,所以中國5G發展得快、發展得好,對全球5G發展都有巨大的帶動作用。”孟樸的這句話點出了5G“朋友圈”的關鍵:開放合作能夠促進5G規模化部署,讓其成為迄今為止電信史上速度最快和使用範圍最廣的一代通信技術,造福全人類。（張銘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