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0月8日17時45分，瑞典皇家科學院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宣佈，將201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羅·羅默（Paul M. Romer），以分別表彰其他們在氣候變化與技術創新的貢獻。

　　威廉·諾德豪斯，從1967年起，他一直在耶魯大學任教，並在1973年被聘為終身教授。 現任耶魯大學惠特尼·格裏斯伍爾德經濟學教授和考爾斯經濟學研究基金會理事。諾德豪斯教授在耶魯大學主講經濟學原理課程。諾德豪斯是美國最有影響的50名經濟學家之一，全球研究氣候變化經濟學的頂級分析師之一。

　　保羅·羅默曾任斯坦福大學教授，目前為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他被認為是經濟增長方面的專家，是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他被《時代雜誌》選為1997年美國最具影響力的25人之一。

　　在之前的諾獎經濟學獎的預測中，這兩位經濟學家獲獎就是熱門，最終獲獎可謂是眾望所歸。錢報記者也在第一時間採訪了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潘士遠教授和浙大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自斌副教授，請他們解讀了這兩位大咖為什麼獲獎，他們的研究理論對普通人又有什麼意義？

　　創新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動力

　　他獲獎秘籍就是企業是技術進步最大推動力

　　“對於諾德豪斯能否獲獎，我一直不敢確定，但對於羅默一定能夠獲獎的信念，我是24年前就確定了的。”浙江大學副校長羅衛東在諾貝爾經濟學獎頒布的第一時間，就在朋友圈發了這樣一條動態。

　　“羅默獲獎可謂是實至名歸，他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是宏觀經濟學裏面最重要的理論之一。”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潘士遠教授告訴錢報記者，他現在給博士生安排的課程中，一半時間都在講內生經濟增長理論。

　　1987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長理論是現代增長理論的基石，它描述了一個完全競爭的經濟、資本和勞動投入的增長引起産出的增長，而新古典生産函數決定了在勞動供給不變時，資本的邊際産出遞減。這一生産函數與儲蓄率不變，人口增長率不變，技術進步不變的假設結合，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一般動態均衡模型。這也就是經濟學中的外生增長理論。

　　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

　　而保羅·羅默在1986年的《收益遞增經濟增長模型》中提出了自己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他認為知識和技術研發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在模型中，他將社會生産劃分為研究部門，中間品生産部門和最終生産部門。羅默的模型較為系統地分析了知識與技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他突出了研究與開發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有其實際價值，這與事實相符。但是其存在的主要缺陷是沒有研究初始的人力資本狀況和對人力資本總量的不變的假定。

　　“內生經濟增長模型認為，技術進步的最大推動力是企業，是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結果。”潘士遠教授表示，在內生經濟理論的模型中，技術具有正的外部性。根據羅默的內生增長思想，發展中國家為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重要的是具備一種使新設計或創意能産生和使用的機制，這就要求政府政策的制定必須重視教育發展和科技投入、激勵和保護創新，尤其是智慧財産權保護。

　　羅默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承認知識能提高投資收益，從而説明瞭一定時期內投資收益率的現象和各國經濟增長率的非收斂性及長期收益增長的原因。它承認投資促進知識積累，知識又刺激投資，形成一種良性迴圈，從而得出投資的持續增長能永久性提高增長率的結論——這曾是傳統理論一直否定的觀點。

　　在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除了列入資本和勞動這兩個生産要素以外，還有另外兩個要素：人力資本、技術水準。模型中所列入的勞動是指非熟練勞動，而人力資本則指熟練勞動，人力資本用正式教育和在職培訓等受教育時間長度來表示，這樣，就把知識或教育水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考慮進去了。

　　1990年，羅默又給出了第二個模型，其中假設有三種投入：資本、勞動、技術，經濟中有兩種類型的部門：研究部門、最終産品部門；研究部門的投入是勞動力的一部分和已有的知識存量，産出是新技術；資本的變動反映為儲蓄下來的總産出。

　　保羅·羅默（Paul M. Romer）

　　憑藉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羅默最終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潘士遠教授還告訴記者，在某種程度上，羅默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其實是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2.0版本，因為它是在新古典主義關於外生技術進步的增長模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DICE和RICE氣候變化模型讓他獲得諾獎

　　他的研究方向是環境經濟學

　　“諾德豪斯的研究方向是資源環境經濟學，倡導經濟綠色發展，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理唸有很大的借鑒意義。”浙大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自斌副教授表示，諾德豪斯自2009年起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熱門人選，他是資源環境經濟學的先驅，學術貢獻很大。

　　隨著全球變暖、氣候異常頻發，以及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經濟發展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環境經濟學開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但遠在環境經濟學成為顯學之前，諾德豪斯教授早已開始致力於環境和經濟之間互動關係的研究。

　　在諾德豪斯教授看來，環境變化和人類的經濟行為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繫。如果將目前的一些環境指標視為一個“存量”，而人類的經濟活動則會産生一個讓環境變動的“流量”。顯然，隨著“流量”的逐漸引入，“存量”將會産生變動，這就是我們觀察到的環境變化。在建立了這個框架後,諾德豪斯教授就可以借鑒宏觀經濟理論中用來分析該類問題的標準手法，在人類理性決策的假設前提下，分析人類行為對環境造成的變化。

　　諾德豪斯教授先後建立了“區域氣候和經濟綜合模型（RICE）”模型和“氣候和經濟動態綜合模型（DICE）”模型。利用這兩個模型，諾德豪斯等人詳細分析了碳排放對於生態系統和經濟社會的影響。這一系列的工作為碳減排的經濟和環境政策提供了優化的路徑選擇。

　　“根據這個模型可以更好地預測氣候變化造成的經濟和社會影響，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可行的路徑。”張自斌副教授告訴錢報記者，之前的很多經濟模型中，很多都只考慮GDP，而沒有考慮經濟增長對環境和資源的破壞，這也是以GDP度量經濟的缺陷之一。

　　1972年,諾德豪斯提出了“凈經濟福利指標”。和傳統GDP核算中“做加法”的邏輯不一樣，凈經濟福利指標在“做加法”的同時，也“做減法”。其主要思路是，將環境污染列入考慮之中。國家制定出每一項污染的允許標準，超過污染標準的，列出改善所需經費，將這些改善經費從GDP中扣除。同時，凈經濟福利指標還加進去被忽略的家政活動、社會義務等經濟活動。諾德豪斯的研究啟發了後來眾多經濟學家們的思路，一系列新的衡量經濟活動的指標被陸續提了出來。在“綠色GDP”概念盛行的今天，他作為這一概念的先驅,應當被人銘記的。

　　“諾德豪斯教授的理論契合了中國現在的綠色發展理論，不論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還是美麗中國、美麗鄉村建設等，都是諾德豪斯資源環境經濟學的應用。”張自斌教授告訴錢報記者，現在浙大的資源環境經濟學在國內也是比較有優勢的學科，目前有人口資源經濟學、氣候變化經濟學、能源經濟學等二級學科，在國內處於領先位置。

　　其實，諾德豪斯教授對於中國的讀者來説並不陌生。他是薩繆爾森的經典教科書經濟學最新版本的合作者。按照薩老的説法，他自己年事已高，但希望他的教科書可以常葆青春，因此他需要有一位優秀的合作者來幫助他繼續修訂這部巨著。經過仔細物色，薩老最終決定由諾德豪斯教授來充當這個光榮的角色。於是，諾德豪斯教授的大名,也就隨著這部經濟學巨著的引入，而被中國的讀者所認識和熟悉。不過，雖然諾德豪斯教授的名字早已被廣大讀者所熟識,但其主要的學術貢獻卻很少被國內讀者知曉。

來源： 浙江線上    | 作者：張雲山 章咪佳    | 責編：汪傑菲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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