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六，帶著元宵佳節的慰問，中共浙江省委書記車俊調研了部分在杭金融機構，並出席了金融工作座談會。

　　正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

　　新年伊始，省委書記即馬不停蹄地奔赴于金融機構和企業一線，為的是實實在在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加強金融服務民營企業的決策部署;為的是全面落實中央和省委經濟工作會議精神。

　　顯然，實施“融資暢通工程”，推動解決民營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對於民營經濟大省的浙江來説，意義深遠。

　　事實上，自習近平總書記“兩個毫不動搖”的講話發表以來，浙江省就大力優化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總體的融資環境。截至去年10月末，浙江民營企業貸款年初增量是上年同期的3.5倍，普惠口徑的小微企業貸款也是上年同期的2.6倍。

　　在此基礎上，浙江省于去年12月對外宣佈：將設立浙江省級支援民營企業的資金(基金)，三年合計在400億元以上，按照省市縣聯動的要求，預計可帶動市縣政府聯動投入600億元以上，從而形成千億各級政府性資金。解決民企融資難融資貴，浙江可謂“不遺餘力”。

　　但為什麼民營企業仍然叫“餓”，小微企業依然喊“渴”?

　　這一方面緣于資金的供不應求、“僧多粥少”;另一方面則在於民企融資，的的確確存在許多瓶頸。比如，作為融資工程供給端的金融機構，就存在著“不敢做、不願做、不會做”等現象。

　　所謂“不敢做”，是在不良貸款率等考核機制導引下，因為對風險把控能力的擔心，而“心有餘悸”。

　　“不願做”，是相比于服務大型國企的“事半功倍”，服務民營及小微企業則是“事倍功半”，經濟上“划不來”。

　　“不會做”，則是“無處下手”，難以發現更多更好的初創型、成長型企業;還有“無可奈何”，就是無法突破某些僵化的制度框框等。

　　筆者試著從融資問題的供給端和需求端兩個維度來探一探“融資暢通工程”的“清淤”之道。

　　從供給端看，首先當從金融機構的戰略層面來解決，變“不敢做”、“不願做”為“自覺做”、“主動做”。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已經成為中央工作的重點，硬碰硬地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是政治意識、政治擔當、政治能力的表現。有了這樣的戰略定位，金融機構就會在績效指標體系中增設“兩小”企業考核指標;國家銀保監會所提出的商業銀行對民企貸款要實行“一二五”的目標才有可能逐漸實現。

　　當然，考核機制還要有具體的配套條款。比如在績增設“兩小”企業考核指標的同時，對經營機構及其負責人可按“盡職免責”原則，建立不良容忍管理機制，打消一線業務人員對小微貸款“不敢做”的顧慮。

　　其次，是創新服務，從金融機構的技術層面來解決，變“不會做”為“擅長做”。

　　所謂“變不會為擅長”，無他，唯産品與服務的創新也。在産品與服務創新方面，深入一線的浙江省委書記還給金融機構支了好多招。比如，推廣年審制、無還本續貸、迴圈貸、“買方信貸”等方式;溫州銀行、浙商銀行等更是推出了商標權、專利權質押貸款等，可謂創新多多。

　　而萬千創新，利用金融科技之便，提高信用貸款比重;以及善用民間資本、撬動社會資金才是更為長遠的辦法。比如螞蟻金服，依靠科技創新打造“3分鐘申請、1秒鐘放貸、0人工干預”的服務小微模式，就展示了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量。

　　而要保證融資總量和增量的穩定增長，明顯擴大市場主體覆蓋面，更重要的在於融資渠道的增加，以及融資模式的拓展和社會資本的撬動。去年11月，《浙江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援工具合作協議》的簽訂，使浙江成為全國第一個簽署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援工具三方合作協議的省份。這預示著浙江融資渠道的不斷擴展。

　　眾所週知，金融機構並非慈善機構;也非政府部門。政治擔當也好，社會責任也罷，最終還是要有效益。金融服務經濟，最根本的目的在於促進經濟的發展，並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幫助自身的發展壯大。

　　換句話説，要有供給，首先要有好的需求方。如是，金融與實體經濟，才有“投桃報李”的良性互動。

　　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經濟興，金融興;經濟強，金融強。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從浙江來説，浙江金融好，也只能建立在浙江經濟好的基礎上，只能建立在浙江民營經濟好的基礎上。只有當浙江經濟走上高品質發展軌道，使浙江民營企業發展更健康，才能使金融機構發揮更大的主觀能動性。

　　於是，回到需求端來看，提升融資企業的自身價值與發展後勁才是根本。

　　事實上，小微企業的發展，資金並不是第一位的。總體上看，小微企業遵循著從“內源融資”、“股權融資”到“債券融資”的發展順序。早期主要依靠自有資金或民間借貸;隨著企業成長和信用記錄增加，才有後面的銀行貸款或者引起VC、創投的興趣，甚至發債融資。

　　從這個角度講，民企和小微企業融資難，歸根結底在於民營經濟發展出現了困難。所以，幫扶民企發展，在解決融資問題之外，還要著力解決降稅減成本等問題。

　　曾有報道稱，聚焦於民企發展，浙江著力在創新、融資、用工、用地、降成本、走出去、産權保護、公平競爭、市場退出和訴求表達等十方面，推出了進一步創新政策舉措，加大工作力度。比如，在創新方面，針對我省民營企業以傳統製造業為主，企業規模小、研發投入不足、創新能力弱等問題，提出要推進“三工程、一平臺、一創新”，“三工程”即實施智慧化技術改造提升工程、産業關鍵核心技術攻堅工程和中小微企業競爭力提升工程;“一平臺”即支援民營經濟創新平臺建設; “一創新”即通過政府採購、建設工程招標引導民營企業開展産品創新。

　　是的，激發市場活力、調動企業的內生力量，是浙江各級地方政府的共識。誠如浙江省長袁家軍所強調，各地要圍繞“四大”建設、鳳凰行動等重大戰略實施和重大項目落地，持續加大對創新型企業、科技型小微企業支援力度，加快培育一批“專精特新”的“單打冠軍”“隱形冠軍”;要突出改革創新的聯動性，紮實推進金融綜合改革試點，充分激發民營企業高品質發展活力。

　　如此，地方政府的部署與吆喝，只充當了 “店小二”與“急郎中”，而非“越俎代庖”。短期，為民營經濟增氧、造血、強體，切實增強民營企業的獲得感，提振民營企業家的發展信心。長期，進一步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促進民營經濟品質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如此，浙江的經濟與金融，終將迎來“郎有情妾有意”的良性互動。

　　而筆者希望看到的是：來自四面八方，擅長投行業務的金融機構，如辛勤的蜜蜂，款款而來，飛舞在浙江民營經濟的萬花叢中，釀製出中國經濟香甜誘人的佳蜜。

來源： 新藍網    | 作者：    | 責編：徐立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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