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輕農民負擔是黨在農村的一項長期基本政策。多年來，浙江始終保持農民減負高壓態勢不放鬆，每年定政策、落責任、搞督查，多管齊下查處加重農民負擔行為，有力促進了全省“三農”事業健康發展。
出新政，高壓減負
為農民減負，浙江創造了諸多率先：
2002年，取消屠宰稅、農業特産稅、鄉統籌費等政府性收費。
2004年，對種植油糧作物的農民免征農業稅。
2005年，全面停止徵收農業稅。
2006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強調：堅持“多予少取放活”，不斷增強“三農”的自我發展能力，增加“三農”投入、減輕農民負擔、創新發展模式，充分調動農民積極性、創造性，不斷提升農業綜合生産能力、農民創業致富能力和農村可持續發展能力，這是科學發展強“三農”的基礎條件。這為浙江農民減負工作明確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2009年，浙江在全國率先出臺《浙江省建立預防和控制農民負擔反彈的實施意見》，建立“八大機制”，嚴防農民負擔反彈。
2011年，浙江就統一規範全省村級公益事業籌資籌勞及財政獎補工作，出臺了專項規定；建立向村級組織收費審核和村級向農民收費申報制，並將鄉鎮“三資代理中心”作為農民負擔監管的“監視器”。
2014年，出臺加強村級非生産性開支監督管理的意見，進一步遏制村級組織開支不規範問題，減輕村級組織負擔。
近年來，浙江各地抓減負越來越細化、具體化。最近3年，浙江開展對村級組織、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亂收費等專項清理，共清理收費項目28個，減輕農民負擔超過了4800萬元。
促增收，消薄減負
松陽發展茶園觀光業促農增收
“民富村窮”是浙江許多農村發展遇到的新瓶頸：村級運轉經費靠“補”，公益事業發展靠“捐”，基礎設施建設靠“要”。調查數據顯示，到2016年，浙江省村均集體經濟收入達130余萬元，但發展嚴重不均衡，當年集體經濟收入在10萬元以下的村仍有6920個，佔全省總村數的近四分之一。而另一方面，村級集體經濟支出則明顯提高，以致村級負債率居高不下。
對此，浙江提出“用增收促減負”。2017年，浙江啟動實施“消薄”三年行動計劃，當年省財政拿出1.55億元專項資金，加強對重點縣集體經濟發展項目的幫扶支援，帶動各級共投入28億元用於“消薄”。
截至2018年底，浙江6920個省定集體經濟薄弱村中，已有6171個村達到年收入10萬元且經營性收入5萬元以上，完成三年“消薄”總任務的近九成。
正風俗，文明減負
永嘉文化禮堂民俗婚禮
非親人員隨禮不超過100元；婚嫁雙方合辦婚宴的，宴席桌數不超過30桌，單方操辦的，不超過20桌；其他喜事不超過5桌，喪事不超過20桌……2018年，麗水市政府發出的這份關於開展婚喪喜事陋習治理工作的通告，在社會上引發不小反響。
浙江將農民減負工作延伸到破除陋習、發揚新風等領域，引導村民從比排場、講氣派，到比文化、曬家風，移風易俗減輕“人情負擔”。
青田縣仁莊鎮提出喪事簡辦的量化標準，組織當地僑領簽下辦喪從簡承諾書，給村民樹榜樣；成立紅白理事會，提供公共服務，解除後顧之憂。普通家庭辦場喪事最低可節省3萬元。
天臺縣白鶴鎮83個村都制定了移風易俗的村規民約，減少辦酒桌數、拒絕高價功能表、引導文明新風……一年下來，減輕農民負擔超過千萬元。
農村文化禮堂是浙江推出的一項民生工程。近年來，婚禮放在禮堂辦已蔚然成風。各地因勢利導：有的地方規劃先行，將婚禮需求的場地空間，以及燈光、音響等設施裝備，納入文化禮堂的規劃設計方案；有的地方在文化禮堂推出花轎迎親、拜堂合禮、吃合歡餃等一系列傳統儀式，既融入傳統文化，又體現現代元素，深受年輕人喜愛。
來源： 《今日浙江》雜誌 | 作者：蔣文龍 朱海洋 | 責編：林雙桑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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