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浙江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統一，最大限度凝聚“草根力量”，引導多元共治，探索出一條群眾積極參與、共同受益的基層善治之路。
做實網格基層治理更精細
路橋區螺洋街道“五老”黨建聯盟成員宣傳治水
每天早上7點半，嵊州市崇仁鎮三村的專職網格員陳偉東會準時出現在村道上。他每天巡街不少於3公里，時間不少於4小時，風雨無阻。“從安全生産、環境衛生，到村民間雞毛蒜皮的鄰里糾紛，都要負責協調處理。”
在浙江城鄉，活躍著眾多像陳偉東一樣的網格員，被群眾親切地稱為“移動探頭”。早在2007年，浙江就開始推行“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2016年全面推進全科網格建設，將分散的社會管理服務事項統一納入“一張網”，打破部門壁壘，提高綜合治理能力。
桐鄉濮院外來人口高密度聚居，基層治理難度大。濮院鎮建立“社會治理綜合指揮室”，190名專職網格員牢築平安防線。全鎮刑事警情同比下降22.3%，消防警情同比下降11.5%，群眾安全感滿意率同比提高3%。
台州路橋628位專職網格員帶出了6000多名兼職網格員隊伍，上報資訊基本實現1天內受理、5天內辦結。
嘉興南湖整合廣泛吸納企業家、鄉賢、專業社工、民兵預備役、網路意見領袖等社會力量組成“網格服務團”，凝聚起基層自治的更大合力。
目前，浙江共劃分了7.08萬個網格，配備23.4萬名專兼職網格員。他們集資訊採集員、政策宣傳員、矛盾糾紛調解員、社會事務管理員、網格居民服務員、社情民意聯絡員于一體，成為基層一線最為活躍的“平安細胞”。
多元共治構建善治新格局
吳興區織裏鎮“平安大姐”工作室
2017年，湖州織裏鎮一家童裝企業因經營不善面臨倒閉，企業主全家“消失”，20多名工人的40萬元工資沒了著落。幸好公益社會組織——“平安大姐”工作室及時介入，最終説服企業主變賣企業設備和個人資産付清工資，化解了這場糾紛。
“平安大姐”是浙江各地創新群眾工作方法，發動並引導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鮮活樣本。據統計，目前全省有社會組織5.3萬個，平均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數9.3個，在矛盾化解、社區矯正、幫扶救助、慈善公益等領域發揮積極作用。
為使社會組織參與基層治理更專業、有效率，諸暨市楓橋鎮試點村級社會組織標準化建設，在楓源村建立“5+X”的社會組織架構。“5”是鄉賢參事議事類、鄉風文明類、鄰里糾紛調解類等五大類社會組織，“X”則指各類個性化團體。“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形成矛盾調解的‘品牌效應’。”楓源村村委會主任駱根土説。
楓源村鄉風文明理事會就是村中的“品牌”社會組織。它由各自然村有威望的村民、紅白喜事中各項業務負責人及村幹部等組成，引導村民破除陳規陋習。“如今，村裏婚喪嫁娶等活動中的‘人情風’遏制了很多。”理事會負責人駱汝霖説。
由民做主民生實事得民心
吳興區妙西鎮龍山人大代表聯絡站
“村裏衛生站還是30年前建的，現在都成危房了，建議鎮裏修一下。”
“家裏操辦紅白喜事，廚師沒資質，吃的菜沒保障，建議政府管管，至少發個衛生證。”
2018年10月12日，湖州市吳興區妙西鎮龍山人大代表聯絡站裏，6位市、區、鎮人大代表集體接待選民，徵求明年的民生實事項目建議。
2017年，湖州舉辦了313次這樣的代表進聯絡站活動，徵集到民生項目線索2305條。浙江在全省推行民生實事項目人大代表票決制，將民生實事項目的徵集、決定、監督、評價等諸多環節引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軌道，讓政府決策由“為民做主”變為“由民做主”。
2018年初，寧波鄞州區人代會票決的“雪亮工程”項目，按計劃應新建改建視頻監控4841個，但區人大常委會在動態監督中發現，實際建設調減了218個。相關部門後來及時做出調整，在原有計劃數量基礎上再有所增加。
鄞州區人大常委會主任楊慧芳説，該區建立“1+1+N”動態監督，每個票決通過項目由1名區人大常委會領導帶隊，1個區人大常委會相關工委對口聯繫，若干個鎮(街道)代表小組參與，對每個項目進行全年動態監督，確保民生實事“不走樣”“不變形”。
截至2018年6月，浙江實現民生實事項目人大代表票決制的市、縣、鄉三級全覆蓋，共提交候選項目8815個，實際票決通過項目7024個，累計投資額3449億元。
來源： 《今日浙江》雜誌 | 作者：岑文華 | 責編：趙曉霞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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