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從資源小省發展成為經濟大省，靠的是靈活的市場機制，政府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這是對浙江市場化進程中“有效政府”角色定位的最好寫照。

 

　　浙江“有效政府”的演進軌跡

 

　　改革開放40年來，浙江政府角色及行為模式經歷了一個持續不斷的變革歷程，呈現出鮮明的“順勢而為”的演化軌跡。

 

　　▲ 市場體系發軔期（1978—1992年）

 

　　浙江“有效政府”角色及行為表現為默許與放任

 

　　改革開放之初，浙江地方政府以默許、無為、放任的行為策略，最有效地釋放出了區域工商文化傳統的活力，為市場主體的培育提供了最為寬鬆的社會環境，有效地發揮了政府培育、孵化市場主體的功能。

 

　　▲ 市場體系擴展期（1993—2002年）

 

　　浙江“有效政府”角色及行為表現為扶持與引導

 

　　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改革目標，浙江地方政府全面推廣地方性的市場經濟發展經驗，促進區域市場體系由此進入迅速擴展階段。從省委、省政府出臺促進個私經濟發展的“四個不限”“四個有”的政策規定，到市縣層面“放心、放手、放開、放膽”之類的政策實施導向，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公開、大膽地提供最有利的政策支援。同時，浙江以最快速度完成鄉鎮集體經濟和國有小企業的市場化改革。

 

義烏第四代市場——篁園市場

 

　　市縣政府借鑒溫臺、義烏等地經驗，積極推進各種專業市場的建設，形成了專業市場在全省遍地開花之勢，以市場化、民營化為特色的“溫州模式”由此演變、擴展為全域化的“浙江現象”。

 

　　▲ 市場體系規範期（2003—2012年）

 

　　浙江“有效政府”角色及行為表現為校正與服務

 

　　世紀之交的浙江進入市場體系升級的關鍵時期，以習近平同志主政浙江、制定和實施“八八戰略”為標誌，浙江進入了通過更好地發揮政府的積極作用，重新調整政府與市場關係，實現經濟社會模式全面轉型升級的重要階段。從區域發展的戰略佈局高度，將推動浙江模式的全面轉型升級確立為改革發展的主線，進而以“活力浙江”“綠色浙江”“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等戰略部署，來充分發揮政府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引導作用，把政府職能切實轉換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上來，努力建設服務型政府、法治政府。

 

杭州網際網路法院

 

　　服務型政府成為政府角色轉型的基本目標定位。各級地方政府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率先初步建立覆蓋全省城鄉的社會保障網路體系，政府的公共服務功能得到明顯增強。全面深化政府自身改革，通過精簡政府機構，推進鄉鎮“撤擴並”改革，實施第三輪強縣擴權改革等，有效地降低了行政成本；全面推廣行政服務中心模式，通過改造行政流程，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全面實施“信用浙江”和“法治浙江”建設，努力規範政府行為，健全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體系，全省普遍建立旨在規範政府的事權、財權、人事權的行政服務中心、招投標中心、會計核算中心、經濟發展環境投訴中心，市場經濟運作的外部環境得以進一步優化。

 

　　▲ 市場體系完善期（2013年至今）

 

　　浙江“有效政府”角色及行為表現為規範與治理

 

　　浙江堅定不移沿著“八八戰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以政府自身改革為突破口，在全國率先全面推進“四張清單一張網”“最多跑一次”改革，成為審批事項最少、管理效率最高、服務品質最優的省份之一，把政府管理模式改革推向了新的高度。

 

　　特別是從2016年12月開始，浙江緊緊圍繞讓老百姓和企業有更多獲得感，用老百姓“去政府辦事方便不方便”來確立政府自身改革的價值取向，實施“最多跑一次”改革。2017年，省級“最多跑一次”事項達到665項，設區市本級平均達到755項，縣(市、區)平均達到656項，全省“最多跑一次”實現率達到87.9%，辦事群眾滿意率達到94.7%。

 

嵊泗縣“最多跑一次”辦事窗口

 

　　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動各領域改革，浙江形成層層倒逼、層層遞進的自我強化機制，全面深化政府職能轉變、行政流程變革以及大部門體制改革，形成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完整路線圖。

 

　　浙江“有效政府”的內生演進邏輯

 

　　作為一種比較典型的內源式發展模式，浙江模式的發展演變過程比較清晰地呈現出了市場體系發育、社會組織成長與政府角色調適的互動邏輯。

 

　　▲ 政府與市場體系的互動

 

　　有意識地收斂對民營經濟發展的行政干預。這種行政干預最小化的開明政府，為區域市場經濟的發軔，特別是民間市場主體的成長，提供了特定制度和意識形態條件下最為有利的發育環境，形成了浙江獨特的“大眾化創業”和民有、民營、民享的“老百姓經濟”發展格局。創業大軍，繼而緩解了地方政府直接組織經濟建設的壓力，這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強勢介入經濟過程的衝動。

 

　　浙江區域經濟發展對體制外經濟增長的高度依賴，賦予了各級政府對市場主體和民眾所表達的制度創新需求特有的敏感性。地方政府在“藏富於民”、最大限度抑制對民間財富的過度汲取的同時，充分發揮市場主體在制度創新中的“第一行動集團”的作用，努力將民間力量衝破舊體制的實踐經驗轉化為區域性制度安排，進一步鞏固了浙江在市場經濟發展上的體制機制優勢。

 

　　▲ 政府與社會組織的互動

 

　　以民間商會、行業協會為代表的社會自治組織的自我約束、自我管理功能，及其在制定行業規劃、溝通政府與企業、參與公益性社會活動、提供替代性公共服務等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有效地承接了政府轉移出來的相關社會管理和服務職能。

 

　　各種社會自治組織在表達利益訴求、維護組織成員的合法權益、參與地方公共政策過程等方面的積極作為，也為規範政府行為，限制政府對微觀領域的干預，提高政府行為的公正性等，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 政府角色轉型和政府管理創新

 

上虞便民服務中心

 

　　新世紀以來浙江政府角色調適和政府管理體制機制的創新，廣泛發生在市縣各個層面，涌現出了溫嶺“民主懇談”實踐、上虞便民服務中心、義烏市總工會社會化維權模式、武義縣村務監督委員會制度、杭州市機關“滿意單位不滿意單位”評選等成功的政府創新典型。

 

　　持續深化的政府角色轉型和政府運作機制創新，有效地緩解了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市場失靈現象，而且通過完善公平規範的市場競爭機制，鞏固了浙江市場經濟發展的政務環境優勢，促進了市場體系的擴展和市場的轉型升級。

 

　　浙江的政府角色轉型和政府管理模式創新，並沒有統一的規劃和理性化的整體設計，而是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錯性過程。然而正是這種適應性的調整、創新，決定了政府角色的轉型遵循了“順勢而為”的邏輯。

 

　　推進浙江區域治理體系現代化走在前列

 

　　浙江改革開放40年來市場發育、社會成長、政府轉型的良性互動關係，既發揮了市場和社會在經濟發展、社會治理創新中的重要作用，使浙江始終保持了充沛的發展活力，同時又發揮了政府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階段的重要作用。

 

　　浙江要繼續發揮先行示範作用：

 

　　一方面，要推進“最多跑一次”改革從行政流程創新向政府組織結構創新延伸，深化政府自身改革，促進地方政府治理水準的整體提升。

 

　　另一方面，要根據浙江在法治建設和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上的實踐經驗優勢，積極推進區域治理方式的現代化。浙江在全國率先實施了“法治浙江”這一區域治理法治化的重大戰略，建立起了一整套促進政府管理和基層民主良性互動的機制。浙江應當不失時機地全面加強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建設，努力在區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繼續走在前列。